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日报人文周刊（第1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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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廷皓、贺云翱等专家盛赞江苏探路之举——
运河文化带立法，为全国提供“江苏样本”
1月1日，《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开始实施，这是我国首部促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地方性法规，它在很多方面取得了突破，彰显了江苏扛起“探路”使命的责任担当。
1月9日下午，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和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在南京联合举办专家座谈会。会上，专家学者畅谈感言和体会，就如何依法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确保《决定》落地见效建言献策。
张廷皓：
将运河文化遗产保护
列入干部离任审计是创新之举
著名运河研究学者、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院长张廷皓研究员认为，《决定》在对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作出了很多具有江苏特色的创制性规定，将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纳入综合考核评价体系，特别是将与大运河文化相关自然资源资产和文化遗产分别列为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和经济责任审计的重要内容，这样就把大运河自然资源资产和文化遗产保护的责任，结结实实压在各级领导干部头上了。江苏这次运河文化带立法，是在为全国大运河文化保护探路，为全国立法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在张廷皓看来，大运河造就的无数珍贵遗产集中反映其历史功能和价值，同时也见证其发生、发展、变迁和兴衰，其线路长、范围广、数量多，除长城之外罕有能与之相比肩者。仅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河道27段总长度就达1011公里，运河沿线城市就有53座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从这个意义上讲，大运河文化带也是大运河文化遗产带，不搞大开发、共抓大保护的原则必将贯穿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全过程。张廷皓说，《决定》就此提出一系列可行的基础性措施，可谓牵住了“牛鼻子”。从功能出发，《决定》“合理划分核心区、拓展区和辐射区”、“细化并及时公布大运河遗产和关联资源的保护区划”，划定了大运河文化带江苏段的空间管控要求；保护范围增加视域保护要求，做到大运河本体文物、环境风貌、历史景观相统一；保护范围还划定文物埋藏区，做到地上地下文物保护相统一。
《决定》还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大运河保护的法规体系的规划要求。张廷皓指出，江苏省还将出台一系列地方法规，这将会有力推动国家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法律法规建设，最终将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国务院大运河文化保护条例-省市及设区市的地方法规的完整的法律法规体系，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将全面步入法治化轨道。
公丕祥：
为大运河文化带立法提供“江苏样本”
