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有一位“老资格”教师，七八十岁的老人在路上碰到她，都要恭恭敬敬称呼一声“高老师”。

　　高祝琼是郫县（现郫都区）教育的“活历史”，新中国成立前夕就走上了讲台。

　　她孕育了一个教育世家，她、她的二女儿、小女儿，她的外孙女跟随她的脚步，相继加入教师的行列。

　　祖孙三代接力传承，分别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革开放初期以及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教育领域翻天覆地的变化——教室平房变楼房，师生比逐步提高，教师素质和待遇极大改善……

　　“比我好的老师多得很，我个人觉得，当老师，不能耽误孩子。”高祝琼坐在圈椅上，哼唱起《六一国际儿童节歌》，手臂挥舞着打着节拍，向来访的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讲起自己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

　　选择从教

　　1927年的农历七月十五，高祝琼出生在郫县的一户农村家庭，排行老二。幼年，高祝琼家里田地充裕，生活不愁。但自从父亲染上鸦片，把家里的田地当光，又躲进山里继续寻鸦片，此后家里光景便一日不如一日。

　　“我只记得我小学还没毕业，父亲就进山里了，后来死在外地，还是有人递消息过来才知道。我连他最后一面都没见到。”高祝琼说，在父亲离开后，母亲做鞋做帽子，独自拉扯大四个嗷嗷待哺的孩子。

　　尽管经济条件不好，母亲也没委屈高祝琼，供她读小学、初中，后来上了师范学校。

　　“我初中只读了5期，提前半年考上了四川省女子中等师范学校。”高祝琼坦承，其实当初想当老师并非觉得这个职业高尚，而主要是因为师范“免费，还管饭”。学校里，爱好艺术的她在主修语文、数学、常识等课程以外，选修了体育和音乐。

　　1949年年初，高祝琼从师范学校毕业后来到灌县（都江堰旧称）的志诚分校，包揽学校的体育和音乐教学。

　　学校在县城，有操场有篮球架，高祝琼也教得尽兴，还在都江堰放水典礼上，组织学生表演了舞蹈，大唱岳飞的《满江红》。

　　一架脚踏风琴包揽全校音乐课

　　四川解放后，回到郫县的高祝琼生活相对稳定，先后在友爱公社的友爱小学，晨光公社的和平小学（前两所学校均为村小），郫筒二小和郫筒一小任教，直到1982年退休，教龄三十三年。

　　高祝琼印象中，友爱学校“教室都是很矮的平房，远看也就是茅草房的样子，墙是泥巴糊上的”。平房中间空出来的光秃秃的泥巴地就是所谓的操场。打不了篮球，踢不了足球，高祝琼就把体育课内容调整成做操和运动小游戏，孩子们也玩得愉快。

　　在第一学年结束后的暑假，因为会弹脚踏式风琴，高祝琼又被分配到和平小学，一个人撑起了全校的音乐教学。

　　“六月的花儿香，六月的好阳光，六一儿童节，歌儿到处唱……”大叶风扇悬在头顶慢悠悠转着，高祝琼坐在圈椅上，哼唱起《六一国际儿童节歌》，手臂挥舞着打着节拍。

　　这是当年教得最多的一首歌，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她越唱声音越高昂，银白的发丝在盘旋的风中微微起伏。

　　高祝琼回忆，在新中国刚成立的前几年里，百废待兴，学校师资不足，语文数学老师都缺，更别说音体美老师。她一个人教了5个年级（当年小学实行五年制），每天上午四节课，下午两节课，排得满满当当。

　　学校里仅有一架脚踏风琴，是不可多得的“奢侈品”。每节课开始之前，学校工人会帮高祝琼把琴从办公室抬到对应的教室，就这样“班班抬”，学生们唱会了《大刀进行曲》《游击队之歌》等歌曲。

　　高祝琼说，在正常授课之外，当年她和其他老师还要参加政治学习，加上需要备课，早晨天麻麻亮就开始学，晚上人散尽，教师还聚在办公室。

　　据2019年9月发表在西南大学学报社科版上的一篇研究新中国农村教师政策的论文，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为了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党和国家出台的农村教师政策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思想改造是农村教师政策的重要内容。

　　在和平小学教了9年，最后一年的时候，高祝琼已经用嗓过度，还得了白喉。

　　“疼得不行啊！”细菌入侵高祝琼咽喉，她不停咳嗽，喉咙刺痛肿胀，无法再发声。学校找了一个代课老师，结果没到一个月就离开了。

　　高祝琼不得不带着未痊愈的身体回到学校，不能教唱歌后她开始教语文，当起班主任。

　　“家长都爱把孩子往她班上送”

　　“那时候忙得不得了。”高祝琼说，常常是早上天没亮就出门，晚上孩子熟睡了才回家，忙学校就顾不得家里。

　　在和平小学的时候，高祝琼和爱人（四川大学生物系毕业，郫县一中、二中筹办者之一）结识，1953年生下大女儿钟蔓秋，1955年生下二女儿钟蔓芸，1966年有了三女儿钟蔓筠。

