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本报人文周刊“悦读”版刊登了《到南大人的书房里走一走》，分享了几位南大教授、校友买书、藏书、读书、写书的故事，获得了读者的热烈反响。本期“悦读”版，我们将随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程章灿教授策划的“上书房行走”栏目，继续走进4位南大名教授的书房，分享他们的读书感悟。
张学锋：精读原来是秘方
1993年，我离开南京大学前往日本京都大学攻读东洋史学博士学位。我真正意义上的读书，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京大除学校的综合图书馆外，各个学部都有丰富的藏书，且除人文研究所东方部外，其他各馆均可凭有效证件自行入库索书。学生能自己入库的意义在于，在找书的同时能发现更多自己想读的书，找书、阅读就不再是单线条的，而是全面的了。不经意间看到一本书，取下，立于书架前翻阅，往往就会有意外之喜，甚至醍醐灌顶。
求学阶段的读书生活给我留下的最宝贵的经验是：一定要精读几种前人的著作。我精读的第一种书是大川富士夫的《六朝江南的豪族社会》。我将书中引用的每一条史料都找出原书来核实，引用的每一篇文献都找出来阅读，出现的每一个人名、地名都加以了解，加上日语单词、语法、惯用法，每一项力争做到无死角，整个过程费时一年。虽然看起来只读了一本书，但涉猎到的历史文献和前人著述却不下百种，而且还完全掌握了日文的学术写作。更重要的是，精读完之后，这部书已不再是大川富士夫的“专”著了，它成了“我”的书。
在搬新房时，考虑到人醒着的时候在书房里度过的时间应该是最多的，我将唯一一间朝南有阳光的房间做了书房。四面墙壁，留下一个门道和两扇窗户外，其他空间就全部是书橱和书架了。书房之外，次卧、走廊、客厅都放上了书架，甚至连卫生间的坐便器旁都安置了书架，放些医学、养生、烹饪一类的闲书，以便利用那短暂的几分钟。走廊书房在白炽灯光的映照下显得特别温暖，成为寒舍引以为豪的亮点。
我常跟学生们说，精读一两种专业书籍是跨入学术研究门槛的第一步，有志于继续深造的本科生，这个过程最好在本科阶段就能完成。选书不一定要名人名著，能发现书中的错讹和不足，才是促使你继续读下去的最大动力。
（作者为南京大学考古文物系教授）
张伯伟：惟与书册为伍
1977年，我顺利通过高考，进入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大学校园，过上了“惟与书册为伍”的幸福生活。记得那时，每到周日南京街头都会反复出现一道抢眼的风景线：上午八点之前的新华书店门口，总是排起一条壮观的购书“人龙”。这样的队伍中当然少不了我，因为不知道有什么书，轮到自己能买到什么书，所以只要是新印的旧籍，到手便买。
我中年的读书生活可以用“狂胪文献耗中年”来形容。二十年前，我在南京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域外汉籍研究所”，并发愿以个人藏书为基础建立其资料库。我购买的书以常见书、基本书为主，涵括四部。起初，研究所的书百分之百是我的私藏，后来渐渐得到了学校和院系的支持，现在的书库里“私藏”大约仅占百分之三十。
黄季刚（黄侃）先生把学者应读之书分为三类，即根柢书、门径书、资粮书，域外汉籍就大多属于我的“资粮书”。读资粮书，不仅需要有如庄子所谓“适千里者，三月聚粮”的锱铢积累，也需要有如禅家所谓“一口吸尽西江水”的豪迈气魄，重要的是如孟子所谓“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
古人往往以“白驹过隙”来形容时光流逝之速，韩愈年未四十，已自叹“视茫茫而发苍苍”，孔融也曾为“五十之年，忽焉已至”而感怀，如今我是年逾花甲的老人，最堪形容者无过于钱锺书的这句：“昏眼难禁书诱引，衰躯惟赖药维持。”
读书人的本质，就是对于新知的无穷渴望，对于真理的不倦探寻。“昏眼”老人“难禁”书的“诱引”，或许能让自己的思想不易固化，而始终保持自由的心灵活力吧。