在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院长公丕祥看来，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实现良法善治，充分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1月1日实施的《决定》是一部开创性的、创制性的、高质量的地方性法规。具有彰显立法主旨、把握立法定位、突出制度创新、提升立法技术四个突出特点。”
彰显立法主旨。《决定》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重要指示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法准则，确立“保护优先”的立法理念，坚持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有机统一。
把握立法定位。科学把握立法目标，将江苏行政区域内的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及相关活动确定为立法调整对象，将大运河文化带江苏段沿线区域的各类活动与行为纳入立法调整范围，由此建立了江苏大运河文化带的基本立法框架。
突出制度创新。以体现先进理念、坚持问题导向、体现地方特色、确保务实管用为立法目标，通览《决定》二十七条，制度创新犹如一根主轴贯穿始终，各条例之间相互联系、同向发力，构成了有机制度体系，从而形成推动江苏大运河文化带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法治功能。
提升立法技术。深刻把握江苏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战略全局，注重加强和其他各法律规章之间的衔接整合，深入梳理具有全局性、关键性、支配性作用的重要制度规范，为全国大运河文化带立法提供了有益的江苏经验或“江苏样本”。
贺云翱：
考古前置入法，
大运河进入“法治考古”阶段
在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教授看来，《决定》弥补了原有文物保护法的不足，面对新的时代和新的文物保护要求，作出了重要的立法创新。
“《决定》一共二十七条，我最为关注第五条。”贺云翱格外关注对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决定》中明确提出，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和要求以申报世界遗产文本《中国大运河》为准。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大运河遗存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由省人民政府划定并公布。在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内的建设项目应当严格控制，并依法经国家文物部门同意。
“落实建设项目遗产影响评估制度，实行土地出让或者划拨前工程建设考古前置制度，考古调查、勘探由省文物部门组织，所需费用由财政承担。”对于《决定》的这一规定，贺云翱格外点赞，他指出，考古工作在大运河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利用中具有极其重要的独特作用，是支撑大运河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基础性工作。“了解大运河，不单单要看地表上的文物，还要寻找地下的古河道、古城址、码头、寺庙、工商业等遗址。大运河申遗前后，中国大运河沿线已进行了50多项考古发掘项目，这些新发现有的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点，有的建设成遗址公园、专题性博物馆，有的成为成功的文旅融合项目，共同来展现大运河文化的精彩和独特。”
《决定》中明确提出了“考古前置”，费用由财政承担，这让贺云翱为代表的江苏考古工作者们感到兴奋，“这标志着江苏的大运河考古进入‘法治考古’新阶段，意味着以后的大运河考古不再是‘被动考古’，不是等遗址被破坏了再去抢救性发掘，而是‘考古前置’，这为全国大运河考古的法治化发展作出表率。”
周琪：
把依法促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引向深入
