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日报·文艺周刊（第1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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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运河，一条美丽的“戏韵之河”

　　一河渔火，千里歌声。千年运河上，历史的轻舟飘过，穿越过千万百姓的烟火日常，也飘荡着戏曲的动人声韵。大运河江苏段，伴随着汩汩运河水的流淌，不同戏曲种类在这里诞生、交流、融合。百戏之祖昆曲，在昆山诞生；京剧源头的四大徽班进京，从扬州启程；从“滩簧”到“锡剧”，尽显江南水乡特色。戏韵悠悠，熏染着这方土地上的风雅生活，吟唱着一方文化与审美的传奇。

　　水路戏路，前世今生

　　在柴油马达的“突突”声中，运河水流拍击着船头，这是锡剧名家王建伟（小王彬彬）记忆里依然清晰的一幕，“那时我们常去苏北八圩、江都演出，都是船只出行。一路上，演员们在船中悠然自得地观赏两岸三三两两的农舍、岸田，或春天的桃红柳绿，别有一番情趣。”

　　锡剧名家王彬彬出生常州金坛，后来以“彬彬腔”蜚声大江南北。在王彬彬的故乡，丹金溧漕河与大运河相通，它穿越金坛流入思湖。王建伟回忆，改革开放前，与父亲一道参加剧团演出时，乘船出行并不少见。

　　锡剧是江苏的大剧种，它覆盖整个江南，影响力涉及苏中甚至苏北。清末，无锡滩簧（锡剧早期的称谓）小戏已在苏南盛行。这种三两人组成的小戏班，在农闲时分穿梭于无锡、常州、苏州乡下一带，或旷野、村头，或会场、茶坊坐唱。由于通俗易懂，唱词贴近民众生活，所以深受百姓喜爱。王建伟说，江南水乡河道很多，艺人们常搭乘船只来往于各乡镇之间。“运河勾连了苏、锡、常与镇江，特别是运河在无锡穿城而过，滩簧逐渐发展成锡剧，运河起了很大的作用。”

　　戏曲界历有“水路即戏路”的说法。江苏省戏剧家协会原主席、著名戏剧理论家汪人元告诉记者，“戏路”指戏班演出路线与活动区域；“水路”指重要的交通水道。水路带动经济文化发展，也形成戏曲活动的聚集。

　　昆曲、扬剧、锡剧、淮剧、柳琴戏、徐州梆子……江苏戏曲种类繁多，而在江苏，“水路即戏路”的特点尤其鲜明。其中，昆曲的诞生，与大运河的关系匪浅。

　　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朱栋霖告诉记者，明清时期，大运河使得北方和西南的货物在苏州交汇，刺绣、裱画、乐器、首饰、仿古、造酒，三百六十行，这里应有尽有。经济的繁荣带来了文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文人才俊参与到与文化艺术相关的商业活动中，戏剧活动也就自然而生地繁盛起来。

　　汪人元介绍，昆山腔的诞生，最初以南戏流经昆山，结合当地语言与音乐而成，后来在文人魏良辅（初习北曲后研南曲）、张野塘（善弦索、北曲）等人总结了北曲成就，吸取了海盐、弋阳等腔长处，对昆腔进行改革，使其由“率平直无意致”声腔，变成了委婉细腻的“水磨腔”，尤其是梁辰鱼用昆腔创作了传奇《浣纱记》，影响日增，逐渐从吴中扩展到江浙各地，形成“四方歌者皆宗吴门”的格局，一跃而成明代四大声腔之首。

　　“江苏戏曲是与江苏整个历史、地理、文化的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汪人元说，“江苏气候宜人，物产丰富，鱼米之乡，交通便利，南京还是六朝古都，清代政府曾在扬州设局改戏、汇聚全国八方戏曲决非偶然，百戏之师的昆曲，在昆山诞生；京剧源头的四大徽班进京，从扬州启程，也有其因。”

