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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周刊荐读|江苏文物中的长江故事
2020/11/27 09:03  

  新华日报·人文周刊(第15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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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文物中的长江故事——流淌古今,在长江中打捞文明记忆

  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视察时强调,要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要保护好长江文物和文化遗产,深入研究长江文化内涵,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万里长江从唐古拉山奔腾而来,在江苏和上海之间的长江口汇入浩瀚大海。滚滚江水,孕育了肥沃的长江三角洲平原,孕育了“扬一益二”“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富饶江南,孕育了美丽水乡、经济重镇、人文高地的锦绣江苏。“人文周刊”在江苏沿长江城市进行寻访,从馆藏文物和历史遗存中选取有代表性的长江文物和长江文化遗产,展示江苏长江文化的深厚与璀璨。

  1、渡江第一船:劈波斩浪,驶向大江彼岸

  走进南京长江边的渡江胜利纪念馆,广场上一艘其貌不扬的小轮船是参观者对这座纪念馆的第一印象。这是一艘老式的钢质蒸汽机动力船,长23.1米,宽4.25米,船舷上写着醒目的“京电号”三个大字。“这是我馆最重要的馆藏文物之一,1949年4月在南京江面上率先运载解放军过江的‘渡江第一船’。”渡江胜利纪念馆吴小宝馆长讲述了“京电号”背后的故事。

  1949年4月开始的渡江战役是发生在长江上的一次波澜壮阔的战役。在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百万雄师,在西起江西九江、东至江苏江阴的千里战线上横渡长江,解放了包括南京、杭州、上海在内的广大江南地区。

  在长江南京段,实施渡江任务的是第三野战军第八兵团第35军。1949年4月23日那天晚上,首批渡过南京江面的该军103师侦查科长沈鸿毅永远无法忘记“京电号”。老人回忆,在35军取得“三浦战役”(浦口、浦镇、江浦)的胜利后,全军数万人集结在江北浦口码头,寻找船只过江。但此时长江几乎所有的船只都被国民党守军烧毁或藏匿起来。103师的侦察兵乘坐小木船,悄悄过长江找船。在江对岸的下关电厂,指战员们得到了地下党员和电厂进步工人的帮助,厂长韩德举主动为解放军提供了这艘“京电”号。

  “‘京电号’本来是电厂运输煤炭的小火轮,已在长江上往来了二十多年。运送解放军过江,是它职业生涯中领受的最光荣的任务。”吴小宝说,以船老大黄兴发为首的等9名船工,以最快速度升火开船,开往浦口码头。作为渡江解放南京的第一支部队,103师的120名解放军指战员迅速登上“京电号”,在夜色中劈波斩浪,驶往江南,在中山码头登陆。那天晚上,“京电号”往返很多趟,运送了1400多名解放军官兵过江。4月26日,邓小平、刘伯承同志抵达解放了的南京,饶有兴趣地登上“京电号”,从浦口码头过江进入南京城。

  新中国成立后,“京电号”辗转马鞍山、南京、淮阴、灌南等地,继续担负运送煤炭、农副产品,支持抗洪救灾的任务。1997年,“京电号”在灌南县退役。2009年,在南京、连云港两地的协调下,“京电号”终于回到南京,入藏渡江胜利纪念馆,被定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

  2 瘗鹤铭:“大字之祖”,历代书法标杆

  “万川东注,一岛中立”,万里长江中一处号称“江中浮玉”的岛屿正是镇江焦山风景区,迷人的风景中藏着闻名遐迩的江南第一大碑林——焦山碑林。其中,最为气势磅礴的艺术品是“大字之祖”《瘗鹤铭》。世人云:南有镇江《瘗鹤铭》,北有陕西汉中《石门铭》。焦山碑林自北宋开始藏碑,拥有摩崖石刻80多方、碑刻500余方,件件名家手笔,其史料和书法艺术价值,也使得焦山蜚声海外,被称为“书法之山”。

  关于《瘗鹤铭》,有一段动人的传说:相传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在焦山偶遇一对姿态优美的仙鹤,便与仙鹤的主人约定用作品来交换。等他赴约时,两只仙鹤已相继死去,就埋在焦山上。王羲之在无限怅然中提笔写下流传千古的《瘗鹤铭》。