回顾《决定》的起草过程，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周琪感慨万千。“《决定》是在没有直接对应的相关法的情况下，由省人大主导起草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周琪说，省人大常委会在立法过程中，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大主导，政府依托，社会参与。《决定》的出台，是各方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协同创新的结果，“《决定》起草过程中，充分借助专家学者力量，发挥智力作用，层次之高，领导之强，合作之紧，贡献之大，都是以往立法中少见的。”
如今，《决定》已开始实施，法律的生命和权威在于实施，当前和今后一个阶段的首要任务是推动《决定》的学习贯彻和贯彻落实，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领导小组办公室已将这项工作列入到2020年的工作重点。周琪提出，应站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把依法促进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引向深入，确保《决定》各项规定落地见效。
突出文化引领力是《决定》的特色和亮点之一，也是落实中最大难点之一。周琪表示，《决定》中提出要打造大运河江苏段的区域文化高地，连续两年举办的江南文脉论坛为打造大运河吴越文化高地开了一个好头。但如何打造淮扬文化高地、楚汉文化高地，目前尚无平台载体。此外，《决定》明确规定要将大运河文化研究纳入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也应尽快付诸实施。
“如何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千年流淌的大运河文脉，留给下一代什么样的大运河，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历史之问，也是我们共同的使命责任。”周琪说，此次《决定》的出台，无疑将为依法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作出无愧于这一世界级的工程、无愧于时代和历史的贡献。
夏锦文：
打造大运河江苏段四大文化高地
《决定》第七条明确提出，江苏大运河沿线“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当优化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空间，推动大运河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引导和支持沿线地区打造楚汉文化高地、淮扬文化高地、吴越文化高地、金陵文化高地。”
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夏锦文教授说：“要贯彻落实《决定》对文化高地建设的要求，就需要回答什么是文化高地？
他认为，大运河区域文化高地建设的“高”，“高”在精神和立意上。《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大运河沿线有京津、燕赵、齐鲁、中原、淮扬、吴越六大文化高地。“中原文化高地，淮扬文化高地和吴越文化高地均和江苏有关。”夏锦文认为，应深入发掘这些文化高地内在的独特性，彰显文化高地所承载的大运河文化精神品格。
“高”在方法和路径上，实现各种媒介资源的整合，打造具有强大影响力、竞争力的新型文化业态。一是因势而谋，加快文化产业融合，丰富休闲农业业态，发挥文化引领作用；二是活化利用工业资产，对濒危工业文化的资源进行抢救性的工作，打造工业文化产业园，工业创意园区，工业文化特色小镇等；三是要培育壮大文化创新产业，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在大运河江苏段沿线做强文化产业的重点平台，培养一批区域性创意设计中心，建设一批国家级文化产业的平台。
王 健：
保护运河本体，尽展江苏文化之美