　　“徽班进京”这一事件，被认为是京剧诞生的起源。这和江苏大运河又有什么关系呢？

　　“明清时期，当时的一些主要戏曲活动，都曾与大运河这条黄金水道发生过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的关联。”聊城大学文学院教授苗菁告诉记者，以演唱“二簧调”为主的徽班，发源于安徽南部，而扬州盐商中就有很多来自徽州，喜爱家乡戏。所以，徽班在进京前，实际上在扬州接受了一段“艺术提升”的过程。后来，借助为乾隆做寿的机会，徽班从扬州出发，沿着大运河进入北京城，在与其他声腔同台献艺中，相互竞争，逐渐吸收、融合了其他声腔的精华，形成京师梨园的新面貌，催生了今天人们所熟悉的国粹京剧。

　　包容创新，百戏争鸣

　　商贾辐辏，百货骈阗，舟船迤逦。大运河串联起的是一个广泛流动、开放包容的文化交流空间。

　　在传统戏曲演出里，“跑码头”是行话。苗菁告诉记者，“所谓码头，有水码头、旱码头之分，总之就是要去人多的地方演出。”苗菁研究发现，“明清时期，大运河是一条最重要的戏曲传播交流通道，这就是当时文化传播交流的‘高速公路’。沿着运河，北方的戏曲传播到南方，南方的戏曲也传播到北方。”

　　苗菁以清代的扬州为例，这座运河边的著名城市，曾一度聚集了各种声腔，除昆曲外，还有来自各地的声腔，如弋阳来的高腔、句容来的梆子腔、安庆来的二簧调，还有湖广来的罗罗腔等。“将如此丰富的南北戏曲吸纳于一城，除了北京，当时全国没有第二座城市能够如此，这显示了扬州非凡的经济实力与文化容纳力。”

　　“大运河是明清时期戏曲从苏州、扬州这两座城市向外传播的重要渠道。”汪人元介绍，比如昆剧艺人多从苏州北上，在京剧形成时期，艺人也多为苏州、扬州地区人，如梅兰芳祖籍是泰州。周信芳出生于淮安，“通天教主”王瑶卿祖籍淮安，京胡名家徐兰沅祖籍苏州吴县，昆曲名家俞粟庐（俞振飞父亲）是江苏娄县人，京城学戏者“大半是苏、扬小民”，多与运河有关。

　　汪人元还注意到，“同光十三绝”这组光绪年间的著名绘画，是沈容圃所绘彩色剧装写真画，记录当时徽班进京后对京剧诞生具有奠基功业的十三位著名演员。除安徽籍外，许多都是江苏人，如小生徐小香是苏州人，旦角梅巧玲是泰州人，旦角时小福是苏州人，昆旦朱莲芬是苏州人，丑角杨鸣玉是扬州人。

　　“包容和创新”，这是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秘书与写作教研室主任王珏用以形容的江苏大运河戏曲特色。“大运河沟通了南北交通，促进了贸易繁荣，运河沿岸也汇集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客商。为了笼络这些语言庞杂、审美各异的观众群，取得更高的票房，江苏的戏曲就要学会包容，包容实则就是最大的创新。”

　　王珏说，江苏戏曲包容性体现在音乐上，就是一种“南腔北调”的特色，语音上突破方言，力使南北观众都能听懂。例如，昆剧源于吴方言区，起初昆曲的唱词与宾白用的是中原音韵。但是现在看到的传统昆剧中, 丑脚的宾白里既有苏州话又有扬州话，比如出现扬州白常演的剧目有《红梨记》中的《醉皂》、《儿孙福》中的《势僧》等。“江苏的戏曲一直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存在着，这种开放的姿态使得江苏的戏曲海纳百川，最终成为影响力深远、演出范围广的大剧种。”

　　这种包容性，是大运河包容开放的地缘性所赋予的。“首先，江苏的戏曲是沿着大运河这条黄金水路向外部进行传播，其次，戏班和演员也是通过运河辗转于各地，这就有利于运河沿岸各个剧种间的互动、融合。”王珏分析，江苏戏曲大致有三个时期的对外传播影响较大，首先是乾隆南巡时期，加快了昆剧和徽班沿运河北上，为京剧形成奠定了基础；第二次是太平天国时期的徽班南下，促成了以上海及杭嘉湖地区为核心的南派京剧的发展；第三次是20世纪前半期，江苏的锡剧、扬剧、淮剧等地方戏沿运河及其支流水系对外延伸，后进入上海发展。