  因山崖岩石崩落等原因,《瘗鹤铭》碑在时间洪流中不断遗落,残碑所剩无几。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人们从江中捞起五块原石,仅存下八十六个字,仍可见字体潇洒苍劲,别具一格。而《瘗鹤铭》碑备受推崇,正是因为它既是隶书发展成楷书的演变过程中著名石刻之一,又是研究书法发展史的重要实物资料,确属稀世珍品。

  2008年与2010年,镇江市多个部门机构组成联合考古队进行了两次“瘗鹤铭”残石水下打捞考古工作。首次打捞出的1000多块残石中有3块残石上的“鹤”“之遽”“化”等4个字被初步认定为《瘗鹤铭》残字,二次打捞则分别将4块巨石打捞出水。

  焦山碑刻博物馆馆长傅飞燕介绍,《瘗鹤铭》展厅还原了摩崖石壁的肌理造型,将五块碑石嵌于其中;设置照壁玻璃展墙,展墙绘制名家书写的《瘞鹤铭》字迹;《瘗鹤铭》厅增加主题磨漆工艺画表现瘗鹤铭的传说等内容;通过实物资料、图版、多媒体触摸展示屏等先进手段向观众提供导览和互动临摹。自2012年起,镇江每三年举办“中国瘗鹤铭奖”书法艺术大展。“瘗鹤铭”,这块中国书法史上的瑰宝,不再只是一块充满谜团的碑石,而成为一个代表着中国古代书法艺术精华和现代书法创作高度的标志。

  3 黄山炮台:以史为鉴,警示后世来者

  江阴段的长江从高空俯瞰极为特殊,滚滚江水在黄山脚下骤然收紧,江水自此狭道处穿行而过,奔向茫茫大海。“江尾海头”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江阴不仅仅是江防重镇,还赋予这座城市独特的军事文化特性。

  鸦片战争后,南京、镇江、江阴、上海都修建了炮台,但在长江沿岸的炮台中,无锡江阴的黄山炮台是其中保存最完好的。江阴博物馆副馆长刁文伟告诉记者,散落在江阴黄山各个山头的炮台,延绵四五公里。黄山炮台不仅是国内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更是延续最长、发展序列最完整的江防炮台遗迹。从1843年到1949年,一百多年间这里经历数次重建和翻修、扩建。

  一条黄山炮台的发展链,也是中国火炮的演变史:从射程有限只能使用弹丸的前膛炮到同治年间从西洋进口的线膛炮;从只能架在平地上到战线逐渐蔓延至半山腰和山顶。有了这道防线,当外敌入侵,江阴便成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关卡。1937年,这里成了一场海陆空立体作战的战场,江阴这片江面的战火曾经持续两个月之久。中国海军以牺牲第1、第2舰队的惨烈代价,在抗战时期延缓了日军深入长江的节奏。

  刁文伟表示,黄山炮台的历史跨度涵盖了明清至民国时期,是一部生动而立体的研究我国军事、海防、建筑发展史的鲜活样本。上世纪80、90年代,黄山炮台所在的原址进行过考古发掘:这里出土了完整的光绪年间的耀威大将军铁炮,是珍贵的国家一级文物;在小石湾的废井里发掘出了前膛、后膛炮弹。2015年至今,国家文物局对已经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黄山炮台进行了整体的修缮和规划,在现有的江阴军事文化博物馆基础上,邀请全国专家来做设计,希望做出当年炮台部署的展示,重现这里发生过的重大历史事件。

  4 元代沉船:江海交会,舟楫往来不绝

  “马头通六国,曾泊岛夷船。”这是明代诗人桑琳吟咏古城太仓的诗句。太仓濒江通海,长江和大海交会优越的地理位置,为历史上的“金太仓”带来了物阜民康。“太仓”之名正是源于粮仓,元代延祐年间设太仓海运仓,贮米曾多达数百万石,从长江水路和海路运送而来的漕粮在这里集中,等待转运北上。明初,郑和下西洋,庞大的船队从南京出发,沿长江抵达太仓刘家港,装运物资,驶向广阔的大海。因此,太仓是郑和七下西洋的起锚地,也是每次返航的收泊地。