对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我省提出文化遗存保护、文化价值弘扬、生态保护修复、沿线环境建设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让大运河成为江苏文化建设高质量的鲜明标志和闪亮名片。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研究员王健在调研后发现，运河沿线还存在着大拆大建、过度“美容”、水利工程过于高大、建设项目侵占堤岸等问题，它们改变了运河的原有风貌，对运河本体构成了威胁。
王健建议，通过宣传教育培育全社会对大运河历史文化遗产及文物的敬畏之心，自觉保护江苏的母亲河，同时加强各类规划的统筹融合，真正做到多规合一，一张蓝图干到底，避免运河本体保护与国家工程、水利、交通等建设项目形成冲突。在此基础上，要依法严格规范重大项目的审批和监督，甚至列出负面清单，并开展多学科研究，开展岸线资源调查，建立可充分利用的数据平台。
姜师立：
不仅是河道本体，要对大运河进行整体保护
对于《决定》提出的“应当制定大运河岸线保护利用导则”，扬州大学中国大运河研究院研究员、扬州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姜师立深有感触，他认为，这一《导则》的制订，有利于对大运河进行整体保护。
在姜师立看来，大运河作为一个线性文化遗产，它的范围决不仅是运河河道本体。无论是大运河申遗文本的保护范围，还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都不足以整体保护大运河。大运河申遗文本规定，大运河河道两侧5米为遗产区，外扩40至400米为缓冲区，其实绝大多数地方都是40米的缓冲区，只在高邮湖等湖区才是400米的缓冲区；而大运河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的保护范围只是河道两侧30米，建设控制地带也只是外扩50米。这个范围并不足以整体保护大运河。
“当时为了2014年能够申遗成功，我们大运河联合申遗办紧急委托浙江省古建院编制了《大运河环境景观保护与协调导则》，同时对部分遗产区的缓冲区调整扩大，并向世界遗产委员会承诺，我们在申遗成功后会再次进行调整扩大缓冲区。” 姜师立指出，大运河申遗成功后，各省并没有就扩大缓冲区过多地修改省段保护规划。而这次的《决定》恰恰就是对这一申遗之憾的有效补充。可以更好地保护大运河滨河生态空间和风貌协调区，切实维护大运河历史文化风貌，整体保护大运河遗产。
交汇点记者 于锋 王宏伟
实习生 付娜娜
摄影 朱江
【悦读】
不用日历的时代，为何要读日历书
一天撕掉一页，到了年底就只剩一张白板，厚厚的日历曾是几代人的集体记忆。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单纯记录时间的日历已走入历史深处，但作为创意出版物和网红文创的日历书却日益受到年轻人追捧。从2010年的《故宫日历》以来，国内的日历书越出越多。2012年时日历书只有4种，到2018年已猛增至200多种。
2020年的日历书市场同样精彩多元，博物日历书、唐诗宋词日历书、漫画日历书、电影日历书、旅行日历书……在这些种类繁多、更加趋于细分的日历书中，哪些值得陪你走过这一年呢？
《故宫日历》：走进600年紫禁城
故宫出版社
如果将《故宫日历》比作文化日历书的“鼻祖”，她毫无疑问是当之无愧的。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故宫日历》就已问世。早期的《故宫日历》所使用的字体来自院藏古代碑帖，所刊登的图片反映故宫文物，是那个年代普通民众了解文化遗产的重要窗口。2010年，《故宫日历》重新出版后，迅速获得成功，创下过130万册的销量记录，并在出版界引领了“日历书”热潮。
充分发掘文物背后蕴含的价值，诠释故宫的文化内涵。红色布面精装的《故宫日历》唤醒了沉睡的国宝文物，让公众在每一天的翻阅中触摸传统文化，获得精神滋养。
作为日历书中的“超级网红”，每一年的《故宫日历》都有吸引人的看点。庚子鼠年即将到来，2020年又是紫禁城建成600周年。今年的《故宫日历》用一个月的篇幅，展现和生肖鼠有关的故宫藏品，其他11个月则以“宫城肇建”“皇建有极”“家国天下”等为主题，按照紫禁城布局为线索，再现600故宫紫禁城的肇建历史，全面介绍明清皇家建筑的建筑意蕴和文化内涵，展开一幅波澜壮阔的600年历史画卷。用故宫出版社总编辑刘辉的话说，“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讲述，让大家了解这座地上的天宫，了解这座城，爱上这座城。”