　　一河一生，一代一情

　　大运河是一座流动的文化记忆宝库。江苏戏曲众多剧目之中，有没有和运河或其他水路相关的内容？王建伟回忆，锡剧创作过明代抗倭题材的《克宝桥》，反映日本海盗浪人在沿海地区窜入我国运河一带骚扰、掠杀江南民众，县令王其勤令子王克宝筑城坚守，因子违反军令被斩。这是一出颂扬不屈民族节气、感人至深的地方剧目。

　　戏曲《白蛇传》大家耳熟能详。王珏告诉记者，其实这个著名“IP”也经由大运河催生塑造。《白蛇传》也叫做《雷峰塔》，这个故事里涉及到的三个城市杭州、苏州以及镇江，都是大运河沿岸的城市。清代的方成培所做的戏曲《雷峰塔》本就是为乾隆南巡所准备的。这个故事展现出了明清大运河两岸社会生活的风貌，选择杭州、苏州和镇江为故事发生地，也是为了让往来于大运河上的客商以及生活在这里的百姓更有亲切感。“大运河沿岸是重要的戏曲消费市场，以这里人们熟悉的大运河两岸重要的贸易城市为背景创作出来的故事，更容易拉近与他们之间的距离，博得他们的好感。”

　　运河岸边，戏曲与生活，向来如这般息息相关。王建伟告诉记者，无锡三里桥是运河边鼎鼎有名的米市码头，运河沿岸人来人往，商铺林立，各地客商也纷纷云集于此，洽谈生意。茶馆老板为了吸引顾客，便邀请滩簧艺人进茶馆演唱。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无锡商民出资创设的庆仙戏院，是无锡第一个茶园式的戏曲剧场，而运河小岛西水墩有内外两个戏台。据说，这两个戏台是无锡百姓为纪念历史上的两个县令所建造的。一位是明朝的抗倭领袖王其勤，另外一位是清朝率领民众消除水患的刘五纬。即便到了现在，每逢节假日，总有结群而来的社团演唱锡剧，娱乐生活、欢愉情怀。

　　也正因此，许多苏州、无锡、常州等地的戏曲名家，都对运河有着深深的记忆。沿运河巡演的盛况，王建伟至今还记忆犹新。“我有次随父亲演出到江阴乡下，船渐近码头，只见乌压压的人群聚集坡岸，‘欢迎王彬彬来演出’的广播声、鞭炮声震耳欲聋。”

　　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张继青也回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她开始“跑码头”。当时从苏州去宜兴一带，丁山、蜀山等地演出，没有什么交通工具，都是靠坐船。“一般晚上演出结束以后，我们就拆台、装箱。搬运工用不起，就是团里员工自己搬。坐的船白天装石灰，晚上运我们。”

　　一代又一代戏曲人沿着运河演出的记忆，还有这片广阔土地上百姓对戏曲的热爱，如今已沉淀为江苏戏曲的深厚内蕴，散发着更加鲜明的特质。这种开放包容、创新创造的精神，也一直体现在江苏当代戏曲发展上。

　　青年昆曲演员张争耀扮演的书生沈复，站在一艘小船上，从小河远处而来，然后上岸、进府，昆曲《浮生六记》的故事也由此徐徐展开……这两年江苏新打造的实景版《浮生六记》，观众可以站在河边身临其境地看戏，创新精神正沿着时代蜿蜒流淌。

　　更多叫好又叫座的新创剧目涌现出来，更多的戏剧交流互动此起彼伏。戏曲百戏盛典已持续三年在江苏昆山举行，这台戏曲盛会，共实现了全国348个剧种同“台”展演的“大团圆”，激发着戏曲传承新活力。

　　交汇点记者 高利平 顾星欣 实习生 陈姝楠

　　【繁花】

　　走进英烈青春，让信仰“咏”流传

　　——大型交响组歌《雨花台——信仰的力量》4月赴国家大剧院演出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生动教材，大型交响组歌《雨花台——信仰的力量》继南京成功首演之后，将于4月23日至24日登陆国家大剧院。