　　“从来没把心思放家里。”钟蔓秋心里还有些怨气，她说，小时候母亲一门心思在学校，两姐妹常是自己顾自己，“锅里的饭还有点余温，就舀一坨猪油，滴点酱油拌着吃”。

　　高祝琼也知道女儿委屈，她抬眼看着钟蔓秋，后背挺起往圈椅上靠，双手摊开：“那也没办法啊！”

　　那时，除了日常的教学，高祝琼还和其他教师一样负责“扫盲”，教村民们识字。官方数据显示，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口80%以上是文盲。1952年，快速识字法在全国推广。经过三次大规模的全国扫盲，到1950年代末中国成功扫除文盲近3000万人。

　　有时一天忙下来，高祝琼踩着黑回家，钻进房间，两个女儿早已入睡。

　　在和平小学当了半年的班主任后，1960年，高祝琼被提拔到郫筒二小任教，教一二年级语文，兼班主任。

　　“当时的语文很多都是新东西，培训了半个月，专门学习拼音字母。”高祝琼学得快，上手也快，自己还创新了很多教学方法。

　　钟蔓筠记得，小时候家里有一张长桌子，上面总是摆满了母亲手写的卡片，有的是字母有的是偏旁部首，飘着墨香。

　　“比如我要教提手旁，我就左手拿着提手旁的卡片，右手拿着一叠生字的右半部分，每翻一下就成一个汉字。”高祝琼像当初教学生一样，跟澎湃新闻记者比划着，“比如提手旁和‘爪’组成抓，和‘圭’组成挂，你看，都是提手旁。”

　　在教室后面的角落，高祝琼还开辟了一个“学习园地”，有书，有学生的优秀作文，还有板报，学生们早晨来得早就爱蹲在里面看。

　　因为“负责，教得好”，家长们都爱把孩子往高祝琼班上送。有一年，学校收了三个智力低下的孩子，本来该一个班一个平均分开，但家长们就想高老师教。

　　“最后还是全都到我的班。”高祝琼说，三个孩子有的是先天，有的是后天生了病造成智力低下，“但他们很安静很听话”。

　　“你对他们好，班里的孩子也不会歧视，都一起上课。”她说道。

　　传承：女儿、外孙女“接班”

　　1970年左右，高祝琼调任郫筒一小继续当班主任，直至1982年退休。

　　在其退休之前，二女儿钟蔓芸因为在公社上表现较好，被推荐到彭县师范学院，毕业之后在德源小学教书两年，最后到县教委工作。而小女儿钟蔓筠在母亲退休的次年“接班”，如今教龄甚至已经超过母亲。

　　明年钟蔓筠也即将退休，而交接棒早已交到外甥女杨蕾（钟蔓芸的女儿）手上。

　　祖孙三代，分别见证了不同时期，新中国教育领域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同于母亲经历过的曲折，钟蔓筠在改革开放之初开始从教，当时对教师的学历要求更加严格。钟蔓筠高中毕业后，需要在教师进修学校培训后才能正式上岗。

　　上述论文认为，1978 - 1984 年是乡村教师政策的恢复调整期，聚焦规范农村教师的选拔和管理。这一时期，农村教育秩序逐渐得到调整和恢复，农村教师队伍的建设与管理走向规范，待遇和地位逐步得到提升，整体素质前一期间有很大的改善。

　　此后，随着《中华人民 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的颁布以及国家教师资格认定制度的实施，农村教师 的“专业合格”受到重视。到了杨蕾这一代，随着社会多元化发展以及大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追寻高质量的教育，农村教师政策的价值取向逐渐转为促进农村教师 “高素质发展”。

　　如今，高祝琼教课时的破旧平房，已变成窗明几净的教学楼，师资设备极大改善，但不变的是对教书育人的精神的传承。

　　“父母都是教师，其实对我当老师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我的母亲，她真的非常敬业。”钟蔓筠说，认真教书会有极大的成就感，自己今年53岁了，其实可以半退休状态，但还带着两个班，去年才辞去教研组长的工作。

　　跨越近一个世纪，如今退休了几十年的高祝琼住进郫筒镇第二完小的家属楼里，一切又熟悉又陌生。楼道拐弯处那面墙只到腰间，从上面望出去是二小的操场。高祝琼说，以前啊，二小没有这个操场，一堵围墙把学校和外面的田地全隔开。

　　退休后的闲暇时间很多，特别是老伴去世后，高祝琼常在操场的塑胶跑道上踱步，早些时候，身体好可以走16圈，年龄大了，就减到8圈。她说，旁边的这些楼房教室以前也没有，都是平房。

　　“以前教室里学生少啊，现在都挤满了。”她笑了笑，“但是现在条件好了啊，都是电气化设备，我们用粉笔，灰大。”

　　不当老师的高祝琼身上还能寻着老教师的“惯性”——看见学生拉扯吵嘴，她忍不住会上去把学生劝劝，看着体育课忘带跳绳，被罚站的小孩，她也会从抽屉摸出一根绳子，“救”孩子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