《民俗掌故日历》：366天的民俗之旅
上海辞书出版社
从春节到元宵，从清明到端午，从重阳到中秋，一年365天，中国人恪守着祖辈传下来的习惯与传统，在寻常日子里演绎着平淡与悠远。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民俗掌故日历》勾勒的，正是这幅由春夏秋冬的篇章所组成的民俗风情长卷。
连续两年推出的《民俗掌故日历》，其精彩亮点是掌故和漫画的结合。掌故部分的文字来自1945年2月初版的《事物掌故丛谈》，这是著名学者杨荫深的民俗学力作，深入探究国人生活中五百多种事物的来源和演变。《事物掌故丛谈》被誉为“浓缩了的中华民俗史，内涵广博而底蕴厚重的百科全书”。古代的元旦是1月1日吗？上古时代的“窗”指的是什么……有趣的民俗谜题在日历中得到一一解答。
相较于2019版，2020版《民俗掌故日历》由上海民俗学会会长仲富兰进行了改编升级，更加注重现代人与古代人生活的联系与对比，展现70多年来人们在时令节气、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交通出行、娱乐休闲等方方面面所经历的嬗变。
漫画部分，《民俗掌故日历》继续邀请南京画家潘方尔绘制水墨漫画，与每一天“推送”的民俗掌故相得益彰。日历中还融入了大量书法、篆刻、剪纸等中国传统艺术元素。2020版《民俗掌故日历》还收录了大量和老鼠有关的俗语和歇后语，体现生肖文化也是民俗谱系的组成部分。在仲富兰看来，民俗日历能使一个个庸常的日子变得富有生气与活力。“日常生活作为中国传统民俗的根基，伴随着中国人从远古走来；作为民俗的‘母胎’，始终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健康日历2020》：日历版的“谣言粉碎机”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吃木耳不抗雾霾，床头朝向不会影响睡眠，X射线检测不会损害食品、南瓜不能降血糖………从2017年开始，“丁香医生”每年都会推出一本《健康日历》，以每天一则的频率，向公众传播正确的健康知识，提醒人们每一天都要用健康的方式度过。
有趣、实用、贴近生活，是很多人在翻看和使用《健康日历》时产生的深刻印象。日历中的内容承包了日常生活中饮食、运动、睡眠、心理等各个方面，兼顾男女老少各个人群。今年，由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健康日历2020》，收录366条内容，都是经过精挑细选而来，几乎每个人都能在日历中找到适配自己的健康知识。
专业性是《健康日历》的突出优势，“丁香医生”邀请了超过100名三甲医院主治及以上医师，对日历内容进行反复审核。语言生动精炼接地气，将枯燥的健康知识变得通俗易懂。《健康日历2020》还增添了“历史上的今天”栏目，在传递健康知识的同时，也带着读者回顾历史。
“丁香医生”素有“健康谣言粉碎机”之称，很多父母长辈深信不疑的健康谣言在这里无处遁形。2020年1月1日的日历，一上来粉碎了流传颇广的谣言“虾头发黑不能吃”，给出的解释言简意赅：“虾头发黑是因为里面的酪氨酸转变为优黑素、褐黑素等黑色物质，是正常的酶促反应，并非不新鲜”。因此，“丁香医生”团队亦将《健康日历》视为“致力于与谣言作斗争的日历”，出品方希望这本日历能有助于人们远离谣言，科学养生。
《唐诗宋词日历二〇二〇》:一山行尽一山青
中信出版集团
这两年，《中国诗词大会》等原创文化类电视节目的热播，激起了全民对传统诗词的浓厚兴趣。在各种日历书中，诗词类日历也是重要门类。中信出版集团的《唐诗宋词日历》已连续三年推出，每年主题各不相同，2018年的主题是“春去夏犹青”；2019年的主题是“一年灯火要人归”；2020年的主题则是“一山行尽一山青”。
中国诗词之多之美，远不是几本教科书可以概括。《一山行尽一山青》精心选辑了著名诗词人的非教材作品，2020版中的187首中国古典诗词，182首非教材篇目。从这些作品中，我们更能感受到诗人思想细腻、情感丰富的鲜活形象，更能深刻理解中国古代诗词之美。
一日诗，一日词，《唐诗宋词日历》中的诗词以四时流转为线索。在每一首诗词的下方，编者、艺术史博士陆蓓容都配以悉心评注，揭示诗词深刻内涵。陆蓓容还用8年时间，遍访海内外各大博物馆，为每一首诗词都选配上合适的古画。179幅古画，上至唐宋、下至晚清。比如，7月29日选录的是唐诗人韩愈的《盆池》：“瓦沼晨朝水自清，小虫无数不知名。忽然分散无踪影，惟有鱼儿作队行。”配图则是清代画家虚谷杂画册中的“鱼儿作队行”。唐人的诗，清人的画，远隔千年，却相映成趣，心灵相通。