  江海门户通天下,舟楫往来不绝。元明时代长江航运和海运的繁荣,镌刻在历经沧桑的文物上。透过一艘收藏于太仓博物馆的元代“万丰半泾河古船”,观众可以回溯那一段段记忆。

  2014年5月,太仓市半泾河万丰村段清淤时发现一艘木质沉船,南京博物院联合太仓市博物馆对沉船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太仓市博物馆馆长朱巍介绍,文物专家对船体开展了保湿、清理、脱盐、脱色、防虫防霉、脱水定形等工作,按照造船史专家研究成果,采用原材料、原工艺对古船进行修复,如今,这艘基本恢复原貌的古船在太仓市博物馆地下中庭进行展示。

  修复后的“万丰半泾河古船”长将近20米,船体平面略呈柳叶形,前端横剖面V形,后端横剖面U形,共11个隔舱,双桅复原完整,各种部件俱全。朱巍介绍,万丰古船使用了船用捻料和捻缝技术、水密隔舱技术、设桅座的可倒桅技术等船舶建造技术与工艺,特别是该船上使用了龙骨吊设置,是目前国内唯一发现装有“龙骨吊”的中国古船,为古代舟船技术的研究提供了实物资料。

  半泾河是一条注入长江的河流,朱巍判断,这艘古船是宋元时期的近海货船,当年也曾在长江水道和长江口活动过。“中国的古船有沙船、福船、广船三种船型,万丰半泾河古船是较为典型的平底沙船。这是因为,长江以北航区水深较浅,航道多沙滩,适合平底船航行。”半泾河古船的出土地点距离太仓的刘家港也不遥远。遥想当年,刘家港“粮艘商舶,高墙大桅,集如林木”。朱巍说,古船在半泾河的出土,印证了太仓悠远的江海文化,也为中国船舶史提供了新的材料。

  5 狼山题刻:江风海韵,千年沧桑变迁

  “杨吴天祚题名日,鳀壑中央见此山”,南通狼山东北麓题名坡,现存南通最早的石刻——姚存题名石刻。“天祚三年口月十四日东洲静海都镇遏使姚存上西都朝觐回到此”,寥寥数语,记载了一位踌躇满志的地方统治者,也开启了一座长江城市壮阔的千年历史。

  “天祚三年即937年,天祚为杨吴的年号。东洲和静海为姚氏集团辖下两处市镇,姚存所上西都即今天的南京。” 南通大学文学院院长、张謇研究院院长钱荣贵告诉记者,石刻上这句话,反映出五代时期发生在长江流域的复杂历史:南北朝时期,今天的南通市区一带在在长江口涨沙成洲;唐代末年,唐政权在这里设狼山镇,置镇遏使;五代十国时,姚氏家族统治南通,先后隶属吴、南唐。937年,姚存到南京朝见吴国国君徐诰。“姚存在朝贺后乘舟回通,系舟于狼山。来到狼山,返回故土,他便迫不及待地在此题名,昭告天下。”钱荣贵说,很显然,当时狼山北麓尚在江水之中,通过这一题刻,人们可以清晰地感受长江入海口的地理变迁,体会到南通是一座从江海中“长”出来的城市。

  姚存题名石刻的另一个重要意义是从实物上保存了南通最早的建置称号,彰显南通“江海之冲险要地”的历史地位。“南通南临长江,东濒黄海,姚氏政权在此可以控制长江口的交通。为夺取长江口的控制权,吴越与杨吴的军队在这里进行争战是必然的。”钱荣贵说,“历史上,长江一直与朝代更替息息相关,在五代十国这个特殊时代更是如此。地理的变迁与行政建置的变化,也使得南通文化总体上呈现出多元特点。”

  分隔南北中国的长江天堑,亦是增强交流的黄金水道。“姚存题名石刻是长江下游航运文化的早期记载,目前在东海里也不断发现故长江航道,说明自10世纪,从南通到南京就已有了水上航道,长江流域的联系日益紧密。”钱荣贵说,“珍贵的水路,让南通文化呈现出四方交融、多姿多彩的独特风貌,无一不证明南通的文化、文明是长江塑造的产物。”