　　革命战争时期，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一大批中国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在南京雨花台慷慨就义，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伟大的雨花英烈精神。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江苏时指出，在雨花台留下姓名的烈士就有1519名，他们的事迹展示了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信念、高尚道德情操、为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他殷切希望，“要注意用好用活丰富的党史资源，使之成为激励人民不断开拓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南京此次邀请国内优秀的艺术家团队创作完成的大型交响组歌《雨花台——信仰的力量》，由著名指挥家张国勇执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唱团和南京市歌舞剧院联合出演。这部组歌由序曲、信仰篇、气节篇、情怀篇和尾声五个篇章构成，通过雨花无名英烈和陵园纪念馆年轻讲解员的跨时空对话，构成历史和今天交替进行的组歌歌曲布局，气势恢宏、动人心魄。

　　邓中夏、恽代英、史砚芬、丁香………在16首激情澎湃、饱含深情的交响组歌中，100年前青年楷模代表的动人故事和坚定如磐的初心“声”入人心。“我是孙晓梅，中共长江工委交通员，牺牲时29岁；我是郭纲琳，共青团上海闸北区委书记，牺牲时27岁；我是顾衡，中共南京特支书记，牺牲时25岁；我是曹顺标，大夏大学附中学生，牺牲时19岁 ……”风华正茂的英雄儿女，在舞台上竖起了一座精神的丰碑。

　　值得一提的是，在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里，还有两块无字碑，那是对在雨花台牺牲的无名烈士的缅怀和纪念。主创人员参观时对着无字碑深受震撼，于是有了组歌里的一首《献给无名烈士的歌》，“绿树在晚风中轻轻摇曳，鲜花在夜色里默默开。洁白的石碑上没有你们的名字，却能感受到那一颗颗心依然滚烫……”

　　话剧《雨花台》《丁香丁香》、越剧《丁香》、文献纪录片《致未来书》、大型音舞诗画《雨花颂·信仰》、长篇小说《苍茫大地》……近年来，雨花英烈题材文艺作品不断涌现。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雨花台——信仰的力量》如何通过创新讲述，打动更多年轻人的心？

　　——用好烈士日记等红色资源。没有话剧起承转合的腾挪空间，没有舞剧充满现代感的视觉表达，《雨花台——信仰的力量》如何“唱讲好雨花英烈的故事？“用组歌传承弘扬雨花英烈精神，我觉得是一种比较好的形式。”著名词作家王晓岭此次担任《雨花台——信仰的力量》艺术总监、撰稿、作词，在她看来，组歌可以采用高屋建瓴的方式，站在一种统揽全局的高度和视野来讲述，同时它既能增加总体的关照，也容易具体到某一个人、某一个事物，既能大气磅礴，也能细致入微。“雨花台是这么富有诗意、这么美好的名字，这也恰恰是英烈们的品格、精神、信仰的一种写照。在歌词中我们大量采用了英烈们的诗抄和原话，使之更具有真实性和历史感。”王晓岭说。而一枚纸做的五角星，则是整场音乐会唯一的道具，它来自雨花英烈贺瑞麟亲手画的简笔画——一个五角星中写着“雨花台”三字。“这枚五角星在舞台上从先烈手里捧起，代表着信仰的力量和传承。”导演应志琪说。“没有任何东西比音乐更单纯，更能够连接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张国勇认为，党史学习教育，如果能够“乘着歌声的翅膀”直接打动人的话，力量是无穷的。他坦言每一次挥舞起指挥棒，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这部作品除了缅怀、传承，还有非常重要的教育意义，尤其是对现代人而言，影响和意义更是重大。”

　　——与时代共情才有温度。此次担任音乐总监和作曲的是著名作曲家印青，他在南京生活、工作过多年，对雨花台和雨花英烈非常熟悉，接到邀约时虽然感到时间上有困难，但“听到雨花台三个字，我的眼睛就亮了”。他与女儿青年作曲家印倩文历时大半年的创作，不断思考、不断调整，最后谱写了16首风格不同，但精神力量一脉相承的曲目。“在南京演出，序曲奏完，很多观众就非常感动了，包括乐队的演奏员。就感到心里有一种烈士的形象，和我们对他的一种追思。”句句入心，声声入耳，这是音乐魅力无穷的地方。对于红色题材的歌曲创作来说，如何做到革命性与抒情性、民族性与时代性、艺术性与大众性之间的平衡，无疑是对主创最大的考验。印青认为，好的创作既要有较高的艺术含金量，同时又能让普通观众接受并喜欢，并且能打动年轻人。“不是说写个好听的旋律就完了，更要体现精神层面上的一种崇高境界。通过音乐的诠释，信仰的力量和艺术的力量结合在一起，更能够深入人心，这种精神的启迪效果可能会更好。”