一山行尽一山青，在陆蓓容看来，这七字恰如人生。“一年灯火里，古人在生活；山光水色、帆影蹄声之间，他们也在思考……奔走红尘之际，他们究竟有怎样的内心戏？答案在纸墨与字句之间。”
交汇点记者 于 锋
【文脉】
十一件
日本国宝文物首次离开本土，亮相上海博物馆
一千两百年前，鉴真这样走向唐招提寺
仅仅展出5组11件展品，却是日本唐招提寺的国宝文物首次离开日本来到中国展览。眼下正在上海博物馆热展的《沧海之虹》特展，让我们穿越1200多年时空，回望鉴真六次东渡的壮举，聆听鉴真跨越大海波涛走向唐招提寺的足音。1月7日，记者专程探访上海博物馆，通过展品领略鉴真如何开启中日文化交流波澜壮阔的一页。
彩色“连环画”描绘鉴真传奇一生
“沧海之虹”这个展名源自日本正仓院文书《东大寺献物帐》中“鉴真大和上凌沧海而来”的记载，彩虹就像天上的桥梁，象征着鉴真是中日交流的桥梁。日本人世代尊崇鉴真，展览中的《东征传绘卷》，就是日本人用绘画加文字的形式，描绘了鉴真传奇的一生，时间相当于中国元代。
策展人金靖之告诉记者，日本的绘卷风格受中国唐代青绿山水影响，色彩华美，被称为“大和绘”。《东征传绘卷》是1298年由唐招提寺的下属寺院极乐寺僧人忍性负责规划，画工六郎兵卫莲绘制，藤原宣方等人书写叙文，共有5卷，描述了鉴真从小出家，6次东渡，在奈良东大寺为圣武天皇、光明皇后等授戒，建造唐招提寺，直至76岁圆寂的一生，图配文的形式很像横着展开的古代“连环画”。
展厅里正在展出的是第二卷，本月12日将换展第五卷。记者在展厅里看到，10米长的展柜仍然未能将绘卷全部展开，据介绍该卷长达19.5米。
红白相间的船只在水面上沉没了大半，人们抱着货物、经卷在波涛里浮沉、挣扎，幸免于难的人们精疲力竭地倒在沙滩上，灌了水的肚子圆鼓鼓的，有的人还在不停地呕出肚子里的水……第二卷开篇就描绘了惊心动魄的船只失事场景。原来，这是公元743年鉴真第二次东渡的情景，他在日本僧人荣睿和普照的邀请下，再次从扬州大明寺出发远赴日本，不料船只尚未出海就在长江口遭遇暴风雨，船断成两截。船只修复后，鉴真开始第三次东渡，不料遭遇大风，画面上海浪不停地翻滚着，鉴真镇定地坐在船上岿然不动，然而下一幕就是船只触礁沉没，人们奋力逃向岸边，岸边渔夫挑着清水、带着食物接济刚刚逃过劫难的人们。接下来就是鉴真下榻宁波阿育王寺、荣睿和普照因被告发而被捕、鉴真一行在漫漫大雪中翻山越岭到了台州国清寺、因弟子告密鉴真被遣送回扬州的情景。
结尾处，第四次东渡失败的鉴真端坐禅椅上，弟子下跪忏悔，山石后的码头上，劳役们正在将行李、经书等物品搬上大船，鉴真即将踏上最为坎坷、直接导致他失明的第五次东渡。
负责本次展览的陈列设计师吴侃告诉记者，即将换展的第五卷，讲述的是鉴真抵达日本直至去世的10年。纸质文物特别脆弱，博物馆对它们量身定制了周密的保护措施，例如展柜采用了高强度的轻钢龙骨，玻璃展柜实现完全密封，背板不但作了防火处理，还覆盖了一层铝箔，以防止板材中的化学物质挥发。奈良的空气湿度达80%，上博在展柜里专门调制了调湿剂，以保证展柜内温湿度与当地基本一致，让这些珍贵的文物在上博“宾至如归”。
在珍贵文物中读懂一座“文化高山”
展览中最古老的文物是一块刻着“唐招提寺”四字的匾额。据寺中文献记载，此匾为唐招提寺初建时孝谦天皇题写的敕额，挂在讲堂或在中门上。
寺名用行书书写，字体纤细，略有王羲之的风格。金靖之说：“天皇亲自题写匾额，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鉴真在当时备受尊崇，他对日本文化的贡献体现在汉文学、医药、雕塑和建筑等诸多方面，是一座令人景仰的‘文化高山’，他主持建造的唐招提寺是日本的国宝。”
鉴真为什么要建唐招提寺？这要从日本邀请鉴真赴日说起。奈良时代前期，日本没有受戒制度，贫困百姓为了逃避税收，私自剃度为僧。为了解除财政窘迫和佛教无序发展，日本决定从大唐聘请高僧讲佛授戒。鉴真用了12年时间九死一生六次东渡，公元753年到达日本后住在东大寺，先后为圣武天皇、孝谦天皇等人授戒，在日本创立了律宗，确立了僧侣制度，并被任命为象征僧侣最高地位的大僧都。
东大寺是皇家寺院，每年能够出家的人数有限，多数慕名而来的人得不到学习戒律的机会，鉴真感到这违背了弘扬佛法的理想。公元759年，鉴真带着一部分弟子来到天皇赐给他的一块土地，建成了“唐律招提”，招提的本意就是私造的寺院，那里后来被称为唐招提寺。