  6 江豚陶壶:水中精灵,化为良渚文物

  低着头翘着尾巴,撅着鸟喙一样的尖嘴,圆滚滚的身体令人忍俊不禁……在南京博物院,有这样一件特别的文物。它双目前视,头冠后卷,尾鳍上翘,上腹部有一对小胸鳍,定睛一看,原来是是一头跃出水面的小江豚。1960年,这只泥质灰陶的豚形陶壶在吴江梅堰良渚文化遗址出土,之后一直作为新石器时代的经典艺术品,让人们透过时空之窗,感受生生不息的长江文明。

  “这件陶壶是古人根据江豚的样子烧制的,说明那时候长江里的江豚很多,先民常能看到它们在水中嬉戏。”在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林留根看来,这件江豚型陶壶不同寻常。“一般的陶器,讲究的是贮存物品等使用功能,这个陶壶明显更注重通过捏塑对原型对象进行生动的模仿,自然流露出一种个性率真、生动洗炼的审美趣味。”

  林留根认为,这只气质出众的“江豚”能够诞生,和长江对人的精神的滋养、塑造不无关系。4000多年前,长江流域是一块宝地。充足的水源,温和的气候,秀丽的风景,为居住在岸边的人们提供物质资源,更为他们的心灵带来美的享受。“风平浪静时,先民也许欣赏着江豚在水中自由而快乐地游动;他们也可能在风急浪高时,目睹这些大型水生动物搏击风浪的身姿……这件珍贵的文物,凝结着先民对长江、对大自然的依恋和热爱。”

  作为南博“镇院之宝”之一,这件陶壶一直拥有很高人气,不仅让许多观众知晓江豚这种可爱的动物,更引导人们认识到保护江豚、保护长江的重要性。“4000多年前我们的先民已经认识了江豚,如果不加以保护,江豚灭绝,那么后人只能通过文物去了解这些‘微笑天使’,那该多么遗憾。”林留根告诉记者,好在,当下“长江大保护”行动的开展,让江豚戏水的动人一幕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长江江面上,让曾经发生在长江边的故事跨越历史,如涛涛江水般汩汩长流。

  交汇点记者 于锋 吴雨阳 傅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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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张謇家书,看“父爱如山”

  文|雷 雨

  张謇是晚清一重要人物,世人多知他是光绪二十年的状元,是翁同龢的学生,是君主立宪派的要角,是实业家,是社会活动家,殊不知,他在教育上也是颇有章法。说他是教育家,绝非过誉之词。何以见得?且看由南通市档案馆、张謇研究中心编著,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父爱如山:清末状元张謇写给儿子的信》(以下简称《父爱如山》)。

  晚清诸多人物,喜欢记日记、写信札,如曾国藩,其日记、家书,一再刊印,流布后世,影响巨大;如翁同龢父子,其日记、信札,更成为研究晚清历史、文化世家的重要依据;如李鸿章、赵烈文、冯桂芬、李慈铭等人的文字留存,避免了多少想当然与向壁虚构。张謇与这些人物相比,角度不同,站位有异,但他观察社会的视野,他与儿子如话家常的窃窃私语,真实立体地透露出一位父亲、一位政治人物对教育、对政局、对社会的思考与应对,耐人寻味,堪可思量。

  《父爱如山》收录了张謇写给儿子的125封家书,写信时间大致在1909年至1916年之间。张謇年届45岁才有了儿子张孝若,他对儿子的身体健康尤为关注。张孝若似乎有些先天不足,经常生病,让父亲牵肠挂肚,辗转难眠。张謇在信中谆谆教导儿子如何洗脚,如何保护眼睛,房间要保持空气流通,学习读书久了要活动筋骨,在户外走动,“天已大凉,寝时须盖略厚之棉被,须著紧身小袄;食少油,勿过饱”等叮嘱,可见其无微不至。

  张謇在关心儿子身体健康的同时,同样十分关注他的教育。如何教育?仅仅是知识的灌输吗?仅仅是习惯的养成吗?仅仅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吗?非也。张謇没有对儿子进行大而无当的空洞教诲,也没有放任自流地委之他人,他从细微处入手,让儿子按时向他汇报学习心得,并及时批改他的稚嫩习作,既不疾言厉色、横加指责,也不随意表扬、毫无原则。他批改得仔细,督责得具体,谈心时娓娓道来;他为儿子张罗老师,为儿子未来的求学设计路径,为儿子的人生目标反复思量。这本家书即使今日读来,仍令人感慨万千:试想张謇有多少大事要处理,他却不拖不推不依不饶紧盯住儿子的全面成长,字里行间乃至句读标点,都透着一位父亲的舐犊之情。

