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呼吸都是恩赐！两次换肺后，她成为更多生命的“摆渡人”

　　见到吴玥那天，是腊八节，南京的街上已经有了些许年味儿。

　　吴玥戴着圆圆的无框眼镜，穿着“双十二”新买的浅紫色毛衣，蓬松碎发在脑后圈成一个小揪，是个笑起来很好看的姑娘。

　　这是吴玥做完二次肺移植手术的第三年，看上去恢复得不错。她开心地说去年体重增加了20斤，前几天去无锡市人民医院复查，六分钟心肺功能检测的结果超出医生预期。

　　在咖啡馆聊了没多久，吴玥从包里取出保温杯，用免洗消毒液擦了擦手，从随身携带的药盒里，弹出排异药、降压药、激素药，挨个吃下。

　　定时吃药、出门自带餐具、每天查污染指数……这些是吴玥坚持了八年多的习惯。

　　2013年8月31日，患病的吴玥第一次接受肺移植手术，这八年零四个月，从“放牛小弟”到“三十同学”，两个陌生人的肺相继进入她的身体，完美“接力”，帮她延续生命，她说：“每一次呼吸都是恩赐。”

　　不幸中的两次“幸运”

　　在南京一家广告公司工作，循规蹈矩地上班赚钱，一个纯粹的“打工人”，这是吴玥26岁之前的生活。

　　转折点发生在2013年5月，她因哮喘厉害去医院检查，竟然查出患有晚期肺淋巴管平滑肌瘤病（LAM）。这种几乎可称为绝症的病由基因突变引发，发生在肺部的概率是四百万分之一。

　　生病后，按部就班的生活被彻底打破，吴玥需要24小时吸氧，最严重的时候，根本不能下床，上厕所都要抱着氧气机。短短2个月，她的杵状指开始外凸，说话时，嘴唇会发紫，一句话都说不连贯。夜里憋气闷得慌，吴玥只能坐起来捱到天亮，心里委屈，“这个病为什么偏偏落在我的头上！”

　　躺在医院，是吴玥最难熬的日子。看着周围瘦得脱了形的病人，听着呼吸机“噗呲噗呲”的声音，不时夹杂着病友痛苦的喘息，她常常陷入绝望。

　　生病后，吴玥明显感觉自己“变小了”：每隔10到15分钟，妈妈会到房间来看她；住院时，吴玥轻轻翻个身，打盹的爸爸会突然惊醒。确诊初期，爸爸常常把自己关在厕所里，压低着声音哭。妈妈总是笑着安慰她“没事”，可背过身去切菜，眼泪却不住地往下掉。看着日渐憔悴的父母，吴玥觉得自己是个累赘。

　　医生告诉她，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回家依靠制氧机维持生命，最多存活五年；要么做肺移植手术。然而，可供移植的器官资源十分稀缺，吴玥排着队，一度怀疑自己能不能等到移植手术的那一天。

　　幸运的是，三个月后，吴玥就等来了与她匹配的新肺。按照“双盲”原则，她并不知道捐献者是谁，只听医生说，是一个来自广西桂林的放牛娃，千里之外的他因意外摔下山去世。

　　2013年8月31日，吴玥在无锡人民医院进行了肺移植手术。修剪供肺—切除病肺—植入新肺，7个半小时的手术，每一个环节精准利落，吴玥和“放牛小弟”彼此成全，共同构成了一个新生命。

　　一天一夜后，吴玥慢慢睁开眼，周围模模糊糊一片白，头顶的日光灯有点刺眼，心电监护仪“滴答滴答”的声音平稳而安宁，充足的氧气经由她的肺部进入血液，她知道，自己挺过来了。手术刀口有点长，肺一扩张就撑得生疼，吴玥佝偻着腰，放慢频率大口地呼吸，她觉得，这种感觉奢侈而美妙。

　　从ICU转到普通病房，是5天之后。吴玥记得，那天无锡是个艳阳天，病房里飘来桂花树的香味，树上有鸟叫，妈妈煲了她最爱喝的鸽子汤。

　　经历了这些事情，吴玥觉得平淡的生活发着光。

　　南京鼓楼区的渊声巷，是吴玥从小长大的地方，窄窄的小巷子，路不太平坦，每到春夏，小巷深处，玉兰花开，空气里氤氲着浓郁的香。

　　吴玥和父母、奶奶三代人挤住在50多平方米的老房子里，房间不大，但朝向不错，没有阳光照不到的角落，日子温温暖暖地过着。吴玥享受陪奶奶在阳台上晒太阳，也很珍惜下雨天，水洼折射出的细碎月光。