而鉴真对于唐招提寺和日本文化的贡献，并没有因为他的去世而终止。展品中的金龟舍利塔是日本国宝级文物，这是12—13世纪日本人为鉴真带去的舍利所铸造的容器。相传鉴真东渡时不慎将舍利掉落海中，金龟背驮舍利浮出大海，所以舍利塔的底座是一只金龟。然而日本学者普遍认为，密宗教义中须弥山就被一只大龟驮在背上，因此塔座才铸造成龟形。龟身上驮着一朵盛开的莲花，莲花上方是藤蔓花纹的透雕塔身，塔顶则是按宝塔结构铸造成的大屋顶，盛放舍利的唐代琉璃瓶（本次展览的为复制品）就在蔓草纹透雕的塔身内若隐若现。
鉴真东渡时，从中国带去了3000粒舍利子，并用其举行授戒仪式。日本把首都从奈良迁往京都后，平城京内的寺院大多荒废，其中就包括唐招提寺。但是在12世纪，日本兴起了复兴唐招提寺、恢复授戒仪式的运动，其原动力就是出于对3000粒舍利子的信仰，“回到鉴真”成为这场复兴运动的主旋律，在去世三四百年之后，鉴真又成为一面文化旗帜，引领了一次文化复兴。
拉门上绘制出“理想中的中国风光”
日本画家东山魁夷为唐招提寺御影堂绘制的68扇隔扇画，是展览中最为赏心悦目的部分，那是他历时10年绘制而成，不仅有日本的高山大海，还有《黄山晓云》《扬州熏风》《桂林月宵》三幅鉴真故土的风景。
御影堂里供奉的是鉴真坐像，1971年63岁的东山魁夷接受唐招提寺之请，为御影堂的四壁拉门绘制隔扇画。御影堂里有5个房间，其中两座分别以“山”和“海”为主题，并未绘有具体的景色，而是用近乎单一的色彩以浓淡的变化塑造不同层次，描绘了一派理想的日本风光，画家想表达的是双目失明的鉴真登上日本土地时感受到的山中风声和听到的澎湃海浪。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为东山魁夷来中国实地写生成为可能。从1976年到1978年，他三次来到中国，遍访名山大川，取材写生。展厅中有一幅吴侃制作的地图，上面标注了东山魁夷在中国的足迹，表明他去过北至北京，南至广州，东至上海，西至和田的近20座城市，最终绘制了黄山、扬州和桂林的风光，它们被绘制在供奉鉴真坐像的正房及两侧厢房中，以水墨画的笔调绘制了一个宁静又安逸的景色，似乎在安慰鉴真对故乡的依恋与想念。
《扬州熏风》绘制在正房的26扇拉门上，瘦西湖两岸烟雨濛濛，轻柔的杨柳在风中飘然而起，空气清新又宁静，似乎以故乡的风光来告慰鉴真的英灵；
《桂林月宵》上，一叶扁舟行驶在寂静的江面上，白云在连绵的山峦中悠闲飘荡，一轮圆月将光芒温柔地洒在山水之间；
《黄山晓云》用水墨的浓淡表现云海中一座座山峰，苍松翠柏俨然挺立在山顶，画面显得神秘却又真实。
而在供奉鉴真像的坐龛内，则是一幅艳丽华美的《瑞光》。此次展出的是《瑞光》手稿，画家用日本“大和绘”风格描绘了日本九州萨摩半岛南端秋目浦的风光，这是鉴真登陆日本本土的地方。画面深受中国唐代青绿山水的影响，湛蓝的大海，连绵的山峦，空中祥云朵朵，日月交辉， 航船正在慢慢驶入寂静的港湾。
这是鉴真生命中最重要转折时刻，六次东渡历时12年，日本弘法10年，这一刻他真的成为一座桥梁，沟通着中日两国，他的影响穿越时空，直至今天。
本报记者 王宏伟 于锋
【百家】
假如算法有“偏见”，我们怎么办
方师师
当互联网时代到来时，无数人预言互联网会让知识获取更容易、让偏见与隔阂被打破、让世界变得更平等。然而，在互联网与人工智能加速发展的今天，偏激的观点、人群之间的隔阂在网络力量的助推下势头不减。这是为什么？
在生活中人们会发现，使用百度搜索引擎搜索关键词，搜索结果页面的前几个链接都把搜索者引向百度自家的“百家号”；出差订酒店的时候，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手机打开同一个APP，看到的价格很可能不一样。我有个朋友在腾讯公司上班，他晚上加班后打车回家，起点如果被定在公司门口，比起被定在公司旁百米左右的便利店，价格会高20%。这些现象说明了一个问题：越来越跟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互联网算法，本身并不是非常“确切”的，算法中存在着某种“偏见”。
什么是算法？这个词刚诞生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宏大的内涵。公元820年，阿拉伯数学家提出“算法”，当时它指“解决具体问题的一个方法”。随着纯数学理论向着应用数学理论迁移，算法进入到各种各样的应用数学领域，后来又被计算机科学、社会学、法律学、政策学等领域借用，逐渐开始指向某种复杂的社会技术系统。这几年，“算法”为大家所熟知 ，很可能是因为它指向了更为具体的内容：算法决策服务。比如，浏览网站时，它会给我们推荐各种各样的商品；打开资讯类APP，它会推荐新闻或者短视频；打开地图应用，它会自动规划达到目的地的路线……算法完成了一个将信息、算法和人三者联系在一起的闭环。