　　——艺术的感染力在分寸之间。王凯出演的史砚芬烈士，唱起《诀别信》，歌词几乎是他给弟弟妹妹诀别信原文，他的长袍上，也印着诀别信的字句。“雨花英烈太伟大、太无私。”王凯说，排练时唱到“好吧，弟妹！今生就这样与你们作结了”，每每忍不住要哽咽流泪，“为什么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从雨花英烈身上，就可以看到答案。”亢怿以一位当代青年的形象演唱《走进你的世界》，表达年轻人去参观完雨花台烈士陵园后的所思所想，是对雨花英烈的深切缅怀。演唱时，她感觉自己就像走进了雨花英烈的精神世界。" 觉得离他们很近、很真实，希望把这种共鸣、共情传递给观众。"约百人的合唱队、约80人的交响乐队，10多位独领唱演员，再加上两位情景主持人，构成了《雨花台——信仰的力量》主要演出阵容。“这样宏大的题材，这样庞大的演出形式，我觉得非常难得。”排练场，音乐指导黄小曼一遍遍带着演职人员“抠”细节，“不要小看咬字的轻重，呼吸的快慢，只有唱歌的人自己的情感找对了，唱出来才能感动别人。艺术的感染力往往只在分寸之间。”

　　交汇点记者 陈洁

　　【艺评】

　　国安题材的创新表达—— 评电视剧《暴风眼》

　　文|范咏戈

　　电视剧《暴风眼》是由金牌创作团队历经数年精心打造的一部题材破局、表达创新的新国安剧。这部剧从开播到收官持续受到热播热议，收获了兼具口碑和热度的不俗成绩。

　　《暴风眼》在题材上的破局显而易见。近年来一些有影响的谍战剧、侦破剧多数是年代剧。如《伪装者》、《潜伏》、《麻雀》、《隐秘而伟大》等等。在和平年代特别是在新时代，世界更加复杂多变。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发展，国外敌对势力也加大了情报窃取、人员渗透。同样，国家安全也在与时俱进。开掘新时代国安材具有特殊意义。国家发展强大、岁月静好离不开无名英雄们的负重前行。现实中，近几年破获的许多间谍案令人触目惊心。而每当公布为此付出牺牲的国安人员，数字也总是以省略号代替。无名英雄不应被忘记。《暴风眼》可谓一部属于当下、观照现实的谍战剧。

　　然而，剧集的可贵在于并没有因为题材稀缺一味去吃题材的“红利”，它由生活真实向艺术真实转换时，恪守的是“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对题材进行了合乎艺术分寸的处理，称得上是一部“奇正华实”的作品。隐蔽的战场、公开的职场、若明若暗的情场三场达到了榫卯相接，心手合一，力避披谍战外衣走言情老路。它的叙事主体、主要矛盾、主要人物都在凸现一群青年无名英雄们的家国情怀、牺牲壮举。安静和马尚两个既是破案的主力，同时也是一对恋人。因为工作的特殊无法痛痛快快地谈一场恋爱，而当将“沉睡者”等犯罪嫌疑人一网打尽时，当双方的父母“催婚”时，此时安静的手机响起，新的任务又下达了，他们又将踏上新的征程。剧集每到关键之处，总能给以恰到的表现，在这一点上《暴风眼》没有让观众失望。由于戏路正，所以剧集才能有充沛的正能量表现。青年国安战士除了工作环境的危险，更在于他们在工作当中是理性的，对待亲人是感性的，卧底时和日常里都在扮演着“两面人”的角色，由此表现出他们的精神压力、工作压力之大，这群青年人和金钱社会没关系，是具有家国情怀的新时代青年偶像。剧中，马尚对父母隐瞒国安身份，最后向父亲说明时马父的眼圈红了，只叮嘱一句“注意安全”；猛子在追捕“沉睡者”中牺牲，安静和战友们悲痛，未成年的妹妹平静接受——这些戏都处理得动人肺腑，观众从这里对他们产生出痛惜、敬仰之情。入职国安的年轻人比同龄人更早地成熟，有担当，从而为这部剧在厚重题材、严肃话题进行青春表达上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这部剧叙事上的创新，则在于用严谨的逻辑思维取代戏剧巧合，剧情丝丝入扣，高潮迭起，情节牵一发动全身，引人入胜。开始时，正像安静说的，没有任何情报材料就让他们破这个案。在这种情况下，安静们以专业和专注的精神，剥茧抽丝，以严密的逻辑判断和分析逐渐让对手浮出水面。剧集可以说达到了逻辑思维和艺术思维比较完美的融合，这恰是谍战剧的特有魅力、艺术感染力所在。如果就是靠戏剧化巧合，没有烧脑桥段，或者情节经不起推敲，肯定就是一种失败的结局——《暴风眼》为写好谍战剧提供了新的经验。