  1913年,儿子去青岛读书前夕,张謇为他取字孝若。望子成龙是天下父母的心愿,中年得子的张謇对儿子的期盼,更饱含着希望他子承父业、挑起大梁的核心内涵:“父今日之为,皆儿之基业也”“居今之世,若无学问、常识、声望,如何能见重于人,如何能治事,如何能代父?故不得不使儿阅历辛苦,养成人格,然后归而从事于实业、教育二途,以承父之志,此父之苦心也。”

  随着儿子渐渐成人,张謇的家书中更多了对时局的观察、对人世的体会、对社会走向的思考,父子交谈,推心置腹。1916年,张孝若已是翩翩公子,出外读书,而此时的中国经历了社会剧变,各色人等粉墨登场,“城头变幻”,令人眼花缭乱。张謇告诫儿子不要随便引荐人物,要学会拒绝;不要过誉他人,要自尊自重;要注重自我修养,不能沾染公子习气。张謇还特意提到一些人物的孩子,要张孝若见贤思齐,细心观察他人品行。书信中他还提到了赵凤昌、郑孝胥、陈宝琛等人,也提到了自己辞让江苏参议长一职之事。诸如此类的话题,实际上都是在对张孝若进行言传身教:“子夏所谓‘日知其所无,月无忘其所能’也。对教师须温敬;对同学须谦谨。闻童世兄颇老成,许世兄颇能干,儿须取朋友之所长。”“无人伦、道德之国,未有不覆者。父十余年前谓中国恐须死后复活,未必能死中求活;求活之法,惟有实业、教育。”如此等等。

  “将雨山云忽际天,有时山忽上云颠。晚来更被横风扰,万点青苍尽化烟。”这是张謇在江西上饶观雨写下的一首诗,抒发了对祖国壮丽山河的无限热爱。张謇出任北洋政府的农商总长后,希望将自己的现代化实践在更大范围内推广,但尽管日理万机,儿子张孝若始终是他心头最大的牵绊:“父在外终日不闲,一到晚间无客不办事时,便念我儿。”“年老远客,于骨肉之人记念尤切也。”张孝若的来信,“以儿所叙,能使父如在家庭,如行通海间村路也”,让张謇一解思念家乡和亲人之苦。张謇如此坦言道:“我仅一子,一坏即无后望。我老矣,不得不为久计也”,希望张孝若“自重自爱”,“养成一种高尚静远沉毅之风,不至堕入浮嚣浅薄诞妄之路”。

  自隋唐科举制度以来,状元多多,但创办实业、别开蹊径的,似乎只有张謇一人。毛泽东对张謇亦赞赏有加,把他与张之洞、卢作孚、范旭东相提并论。习近平总书记最近也两次提到张謇,把他作为民营企业家的先贤与楷模。

  江苏出版人对于张謇,一直念兹在兹,不敢忘怀。早在1962年,江苏就影印出版了《张謇日记》;1994年,点校出版了六卷七册的《张謇全集》;江苏文艺出版社还出版了通俗读物《张謇传》。而这本张謇家书《父爱如山》的出版,让我们更为真切地走近这位伟人的内心世界,洞察他对这个世界的真实看法:有对教育的实践,有对时局的忧虑,有对骨肉的亲情,有对朋友的真挚友谊,更有对南通这方水土的深深眷恋:“父顷在垦牧,觉得可爱之地,可为之地,中国无过于此者。”抚今追昔,看南通蝶变,看今日中国,不由得替张謇感到欣慰。

  【文脉】

  读经典诗词 品美丽江苏⑨|《游栖霞寺》:一山飞峙大江边,诗意从此“栖”居

  《游栖霞寺》

  作者:皮日休

  不见明居士,空山但寂寥。

  白莲吟次缺,青霭坐来销。

  泉冷无三伏,松枯有六朝。

  何时石上月,相对论逍遥。

  “泉冷无三伏,松枯有六朝。”一千多年前,被鲁迅称为“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的晚唐诗人皮日休来到栖霞山,被这里清高绝俗的风景和丰厚的人文内涵“治愈”,不仅觉察不到盛夏的酷暑,也暂时忘却了尘世的喧嚣,留下《游栖霞寺》的诗作名篇。

