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后真相时代人们在媒介技术发展的赋权下得以进行更加广泛多元的表达与交流，从默不作声的“幻影公众”转变成积极建构生活世界的交互主体。南京晓庄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冯莉博士在《传媒观察》2022年第4期刊文认为，后真相时代的主体认知特点出现了新的框架特征，主体的意向性和具身性不断拓展，同时也会引发事实碎片化拼贴和情感主导真相建构的负面影响。须从尊重公众的主体性并不断提升公众的数字素养和责任意识、积极转变媒体定位和加强服务职能、不断提高行政部门的信息处理和管理能力等方面进行积极应对。
20世纪90年代，“后真相”（post-truth）开始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认知背景。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使人们获取信息、发出声音的渠道更加丰富多元，人们对于事实的内容需求、关注视角和传播方式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同时对获知真相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越来越失去信任。如果说缺乏获取信息的渠道和能力是导致李普曼笔下“幻影公众”听不见、说不出的重要原因，那么如今的认知实践主体在新媒体技术的赋权之下，具备了强大的信息生产实力和话语传播实力，听得见、说得出，却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即个人情感和群体情绪更容易成为界定和传播事实真相的前提和标准，“无反转不新闻”“坐等反转”等认知意向和行为造成了事实拼贴和众声喧哗，公众在真相认知的过程中依然显示出不知名的大多数“幻影”的副作用。
后真相时代“幻影公众”的认知特点
后真相认知是对原有社会的信息体系和秩序的一种颠覆。它的特征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原有社会秩序规定的真相界定者和界定方式正在受到公众前所未有的质疑；而公众与真相提供者之间原本较为稳定的关系变得飘忽不定。”
后现代思潮风云涌现，尤其是鲍德里亚笔下的拟像，为我们界定了认知后真相的仿真现实权限，后真相的认识论前提竟让人如此悲观。我们面对的真相，是经过媒体建构出来的仿真，超真实既不是事实真相本身，也不等同于虚假编造，而是经过各种符码拼贴出来的对真相的模拟。人们只能在此框架中摸索认识的规律，而事实真相也并不会因此向我们敞开大门。换句话说，我们只能在内爆的后真相世界游走，而无法进入到真相存在的最初世界。
无论事实和真相是否能够被人们掌握，在后真相的总体氛围下，人们似乎已经首先放弃了对它们的追求动机，转而用自行创造的规则去开辟新的认知空间。人们更在意的是在超真实的拟态之中，“我”用什么样的方式界定和获取属于我自己的认知空间和内容。如今，我们赖以生存的现实世界正在经历着复杂而深刻的变化，人们原本从传统习俗中延续的认知方式无法适应当前的变动，原本通过传统媒体获取的结构化生存信息正在遭受颠覆性的侵蚀，除了怀疑真相本身，获取真相的传统媒体的存在也成了被怀疑的对象。“我”和世界之间的关系除了遭遇现实变化的冲击之外，“大到不可知”的事实和真相似乎也让人心生畏难情绪，人们在此过程中不需要也不可能被全面告知海量的天下大事以及身边的鸡毛蒜皮，幻影公众更加在意的是“我”在置身信息海洋中时能够得到的消费快感。
如果说信息过剩和冗余充斥是当今新媒体平台带给大家的另一个极端，那么对人们来说，获取事实和真相的难度就愈发增大，这无疑是仿真拟态的后真相时代的认知顽疾。原本居于告知高位的媒体自身都成了不那么重要的存在，事实内容和真相的探知更像是一种随波逐流的冲浪。人们面对信息数量和形式的超载脱域，面对信息生产“前台”和“后台”身份的重置和混杂，无论是否出于自身意愿，探求事实和真相的方式似乎都已经出离控制，留给人们更多的是“看心情”式参与和“奇葩说”分享。后真相时代漫天飞舞的信息片段在传统媒体时代都不一定成为新闻线索，现在却可以名正言顺公开亮相，成为消解人们探讨真相行为的内爆武器。人们通过对民生百态、娱乐八卦、社会矛盾、热点聚焦等信息内容的获取、生产和传播，框定了自我数字化生存的范围，确立了娱乐至死和情感分享的基调，凸显了社交化、移动化和短视频化的信息交互方式和群体影响策略。
后真相时代人的主体认知实践亟需数字素养的提升
在当前不稳定、不确定、复杂和模糊的社会背景下，人们的认知实践出现了新的特征，遇到了新的问题，无论公众是否同意，媒介化的影响已成事实。对于事实真相的探讨在很大程度上更加依赖于对媒介传播特性的思考。如果说在传统媒体时代，公众会受到媒体框架的影响而缺乏探索世界的主动权，那么在新媒体技术发展的影响下，公众既可能成为更加迷失的“幻影”，也可能成为具备数字素养的积极建构者。