　　行业题材电视剧既要娱乐大众，又要在剧中科普行业常识，这应当说也是一种常识。可惜许多剧由于缺乏工匠精神常被吐槽，《暴风眼》作为一部当代反间谍剧，它给观众普及的国安常识异于往常。剧集以当代都市为背景，展现了很多高科技的场景、手段。诸如“物理隔离”，用杯底上的“商标”盗取文件，天眼侦察等，已经完全异于以往谍战剧中看到的偷偷跑到敌方办公室用照相机拍一些照片的常识。行业剧的特殊功能和魅力在《暴风眼》中被充分挖掘。

　　这部剧称得上是一部“十年磨一戏”的好剧，它打磨出一种“国安文化”。剧集开始，马尚与对手在机舱相遇就奠定了这样的气韵。那一段“每时每刻这样的片段都在离我们或近或远的地方上演，如果不是接下来的故事提醒你，你永远可能不知道——当你正安享这一刻的风平浪静，有可能你就站在暴风的中央”是对现实的诗意表述。全剧随处可欣赏到“金句”式的台词，都在点亮主题。剧集不一味追求强情节快节奏，而是张驰有度，有战斗，有抒情。谍战剧本来崇尚强情节快节奏，难得能够有“慢下来”的情怀，可以看出创作者的用心。同时，剧本一流、演员知名、演技上乘，将厚重内容严肃话题进行青春表达，我想这大约便是《暴风眼》收获开播即热播、口碑和人气兼具的原因吧。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影视文学委员会副主任，《文艺报》原社长、主编）

　　【新潮】

　　天上飞的鸭子

　　文 | 赵家捷

　　这是南京人的一句歇后语：“天上飞的鸭子你就当盘菜呀！”我把它当做剧名了。《天上飞的鸭子》是几十年前我写的一部话剧，当时大大的有名，后来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卷》的。导演是郝刚，主演是李长清、吴志远、高英、朱茵，可谓名噪一时。话剧界的名家谭沛生、丁涛、林克欢都曾为这个戏写过剧评。

　　这部戏的公演是1989年元旦前后，在南京新街口的“百花”小剧场。当时寒冬腊月，大雪纷飞。这种天气上演新剧目，很多人认为是“吃错药了！”那时候的话剧，已经不景气，不但传统剧目没人看，就是反映改革的戏，也都是反响平平，没有什么票房。可是，我们为什么还要演《天上飞的鸭子》这部戏？理由有两条：这是一部纯粹的喜剧，这一类的喜剧，当时已经凤毛麟角；二是它的演出风格十分新奇，演区是三点式的，也就是说，观众就坐在演区当中，演员伸手可及，完全改变了传统的观演关系。不要说在南京，就是在全中国，这样的演出方式也闻所未闻。尤其是女诗人（吴志远饰）出来的那一场，她的每一句台词，都在观众席里引起强烈的反响，往往要等观众的笑声停下来后才能接着演。这样的剧场效果也是从来没有过的。

　　观众就是最好的宣传员，口碑就是票房的保证。这出戏的演出盛况，一下子在全市传开了，出票的情况完全出乎大家预料。五百座的“百花”剧场，全凭“门售”（这样的题材也根本无法联系单位包场），我们连演了五十来场。单凭“门售”维持这样的演出，在话剧团的历史上也从未有过。不过，话说回来，前来看演出的，基本都是在宁高校的大学生，当然，其他层面的观众也有。每天演出完了，演员可以走，编导是走不了的。为什么？那些大学生，那些热爱话剧的人要拉你座谈。“这是种什么样的表现方式？”“过去有样本吗？”“作者是不是信奉存在主义？”等等，等等。总而言之，在那样一个凛冽的冬天，在话剧市场渐渐萧索的时候，这个戏，居然在南京火了一把。