  一座栖霞山,半部金陵史。如今,我们再以这首《游栖霞寺》为“匙”,过去的、现在的以及未来的栖霞山都在丘陵起伏的山谷之间诗意打开。

  栖霞,从舍到寺到山的进阶

  栖霞山开始叫摄山,因山形方正,四面重岭似伞又称“伞山”。据《栖霞新志》记载,“山上多药草可以摄生故名摄山”。自古以来,摄山的中草药资源久负盛名,留下很多名人采集药物的传说,明朝时李时珍也曾到此采集何首乌、党参等中药标本以补充《本草纲目》的内容。。

  那么,现如今我们口中的栖霞山之名又从何而来?在唐末文学家皮日休的这首《游栖霞寺》中就“藏”着答案。

  盛夏的一天,皮日休到栖霞寺游玩,因“不见明居士”,顿生“空山但寂寥”的感慨,莲花盛开却苦于无人对吟,他独自坐在那里,在山间云气氤氲中等云开雾散。

  皮日休要拜访的这位“明居士”,就是栖霞寺的创始人,一位名叫明僧绍的山东人。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明氏家族势力很大,出过很多高官,但明僧绍却像一个“异类”。他通晓经义,儒学造诣很深,但自宋至齐,他却多次拒绝朝廷征召,拒不出山入仕,被后人尊称为明征君。公元480年,南下建康的明僧绍最终隐居于摄山。

  如今,游客行至栖霞寺门前北侧,会看到一块名为“摄山栖霞寺明征君之碑”的唐碑,就是为了纪念明僧绍而刻,碑文由唐高宗李治所撰,不仅是南京地区保存最好、最大的唐碑,在全国现存唐碑中也是极其罕见的珍品,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当年在游览南京众多名山之后,明僧绍为何独钟情摄山?明朝南京状元焦竑的文字或许能解答一二。他的《栖霞寺修造记》记载:“金陵名蓝三,牛首以山名,弘济以水名;兼山水之胜者,莫如栖霞”。

  明僧绍去世后,他生前修建并居住的栖霞精舍的“栖霞”二字,也渐渐地从宅名、寺名最后演变成了整座山的名字。而从此之后,这座高不过286米的栖霞山有了更开阔的打开方式,除了自然风光、中药资源外,它还有一种精神追求。

  明僧绍作古已久,怎么可能接待皮日休?但皮日休为何要来找他,诗里说得清楚,“何时石上月,相对论逍遥”,此刻皮日休心里充斥着对明僧绍这样的高士觅而不得的惆怅。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程章灿教授在其所著的《诗栖名山》中对这首诗有过评点:“对于处在晚唐乱世的皮日休来说,要参透人生,达到‘逍遥’并不容易,他远道来访栖霞山,遥思明僧绍,就是希望从六朝的山林居士那里寻找自我解脱的思想资源。”

  千佛岩、明镜湖、舍利塔、南朝石刻……一千多年来,在人来人往之中,这里不仅被列为"金陵四十八景"之一,还成就了“一座栖霞山,半部金陵史”的厚重。乾隆六下江南,五次驻跸栖霞山,并赞誉其为“第一金陵明秀山”。自然风貌与历史变迁散落在这里。既是淡泊名利的隐士,又是内心丰盈的勇士,明僧绍赋予了栖霞山一种生活态度和内心的和谐相安。

  “意气枫发”,咏尽人文魅力

  白莲、青霭、冷泉、枯松、清月……在《游栖霞寺》中,皮日休却为何偏偏对栖霞山最著名的红枫视而不见呢?

