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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坊 | 疫情之下的道德教育:反思与重构
2020/08/03 22:55  新华报业网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疫情作为一场公共危机,考验着公民的道德水准,挑战着社会的伦理与道德。回应疫情对社会伦理与道德的挑战,构建伦理与道德的新内容、新体系,是后疫情时代面临的新问题,需要我们作出回答。本期“学人坊”对话四位教育学者,共同探讨疫情下的道德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檀传宝

  华中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杜时忠

  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冯建军

  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黄向阳

  记者:人们都说,抗疫是最好的教育课堂。对此,我们该如何理解?

  黄向阳: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肆虐。有哪个人和家庭不提心吊胆提防它?有哪个国家和政府不全力以赴对抗它?又有哪家媒体和机构不全神贯注关注它?从这一事实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新冠病毒不分国家地域,不分贫富贵贱,危及所有人的生命和健康,是全世界人民的公敌。对疫情的防控,寻求预防和医治新冠病毒感染的有效药物,乃是当下全球的共同关切。疫情启发着人们的公共利益意识,也引导着他们更加全面地认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国家利益良性互动关系。

  回溯疫情中的诸多事件,不仅可以作为公共利益的教材,还可以作为公平教育的素材。我国同等对待所有新冠肺炎患者,实行“应检尽检”“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的救治策略,这是一种公平。为充分利用宝贵而有限的医疗资源,区别对待确诊病例、疑似病例、病例密切接触者,分别予以收治、集中医学观察或居家隔离;为兼顾疫情防控和日常民生、经济恢复,区别对待高风险区、中风险区、低风险区,分别采取不同力度的防控措施。这也是一种公平。在防护物资和医疗资源分配上,优待疫情防控中的处境最不利者,优先保护那些身处险境救治病患的医护人员、易感人群,这又是一种公平。疫情防控的诸多事件可以引导人们全面理解公平。

  在这场人类与新冠病毒的殊死搏斗中人们强烈地意识到,只有公益和公平的原则并不足以使人类幸免于难,与之同等重要而不可或缺的是人类的公共理性。诉诸公共理性的教育,可以引导人们去观察、理解现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制度、疫情防控常态化管理制度的形成和不断改善,还可以引导人们去观察和分析现代科学技术在疫情防治中的应用,等等。疫情让人们直观而强烈地意识到,战胜疫情的希望在于全球团结、群策群力。从人人戴口罩并恪守社交距离,到人人参与的群防群控;从社区联防联控,到区域联防联控,再到国际联防联控,其中有大量的公民联合行动的训练与指导。从多种角度分析,都能得到这样的结论,那就是抗疫是最好的教育课堂、社会课堂。

  记者:疫情之下开展德育,有哪些变化,又有哪些是不变的?

  檀传宝:其实,有没有疫情,原来该如何开展德育,现在还是得如何开展德育,也就是说,疫情之下的德育,有变与不变两个方面。如果只从“不变的德育”这个视角去看,学校德育到底要如何抗疫?我认为学校德育把该做的做好了,就是最好的抗疫。具体说来,可以分为“最大”的德育和“最小”的德育两个方面来看。

  所谓“最大”的德育,指的是全部学校教育生活,都应该合乎道德、有德育的性质。教育学家赫尔巴特所说的“道德是教育的最高目的”也正是这个意思。教师或者教育工作者的伦理,不仅仅是不迟到、不早退之类的琐碎具体的“规范”,最为重要的是我们的日常教学是否合乎教育的伦理:我们是在鼓励孩子,还是在控制孩子?孩子的个性、创造性、学习兴趣等等是得到教师的尊重,还是为我们无视、漠视亦或扼杀?全体教育工作者都必须牢记的是:一个不能提升孩子当下学习生活质量的教师,不能说是一个好老师。一个不能尊重儿童主体性的教育,绝不可能是“道德的”教育!所谓“最小”的德育,实际上是狭义的德育概念,指的是我们学校教育生活里大家说的“德育工作”——德育课程、班会晨会等,我常常称之为“直接的德育”。所以我认为,许多教育问题其实是与疫情无关的,疫情只是凸显或者淡化了某些教育本该解决的问题而已。

  记者:抗疫中暴露了哪些德育问题,需要深刻反思?