1925年，李普曼曾经在《幻影公众》一书中指出：“当今的普通公民就像坐在剧院后排的一位聋哑观众，他本该关注舞台上展开的故事情节，但却实在无法使自己保持清醒。他能感觉到自己正受到周围所发生事件的影响，不断出台的条例、规章、年度税收，以及不时爆发的战争都让他觉得自己正随着社会大潮飘飘荡荡。然而，没有证据证明这些公共事务关他什么事，那几乎是他无法触及的。如果它们确实存在，那么，一定是在远离他生活的地方，被无从知晓的幕后力量掌控着。”将近百年前被定义的“幻影公众”，如今可能因为新媒体技术的赋权而显示出更为复杂的“幻影”特征。新媒体平台的搭建让人们的信息、情绪和意见都得到了自由传播的机会，对于每一个进行信息生产和传播的独立个体来说，如何保证我们所进行的传播是公开、平等的对话而不仅仅是喧闹或宣泄？如何确保我们因技术赋权而能够更好地形成有机整体而不是原子化散沙？身处当下的人们，每时每刻被多元信息包围，极易在社交媒体平台形成具身性的情绪狂欢，并按照各自的道德信念和原则标准去进行真相拼贴和意义建构。偏见和狭隘的意向视角也会对人们的认知和理解造成显而易见的负面影响。性别成见、身份对立、道德压迫等随时可能以“不沉默的大多数”形成群体压力，也影响着真相呈现的进度。大众的媒介素养教育始终应该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被认真对待，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以及自我学习的渠道也应恰如其分地形成合力。
数字素养的概念在近年来被学界和业界广泛讨论。对于公众来说，适应当下数字化生存的实际，需要人们学会使用网络技能和终端操作本领，学会进行信息的检索、比较和批判分析，学会自主参与信息生产的综合传播技能。公众从个人具身性出发，展现个人意向性行为，对生活世界进行事实获取和真相建构。数字素养的提升主要体现为人们在运用新媒体技术的同时，应意识到信息来源是否带有偏见、信息是否完整、信息发出者的意图为何、如何验证信息真伪、是否还有遗漏信息和其他视角等；在进行信息生产和真相传播的过程中，除了学会运用软件并掌握叙事技巧之外，还应具备责任意识和法律意识，自律传播、理性发声，信息的自由讨论和观点的自由碰撞都必须在相应的法律和规范允许范围内合理开展。
后真相时代须将媒体定位为服务平台助力公众真相建构
如今，媒体融合的理论和实践都异常活跃，传统媒体积极尝试打造融媒体矩阵，形成主流覆盖态势。新媒体平台的多元汇集和圈层交流也越发热闹，不断扩展信息和话语交流的疆域。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无论是否沿袭原有名称和含义，在当前环境下都应该统一归结为为公众提供信息和交流服务的平台。无论是垄断权威还是技术优势，无论是传递发布还是共时分享，各自原有的特点应该在提供服务的身份定位中进行重新整合。在纷繁复杂的新闻信息面前，专业媒体不应随波逐流去争抢热点，而应该坚持公正、平衡地审视信息来源并全面深入地核实报道，在尽可能的时间范围内做好专业把关人，为媒体负责，更为公众的信息获知权负责。在此过程中尤其需要注意增强新闻从业人员的政治素养和知识素养，始终坚持正确的报道方向并提升全面深刻解读新闻事实的能力。
除了坚持用专业本色践行服务沟通的媒体定位，媒体在作品呈现的主题和风格上也应与时俱进，做到想大众之所想，解大众之所惑。新闻报道虽有传统定式，但在当下也可以进行内容和形式的有益探索。比如非虚构写作作品的不断尝试，既在主题选择上贴近百姓生活、反映社会矛盾，同时又在写作风格上以故事化的笔触、真诚的关注情感和社会学的鞭辟入里进行全面分析，用饱含责任的专业精神和人们一起关注时代变革，共同面对和探讨问题的症结和对策。这样的深度和专业、责任和担当，是媒体发挥服务功能的必备素养。对于新媒体平台的信息发布和圈层传播，则需要在事实核查方面借鉴相关经验，无论是在技术层面还是法律层面都应建立起更加完善的规则和秩序，确保新媒体平台的自身优势成为帮助人们接近事实和真相的正能量。
行政职能的有效发挥是公众进行生活世界积极建构的重要保障
仔细梳理近年来的反转新闻我们可以发现，正是因为政府职能部门的积极介入和及时公布相关调查结论，才使得事实真相以更快的速度进入人们的视野。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比以往更加复杂和多变，公众对生活空间和生存质量的关注也更加迫切，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引发不小的波动，而各级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作为都会跟这些问题的解决直接相关。一方面政府职能部门在应对突发事件时应在第一时间做好表态和调查工作，及时通过多媒体联动的方式告知公众事件的进展和结果；另一方面，在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应及时主动出击，积极通过大众喜闻乐见的信息接收方式传播相关知识和对策，帮助群众建立起有用有益的防火墙。在信息传播无边界的新媒体时代，任何闪烁其词、故意遮盖或者消极逃避的态度和行为都会让群众极度反感，也会因此引发公众舆论的非理性、对社会的不信任以及用更加虚无的方式去戏谑真相。所以，政府职能部门信息公开的诚意和科学有效的做法，在当下的后真相氛围中显得尤为重要。
（载《传媒观察》2022年4月号，原文约9000字，标题为：“幻影公众”的认知实践：后真相时代生活世界的真相建构解读。此为节选，图表、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
【作者简介】冯莉，南京晓庄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