　　说到这个戏的产生，就要说说它的来历。

　　那时候，在江苏、南京的话剧界，有那么几个编剧，形成了朋友圈子。比如姚远、蒋晓勤、马中骏、王承刚，当然还有我。我们时不时地要在一块儿聚会。我们约定，谁拿了稿费，就由谁请客吃饭，地点基本就在省京剧院经营的饭店。大概是一九八七年吧，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大家聊到了小剧场。不知是谁提了一个建议：在座的编剧，每人写一个小剧场的剧本，三个月为限，必须拿出本子来，这样，我们就可以搞一个小剧场戏剧节了！建议获得一致通过。那时候，我还没有担任南京市话剧团的团长，我们还没有举办“南京小剧场戏剧节”的计划。可是我是个急性子，凡是承诺的事情，是必须要办的。不到三个月，我就把剧本写出来了，就是那个《鸭子》。

　　写剧本这种事，写什么？怎么写？甚至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有时可以有计划，有时根本没计划，纯粹信马由缰。写着写着，人物出来了，线条有了，主题也慢慢清晰了。我写《鸭》剧就属于后一种情况。大家公认，女诗人的角色是最出彩的，可是，动笔之前，我压根儿没见过女诗人，更不要说满嘴存在主义的女诗人。那么。这个人物是怎么写出来的？鬼使神差！喜剧的构成方法之一，就是把两个最不搭界的人（反差越大越好）放在一块，肯定有戏。傅尔是个环卫所的工人，老实巴交，不善言辞，甚至有点傻乎乎的，让他碰上一个现代派的女诗人肯定有喜剧效果。我就这样动笔写了。说来令人难以置信，一个下午，两个人物牵着我的鼻子走，停都没法停，到吃晚饭的时候，一场戏写完了，一万一千字。在排戏的过程中，唯独这场戏从来没改过。在我的创作生涯中，这算是个特例。可是，难道这场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当然不是。首先，我对喜剧的套路相当熟悉，甚而至于可以说驾轻就熟了。第二，有一段时间，我非常热衷于现代哲学，我甚至到南大听过刘东和段小光的课。至于女诗人这个人物，我时常想到中央戏剧学院的教授丁涛（也是我的好友），与其说她是个戏剧理论家，不如说她是个哲学家。在课堂上，她开口就是康德、黑格尔，说得学生云山雾罩。丁涛曾经在中戏的课堂上说：“南京有个剧作家，把我写到戏里去了！”她的说法，我不能认可，也不能不认可。人物的影子还是有的呀！

　　这样一个剧本，怎么会在领导那里通过的？这要解释一下。南京市文化局当时的局长是查双禄，过去我在他手下工作过。我们了解彼此的为人，所以相互信任。我的剧本，一般不会请他审查，都是连排或彩排的时候请他看戏。《鸭》剧也是如此。我在剧中写了三个女性，小白，很物质，金钱是第一位的；女诗人，很精神，她的思路，天马行空，神龙见首不见尾；还有一个小王，介乎两者之间。傅尔找她找她找得很苦，可惜她是别人的女朋友。看完之后，老查只淡淡地说了一句：“你这个戏，是不是有点宿命论的意思？”我没有回答他，这也没法回答。那个年代，年轻人有许多困惑，一时是说不清的。南京小剧场戏剧节的时候林连昆来演《绝对信号》，也看了我们的《鸭子》。临走时他对我说，“我还是喜欢小白，那是过日子的！”这话我不敢苟同，也不好意思和他争辩。

　　这出戏之所以成功，要感谢导演郝刚，他英年早逝，太可惜了。要感谢舞台设计马长山，这个戏的舞台模型参加了一九九一年在布拉格举行的国际舞美博览会。当然还要感谢一帮优秀的演员。那么，当年掇弄我写小剧场戏剧的那帮朋友呢？嗨，他们说话不算话，根本没动笔。不过，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后来都有了骄人的成绩，我们仍然是好朋友。现在，都是老年人啦。我们正在与那些戏剧一同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