  杜时忠:抗疫中,我们体会到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看到了党和政府非凡的组织动员能力,感受到了医护人员、警察战士、基层干部和志愿者们的人性光辉。不过,疫情期间也有一些社会事件令人深思。

  在现代民主国家,公民与国家究竟是什么关系,公民要不要感恩国家,依然需要思考。依据现代民主国家的政治理论,公民与国家的关系是对等的。一方面,公民构成国家,公民是国家的目的所在。国家既要保护公民的安全特别是生命安全,也要增加公民的福利。另一方面,公民有服从国家的义务,如依法纳税、保卫国家、遵守法律等。以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为例,国家不惜一切代价、竭尽所能地采取各种措施来保护、挽救每一个公民的生命安全,这正是国家履行对公民的义务,并不是国家对公民施恩,而是国家履行自己的神圣职责。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感恩何需教育?只有个人自发的感恩行动才是值得提倡的美德!

  再比如,如何理性爱国的问题。依靠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我们在全球率先控制住了疫情。而国外疫情不断蔓延,这种对比反差让一些人膨胀起来,更有甚者幸灾乐祸、煽动情绪。这种不良的社会现象和思想倾向,反映了一些人的狭隘思维,提醒我们要理性爱国。

  理性爱国的实质,在于厘清爱国的理由。其一,国家是个人最大的首属群体,在当今世界,是个人的第一辨识标志;其二,祖国、国家、社会构成了我们的精神家园,形成了我们的精神肌体,个人正是从祖国给予我们的精神滋养中形成自己的个性和人格;其三,个人所拥有的财富、名誉、地位是国家赋予的,离开了这个制度和价值体系,个人就要重新“赋值”;其四,个人生存发展所需要的物质资源、社会资源、文化资源等也主要是由国家提供的。因此,国家与个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利益联系,爱国是个人的一种理性选择。但爱国既不是唯一的、主要的道德原则,也不具备最高的道德价值。因为国家之上还有人类,爱人类比爱国家更为崇高更加宽广。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远意义。

  记者:反思疫情中存在的社会问题,道德教育要从哪些方面加强?

  檀传宝:一是要加强基本道德品质的教育。除了传统的道德教育思路——要教孩子善良、爱心、同情心等等之外,当代德育一定要加上人权教育的视角。让孩子们从心底认同无论贫富、种族、地域等等,大家都是生而平等的,这点非常重要。否则,优渥的生活条件就只会培养孩子高人一等、歧视他人的等级观念和特定阶层的优越感。

  二是要提升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效。国家认同必须与对有关国家、世界的全部历史与事实建立切实的联系。让孩子认识到国家强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有存在问题的一面,只会增加孩子们爱国主义的免疫力;辩证、全面看待国家与世界的关系,也一定会帮助年轻一代成为真正“大写的”大国公民。

  三是要强化媒介素养和批判性思维的培育。疫情期间,全社会都已见证了“全媒体时代”社会成员对于媒介素养和批判性思维的迫切需求。如何提高所有社会成员的媒介素养,如何教育我们的学生正本清源,准确理解、把握批判性思维这一概念本身十分关键。诚如国际著名道德教育学者诺丁斯所言,批判性思维“通常被表述为一个中立、质疑、分析的过程”“批判性思维在公共领域运用的首要目的,在于思考并评价由争议性问题导致的争论。这需要对意义和理解做连续不断的探寻,其目的并不在于赢得辩论,而在于理解基于不同立场的各种说法,或许,还能进一步找到争论的核心以便开启合作”时代发展呼唤媒介素养教育和批判性思维的培育,教育工作者责无旁贷。

  记者:后疫情时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公民品格教育?