  是因为红艳夺目的枫叶与他要表达的清冷之景格格不入,还是因为时值“三伏”,枫叶尚未有所表现?其实都不是。

  “栖霞红树烂如霞,十月天晴风日嘉”,明末清初南京诗人纪映钟曾这样给栖霞山上的红枫记下一笔;

  生活在乾隆时代的南京人王友亮在《金陵杂咏摄山》中也提及:“秋时人多看红叶于此”,诗中更是写到:“枫叶秋林烧入云”;甚至两江总督尹继善也在这里留下了“共爱枫林霜叶晚,终输春暖碧桃红”的鲜艳记忆;孔尚任的《桃花扇》如今在昆曲的水磨腔调中走近现代生活,其中一句“白鸟飘飘,绿水滔滔,嫩黄花有些蝶飞,新红叶无个人瞧”,与栖霞山的景致也脱不了干系。

  “从这些文人墨客留下的诗文看,栖霞赏叶的习俗是在明代后期才形成。”《金陵明秀栖霞山》作者张军介绍说,“秋栖霞”的民谚也是到了明朝才陆续见于文字记载,而后秋游栖霞山才被更广泛地传播开来,渐成民间风潮。

  自2001年起,南京开始举办栖霞山“红枫节”。这些年,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让高颜值的栖霞山成为新的“打卡”地,景区也大力栽种红枫。

  每年11月底,栖霞山步入赏枫最佳观赏期。本周降温,雨水增多,让人们一夜感受到冬的威力,也加快了红叶的飘红速度。据景区工作人员介绍,目前鸡爪槭、枫香、羽毛枫、乌桕、无患子、山胡椒等品种变色速度最快。那些在绵绵细雨中赴一场枫叶之约的人们,也收获了另一番朦胧之美。

  登山望江,不断生长的文化符号

  “泉冷无三伏,松枯有六朝。”皮日休写的是《游栖霞寺》,但他写寺本身不多,反而更多着笔于寺周围的山水环境。游览栖霞山,游客也不光沉浸在山景本身,登山望江,视野立刻开阔起来,尽显山水城林的南京风貌。

  张军介绍,栖霞山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2亿多年前。从山上发现的海洋动物化石来推测,这里曾被汪洋大海所包围。受地质地壳的运动,南京、镇江之间形成了一条宁镇山脉,栖霞山就位于山脉的西侧。在中国的四大“古都”中,低山缓岗、龙蟠虎踞的南京是唯一由长江穿城而过的,这也让栖霞山成为中国四大赏枫胜地中最独特的一处。

  游客一路向上,行至虎山山巅,便可见望江亭,顾名思义,在这里可俯瞰长江;在中峰半腰北侧,有一处名为“始皇临江处”的观景平台。《史记》记载,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东巡,北返时登临摄山。如今,站在这里,江面百舸争流,壮美的南京栖霞山长江大桥尽收眼底。近年来,栖霞山景区不断加强历史文化的保护、开发和利用,陆续恢复了始皇临江处、陆羽茶庄、桃花扇亭、小营盘等景点。

  而栖霞山还在继续“生长”。借着文旅融合的东风和南京紫东板块的崛起,栖霞山片区开发建设已全面启动,国际游轮码头、栖霞古镇都在走向现代生活。

  交汇点记者 陈洁

  【百家】

  强化人or替代人?智能社会“凶猛”而来

  文|钟国兴

  最近几年,人们一直在讲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很多人对这些概念已经耳熟能详。也有许多公司为了抢到先机率先投入,但是实际上在这些方面却大多只有投入不见产出。

  这是因为他们起得太早,早到了这个产业的朝阳还没有升起。为什么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技术在世界范围内仍未广泛登场?因为原有的传输设备无法解决它们所需要的巨大信息流量。4G及其以前的技术基本上无法承载这些信息流量。

  现在,5G这辆“战车”正在轰隆隆地向我们驶来。这辆“战车”上不仅站着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这几个“武士”,还有许多“战士”,那就是智能机器人、智能生产线,它们也在冲向战场,5G让它们如虎添翼。这是一个庞大的智能化队伍,它们将所向披靡,重塑整个社会。

  智能化正在将我们的社会改造成智能社会,人类在大步迈入智能社会这个新的阶段。时下,信息社会这个概念已经显得有些陈旧和宏大,无法确切地描述这个新的时代。

  实际上,我们进入信息社会的时间并不长,它主要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作为信息处理手段,今天的社会已被信息化。智能化是信息社会的一个新阶段,并非在原有层面上继续信息化,而是以具有对信息数据更高层次的传输、处理、运用能力的设施为基础,对经济社会的一个全面改造升级的过程。