（作者为南京大学特聘文学教授）
钦文：书自有其命运
印象里，幼时家里容不下一个书架，藏书也只有几本小说名著和字典，随便放在各地。上了学，几门功课里最喜欢的是语文和历史，母亲每月给我的零花钱大多换成了书。积少成多，很自然的有了我自己的书架。
工作后教书，读书买书成了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出国学习工作之余，访书仍是我最大的乐趣。一箱箱的书寄回国，父母和妻子想尽一切办法给我的书腾地方，定制了一个又一个书橱。即便如此，那些书还是渐渐占用了家里能够占用的空间。
南大搬到了仙林校区后，规划了教师公寓，我最终为了这些书而选择了带阁楼的顶层。虽然为新居的客厅和书房订制了新的书橱，但终究还是有许多书无法上架，只能大致分类，堆放在阁楼里的各个空间内。
有些朋友戏称我是藏书家，其实我心里明白，自己不过是爱买几本书罢了，正如饕餮和美食家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古今藏书家多为学问家，且精于版本之学。我的书里没有善本古籍，不过是些寻常货色，所买的书要么与专业有关，要么只是出于一时的兴趣。
有一阵子，每当我看见四壁和满地的书，心里便着实有些惴惴不安，因为理性告诉我，即便是再有两三辈子，这些书也是读不完的。百年之后，终究这些书是要散去的。每念及此，不禁颓然。有一回，我在德国一家旧书店里看书，书店老板对我说，新来了一批书，是从一位已故的文学教授家里收来的，或许里面有我想要的书。听到这里，心里不知是个什么滋味。可就在那一刻，我联想到了自己那些书日后的去处。如果它们有幸没有化为纸浆，能够流转到旧书铺里，最后被喜欢的人买回去，这恐怕是上佳的归宿了吧。
（作者为南京大学德语系教师）
翟学伟：书房记录时代
书房对我而言不只是一个实体性的房间。讨论书房，在某种程度上是讨论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境遇，是在反映读书人这一特定人群从物质环境到生活方式上的演变。
生于上世纪50-60年代的学者大都经历过从无房到有房；从有房到改善；再从改善到房子越住越大的过程。书房自然也随着这一改变经历着从无到有，从一个书架到整个一间屋子，从一摞摞装书的纸箱到摆出一个大阵势来的过程。
当我真的有一天拥有了自己的书房时，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沉浸在乐此不疲的购书过程中。那一段时期，逛书店、淘书、关注相关出版信息等，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北京、上海、武汉、郑州、苏州、香港、台北等等地方的大大小小书店，都留下过我的足迹。
从书架到书房再到架设电脑，转而变成电子阅读器，算是书房一次次质的飞跃。下一代人常告诉我，他们基本上只看电子书，很少再买纸质书。甚至当我在一次小型学术会议上得知那一个小小的阅读器中存着几万册电子图书时，我深切地感到，或许我们的书房快要消亡了。
我是不会因为电子时代的到来而放弃书房，更培养不起来读电子书的习惯。书究竟如何阅读，亦是有时代性的。或许，我们自以为得意的书房，只是我们这一代读书人的生活写照，它也会因时代的改变而改变。
如今，我的书房随着房子的扩大，工作环境的扩张，也不再是“一间屋子”的概念了。我现在可以在不同的空间中“张牙舞爪”地摆放出我的各种书籍，它们分散在我的各个书房里，甚至在我一个小小的卫生间里也没忘记放上一个小书架，保证我在任何时候都有书可读。
如果让我谈谈我的书房，我想说：我不仅仅是“上书房行走”，反倒是书房随我走过了一个值得记录的时代。
（作者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主任）
交汇点记者 于锋 实习生 熊越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