  冯建军:主体人格教育。拥有权利是现代公民最典型的特征。我国宪法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在权力面前,我们需要时刻意识到作为一个公民,应该具有公民主体意识,包括人格尊严、自由意识、权利意识、义务意识和法治意识。疫情警醒我们必须进行公民意识教育,唤醒公民独立、自由和尊严的意识,树立权利平等意识、参与和监督意识。只有唤醒公民意识,才能使公民作为一个独立主体思考、判断,争取自己权利。社会公权力才能尊重公民自由、权利,自觉接受公民的监督,建成民主文明的现代社会。

  公共品格教育。公共性是公共生活对公民的基本要求,也是公民的基本品格,包括公共意识、公共伦理、公共理性、公共责任和公共参与。第一,公共意识。公共意识是公民对公共利益和共同体的认同,是公共生活的前提。抗疫中暴露出了一些公民的自我中心、自私自利,使我们必须认识到加强公共意识教育的急迫性。第二,公共伦理。公共伦理有不同层次,底线层次是利己不损人,一般层次是互利互惠,高层次是关怀他人、温暖社会,我们需要守住底线、倡导高线。第三,公共理性。公民要做一个理性人,追求真理,坚持真理,说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话,说负责任的话,做负责任的事。在网络和自媒体中,做一个负责任的网络公民。第四,公共责任。公共责任表现出对他人利益的关怀,为了公共的善,必要时可以牺牲自我利益。

  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教育。新冠肺炎疫情使我们深深意识到,世界已经成为一个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疫情较量,人类唯一的出路在于超越狭隘的国家利益,树立全球公民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公民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主要有:平等的人权和人道主义关怀。人权是人类最基本的价值公约,人道主义是人类共同的文明价值。公民必须摒弃种族歧视和国家、地域的污名化,尊重人权,给予人道主义关怀,这是每个世界公民面对全球灾难的正确态度;反对种族歧视、政治偏见的国际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多元共同体,必须以一种平等的、相互理解的、相互尊重的态度进行合作;全球合作意识和责任意识。“山川异域,风月同天。”面对日益蔓延和严峻的疫情,世界各国需要携手抗疫,展现命运与共的担当。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教育。反思疫情,我们必须重新理解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确立“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敬畏自然,敬畏生命。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对自然承担责任和道德。当然,要形成与自然的生命共生状态,根本还在于消除人与自然对立的占有性个人主体性人格,确立整体和谐的思维;消除占有性心态,确立合作共享的心态;打破单一的技术理性,促使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协调发展,最终实现从占有性个人主体走向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统一的类主体。

  交汇点记者 杨丽

  观点摘要

  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理论研究中心主任曹刚教授“疫情过后的七个道德愿景”:

  愿景不同于远景,远景是按照事物的发展规律所描绘的必然出现的远期图景,而愿景更多地带有主观的愿望,是基于疫情带给人们的反思和启示对未来的一种道德期待。疫情过后,我们期待的七个道德愿景,分别是:最可爱的人最应该享有尊荣;做有礼有爱的文明人;谣言和暴力不再肆虐网络世界;弱有所扶的温暖社会;“山川异域,日月同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诗意地栖居在大地;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中国伦理学会常务副会长、浙江师范大学李建华教授“后疫情时代共生伦理及其实践”:

  后疫情时代社会生活可能的变化,如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阻挡,不确定的因素会越来越多,人类的生存危机逐渐高于发展危机,整体主义的价值观日益凸显,社会的公共意识和公共责任感逐渐增强。这些变化意味着,共生是后疫情时代的重要伦理特征。共生表现在多个层面:人与自然的共生,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共生,多元文明的共生,民族、国家间的共生,与世界、人类的共生,等等。实现伦理共生,需要确立整体性思维、开放思维,构建全球治理体系,促进文明的互鉴,创建文明共生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上海师范大学晏辉教授“面对公关危机,伦理学如何思考和表达”:

  后疫情时代要求我们在观念上实现转变,在认识论上,从世界无限论到有限论,从绝对性到不确定性;在人性论上,需要对个人主体性进行反思,从原子式的自我主义转变到我与你的主体间性、我们的整体性,坚持中国哲学“和而不同”的意识;要对现有的制度进行反思和修正,尤其是对西方自由主义制度进行反思,肯定和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落实到实践中,就是做好国家的治理,坚守生命第一、生命道德平等的价值原则,在公共生活中,做一个正确的言说者、公正的旁观者与正当的行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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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郑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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