　　精神好的时候，她把喜欢的爱好重新捡了起来，看《乌合之众》学会换位思考，更理性地看待社会。为了锻炼身体，她学习中国舞，是那种舒缓古典的舞蹈；她报名上烘焙课，为朋友亲手做泡芙和菠萝包。她还带着90多岁的奶奶到江宁小火车主题公园“露营”，体验睡帐篷的感觉……

　　然而，事情没有就此美好下去。2017年，她的肺又一次面临严峻挑战。剧吐中，吴玥意识到，排异反应还是来了：家离公交站200 米，原来5 分钟就能走过去，现在要 15 分钟；家住3 楼，每次回家，爬最后9 级台阶都是考验。

　　吴玥在家用自备的肺功能检测仪测了自己的FEV1（一秒用力呼气容积）数值，屏幕显示0.51升，只有她术后第一年的四分之一；去医院复查，6分钟的步行试验，她的测试距离从567米减少到了352米。

　　那以后，急诊室又成为吴玥跑得最多的地方，无锡市人民医院陈静瑜副院长建议她尽快做二次移植。

　　“放牛小弟”的双肺进入吴玥身体，陪她走过了五年零两个月之后，迎来了新的接力。不知道第二个捐赠者的名字，吴玥以手术的日子（2018年10月30日），称他为“三十同学”。

　　5月11日是吴玥的生日，换肺手术之后，她把接受手术的那天定为自己的生日，“我现在一年过3个生日，5月11日，8月31日，10月30日。”每到生日的时候，父母都会为吴玥准备一个小红包，上面写着：祝女儿健康平安！

　　未寄出的“5+3”封信

　　在吴玥的两侧肋骨处，两次换肺手术的疤痕错落参差，隐约可见。

　　“放牛小弟”和“三十同学”的肺进入吴玥身体，延伸的，不只是吴玥生命的长度，还有灵魂深处的善良。

　　术后的日子不好过，身体很疼的时候，吴玥一直哭。

　　她开始给从未谋面的“放牛小弟”写信，在第二年的8月31日，生命轨迹开始重合的那天，信里回顾了一年的欢乐和收获，还有无法为外人道的软弱和彷徨。

　　“不断哭泣的日子里，我觉得愧疚，辜负你这么好的肺源。除了父母朋友，你是让我坚持走下来的原因。”

　　移植第二年，身体并没有特别好转，从呕食物到呕水到呕胆汁，药吃不进去的时候，吴玥将胶囊粉末含在舌头下面，强忍着不吐出来。

　　不过这一次，她可以将痛苦经历“轻描淡写”，不掩饰，不回避，“我很珍惜你的肺，可以用如获至宝来形容，我想活得久一点，带你去看更好的世界。”

　　第三年，吴玥几乎都是在医院度过，甚至一度昏迷，不过，在精力充沛的时候，她有很多新的尝试，她出去找工作，无所谓被不被拒绝；她走进录音棚录歌，无所谓是不是五音不全；她还成为了器官捐献中心的志愿者，引导更多人关注器官捐献。

　　“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家庭加入器官捐献队伍，我由衷高兴，没有一场改变命运的手术，这些体验都不会有，休养生息一阵子，再披挂重上战场吧！”

　　第四年，吴玥30岁，她带“放牛小弟”回到桂林，在老塞山俯瞰漓江，她接触到一些捐献者家庭，看到了很多人在器官捐献路上，无怨无悔地付出。她也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微信平台上登记报名。

　　“有你在，我可以脚踏实地地去做一些真正能帮助到别人的事情，宣传器官捐献比宣扬我个人更重要。”

　　第五年，是吴玥的“至暗时刻”，她出现了排异反应。但她依然去读书，从别人的故事里，寻求答案。

　　“自从志愿登记了器官捐献以后，死亡变得有意义，找到了自我存在的价值，我又有勇气去闯关‘打怪兽’了。”