这个闭环的最终目的，是帮助人从海量的信息当中打捞出最有意义、最有用的内容。和人做决策相比，算法确实具有更客观、更公正、效率更高的优点。但是如果算法出现错误，也有可能造成风险。而且很多时候，我们在使用各种各样的APP时，并不知道算法正在偷偷地帮忙做决策，这种隐蔽性意味着一旦它在重要领域出错，人们往往来不及补救。
那么算法到底存在哪些隐患？首先是技术层面的代码错误。当年，互联网先驱Grace Hopper使用机电计算机哈佛Mark II导出一张日志，在日志上可以看到有一个很像飞蛾的虫子，它就是程序代码里所谓的“bug”，意指程序出错。在生活中，程序员群体之间会相互调侃，比如程序员A看到B在写代码，也许就走过去用戏谑的语气说：“又在写bug呀。”这是因为人和技术之间的磨合始终处于探索阶段，程序当中出现错误很常见，无法保证万无一失。
第二个隐患是算法偏差。大家浏览网站、看视频、使用各类应用的时候，会发现这些网站好像非常“懂”自己，所推荐的内容刚好就是你喜欢的。这其实是一个概率问题。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有一个不透明的袋子，里面有很多小球，小球的总数不知道，小球有什么样的颜色也不知道。如何搞清楚这个不透明的袋子里小球的颜色分布呢？对于算法来讲，我们就是不透明的袋子，我们各种各样的兴趣爱好就是袋子里面的小球。算法可以根据“已知小球”制定模型，去推测我们对什么事物感兴趣。已知条件越丰富，算法测出的概率越准确，但也不能保证百发百中。
第三个隐患是技术偏向。我们现在使用的手机设备、社交网络等等已经取代了之前很多的媒介形式。加拿大媒介理论家Marshall McLuhan认为，人类经历了口语时代、书写时代和电子媒介时代。口语时代时，人是部落化的生存状态，彼此都是认识的。到了书写时代，人和人之间在空间上就被隔离开了。现在到了电子媒介时代，尤其到了算法与社交媒体、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相结合的时候，人尽管在现实空间中相隔甚远，却在互联网这个虚拟空间里联系紧密，很容易沉浸在自己所选择、所构建的小世界中无法自拔。这种情况也更容易滋生极端的情绪和思维。
第四个隐患是社会偏见。微软推出过一个AI聊天机器人Tay，它仅在Twitter上线了一天就被下架了。因为在上架之前，微软的程序员希望Tay在开放性的互动中产生自己的观点、意愿，没有限制它的语言模式和交往模式。结果这个机器人在与人对话的过程中快速地“学”会了辱骂人类和发表关于种族歧视的言论。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人类开放环境中的数据里存在着大量的偏见和错误认知，放任机器去学习这样的数据，无法保证它会变得更睿智、客观。吊诡之处在于，由于大多数人对科学技术的信任，当算法给出的一个看似科学的结果，而这个结果恰恰符合了固有的成见时，我们不会去质疑算法有没有问题，反而会用这个结果去巩固成见。
面对算法偏见，人类应该怎么办？学界普遍对AI技术价值观相关的讨论是，我们要纠偏，以此把算法变得更加人性化。也有学者提出，当人类认为算法应该去除偏见的时候， 应该问的是，人性是什么？这个问题会触及更深的思考。在社会心理学当中有这样的一个量表，它的纵坐标是experience，代表人类对于外部世界的感知和体验；横坐标是agency，代表的是控制、把握，一些更加机械化的指标性质的东西。人类处于这张坐标图的右上角，机器人处于中间偏下的位置，图标右下角，合十的双手代表“上帝”。从这张图表可以看出，人类对experience的要求非常高，人性处于一种不完备、不完美的状态。那么，既然我们自己本身都还存在着不完美，为什么要求算法变得和我们一样？
这个问题也许不会有答案，算法的“偏见”不仅是技术的问题，更是社会的、历史的、政治的问题。可以确定的是，在未来，算法和人类势必处于一种共栖共生的关系当中。也许，我们要问的，不是“算法有偏见吗”，而是如何定义这种偏见？判断偏见的标准从何而来？对人性是不是应该有一些反思？既然没有办法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那么我们的思考方式可能需要一些转变。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