  大流量信息传输的畅通,一系列新模式的出现,智能机器人和智能生产线的广泛应用,是智能社会的基础性特征。这些将会带来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社交方式、社会治理方式等方方面面巨大的变革。

  然而,每一次变革都是双刃剑。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智能化只是一件好事,在舆论上、政策上不能只是为它鼓与呼,也应预见到它可能带来的问题。片面地倡导技术及其带来的变革,却忽视或无视其带来的坏处,可能会引发社会多方面问题,以致付出诸多代价。以往已有此类教训,智能化带来的问题将会更严重、更深刻。如果缺少足够的预见,应对不及时,将可能出现料想不到的问题,甚至会引发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危机。

  智能化是实现智能社会的过程,它和以往社会变革最大的区别在于:以往的技术变革主要是在体力上强化人,智能化则是许多拥有在某些方面超过人的体力和智力的设备大量替代人。因此它将是一把巨大的剪刀,会把很多人现在的经济、生活中的位置替代掉,把与之相关的关系、组织无情地剪掉,我把这称为智能化的“大剪刀效应”。

  比如,机器人大量地进入工作领域,许多人将会因此失业。繁重的体力劳动、不卫生的工作岗位、危险的工种、重复性的工作当然都在淘汰之列,此外一部分计算性劳动、简单创造性劳动甚至某些表演性劳动也会失去市场。

  因为某些行业将会被淘汰,智能化这把“大剪刀”将会波及教育。学校原有的许多课程和专业将会变成多余,教育面临重大转型。

  这把“大剪刀”对我们的生活也不客气。比如,智能机器人未来可能替代人们的配偶。新生代人群可能对和人一起组成传统家庭失去兴趣,而智能机器人和人共同组成的“人机家庭”作为一种新的家庭形式将会出现,这种情况下生育将会降低。

  未来,智能机器人在很大程度上会替代父母和保姆的职能。十年以后的孩子,也许将是智能机器人教育出来的。甚至机器婴儿也会出现,不仅满足人们做父母的心理需求,而且还可以免于承受子女养育、医疗上的负担。

  智能化过程将会比以往工业化、信息化的过程更加迅猛,“大剪刀”效应也会更加强烈。

  部分抓住先机、资金雄厚的企业率先智能化,得以迅速扩张,而那些智能化程度低的企业、特别是中小型制造类企业将可能面临淘汰。伴随着这种变化,智能化程度高的企业赚取超额利润,而且无需支付工人工资,因此社会金钱会向少数投资者手里集中,而且这种集中的过程会很快。

  与此同时,智能化不仅会造成失业,特别是低端劳动力失业,而且因为就业机会减少,能够就业的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也会受到挤压,因此导致低端收入家庭的贫困。这将关系社会平等、也关系到社会健康运行和安全稳定,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所有的教育都应为未来培养人才,所以教育是一项穿越的事业;今天应该培养适应明天、并且对明天有用的人才。但是,我们今天的教育依然是教人既有的知识,给人套上既有的思维模式。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是当今教育的根本性矛盾。在智能化毫不留情地“剪掉”许多行业和职业的时候,原有的教育体系也会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教育如果不从智能社会的角度着眼进行变革,那么社会就无法从容地应对和驾驭未来。

  智能社会迎面而来,我们对它的研究还远远不够。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一直在追赶发达国家。虽然现在我们和发达国家在许多方面现代化程度已经越来越接近,甚至GDP有望追赶美国,但是在未来研究上我们缺少必要的准备。

  我们如果将来真的要领跑世界,一定要有一大批能够致力于研究未来、清楚地预见未来的学者。这些学者要告诉国人乃至世界,世界未来将会如何,中国的未来应该什么样,什么科技将会出现,什么产业将会崛起,什么理念将会领导世界。

  美国之所以能够领跑世界,是靠不断推出新的理念,例如信息化、数字化、全球化、高新技术、低碳经济、世界是平的等。这些理念引导了美国的产业升级。也就是说,领跑世界的一流国家,绝不能仅仅生产产品,还必须首先生产领导世界的许多未来学的理念。世界一流的国家,一定要在理念上、科技上、产业上占领未来的制高点。

  (作者系中央党校教授、学习时报前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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