　　第二次换肺手术之后，吴玥延续了写信的习惯，收信人换成了“三十同学”。

　　“不知道你们进行生命接力时，有没有隔空击掌。你和放牛小弟的爱，让我勇敢，敢于直面死亡，敢于呼吁更多人加入到你们的队伍之中。”

　　这些年，为了治病，吴玥父母掏空了家底，两场手术，花了100多万。术后，每个月医药费报销之后还要自费2000多元。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压力，身体情况稳定一些后，吴玥成为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的特约编辑，用小小的收入，负担自己的开销。

　　“有机会去了解更多捐献家庭以及志愿者背后的故事，我被治愈，也收获了最大的安全感。”

　　2021年，她带着爱旅游的妈妈去青岛看大海，用一个月工资为爸爸换了华为手机，这一年，吴玥的公益之路越走越宽，她以“女性的力量”为主题，发表了人生第一次演讲，她还成为了南京手语队副队长，帮助聋人朋友融入社会。

　　“年轻人应该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做公益让人暂时忘记‘小我’的利益得失，那份幸福感是无可比拟的，自己心里下过雨，总想为别人撑把伞。”

　　吴玥在信里感恩、反思、升华。在倾诉中，她不知不觉充满了力量，想走的路、想完成的梦，也越发“清晰”。

　　从小爱到大爱，“摆渡”更多生命

　　“无法更换手里的牌，就改变游戏的玩法。”

　　这两年，吴玥生命的包容度更强了，她更积极地参与公益活动，替弱势群体发声。

　　和之前相比，她多了几重社会身份：她是古德拉克中的演讲者，鼓励女性寻找自我价值，拥有化茧成蝶的力量。她是南京手语志愿服务队副队长，将爱和精彩带入无声世界。她还是器官捐赠中心的特约编辑，引导更多人在大爱中延续生命。

　　志愿服务的过程，是治愈也是自愈的过程。做完移植手术之后，吴玥被剥夺的，除了健康，还有做母亲的权利。

　　南京的彩虹中心是重症儿童的临终关怀中心，这些5岁以下被遗弃的孩子，很多没有见过自己的亲生父母，志愿者是他们和社会唯一的连接。

　　孩子很单纯，刚认识吴玥的时候，怯生生礼貌地叫她姐姐，2017年之后，吴玥几乎每月都会过来看看孩子，买些他们需要的物资。有一天晚上，吴玥收拾东西准备回家，一个4岁小姑娘，突然拉着她的衣角舍不得放，试探性地叫了声“妈妈”，其他的孩子也纷纷跟着叫起来，一时间，小小的空间呼唤声此起彼伏，吴玥飙泪了，泪眼模糊中，似乎某些遗憾也得到了治愈。

　　2017年，吴玥成为了器官捐赠中心的志愿者，她以亲身经历为器官捐赠发声，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吴玥，关注到器官捐献，有网友为她加油，还有人，看到她写的信，决定去登记捐献。那一刻，吴玥明白，自己能做的，还有更多。

　　“移植手术前，我只是一个普通青年，有梦想，却不知道如何发光。当我找到自我价值的时候，我是踏实的、愉悦的。”

　　术后的这些年，吴玥申请过几份全职工作，因为身体状况不稳定，没有一份工作通过试用期，她找了几份兼职，干得不亦乐乎。

　　吴玥说，器官移植群体很容易“因病返贫”，当他们想重新融入社会时，也是困难重重，吴玥的很多病友不能从事重体力活，成为了网约车司机，做着保险或者网店。

　　她期待，通过医保改革，更多的器官移植手术能够纳入医保的范畴，更多病人能看得起病。当他们手术后再就业时，能有更公平的社会环境，而不是被带着“有色眼镜”看待。她期待，有一天，自己不再是“光”和“榜样”，大家觉得，器官移植病人能从容工作、认真生活，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没有器官捐献，器官移植就无从谈起。” 2020年，成为器官捐赠中心特约编辑后，吴玥对器官捐赠，有了更深刻的了解：2015年1月1日起，公民逝世后，自愿器官捐献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现在，中国每年约30万因末期器官功能衰竭需要移植的病人中，仅1万多名幸运者有机会获得器官移植，供需比例为1：30，缺口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