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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学者齐聚“新华书房”读书论坛、《考古江苏》特展亮相南博、从传统文化汲取民族复兴智慧 | 人文周刊荐读
2021/07/09 09:18  交汇点新闻  

  新华日报·人文周刊(第184期)

  【记录】

  【文脉】

  【百家】

  【记录】

  第十一届江苏书展“新华书房”读书论坛开幕——

  阅读红色经典故事,传承基因砥砺前行

  7月7日,由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全民阅读活动领导小组指导,新华报业传媒集团、江苏省全民阅读办主办的第十一届江苏书展“新华书房”读书论坛在苏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本届论坛以“阅读红色经典 汲取奋进力量”为主题,邀请国内著名作家、党史研究学者齐聚一堂,分享如何在阅读中赓续红色基因、传承红色精神。

  何建明:今天,让我们慢慢诉说烈士的故事

  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何建明用三个感人至深的故事,让人们深切体会到什么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以及今天我们该如何赓续红色基因、传承红色精神。

  “今天我讲的第一个故事叫囚车上的婚礼。”这是何建明写在《革命者》中的故事。蔡博真和伍仲文在莫斯科相识,回到上海参加地下党工作并成为恋人,但不幸被敌人抓住,即将被枪杀。囚车来了,他们很遗憾还没有结婚。两人的对话被囚车上另外22名共产党员听到了,就说我们在囚车上给你们举行一个婚礼吧,主持婚礼的人叫何孟雄,他和夫人缪伯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全国58名党员中仅有的一对夫妻。众人用歌声作婚礼伴奏曲。唱什么歌呢?《国际歌》!这首歌在囚车上浓厚、悲壮、激昂。车上还有一个人是鲁迅的学生殷夫——“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翻译者,他在歌声中朗诵这首经典的诗篇。举办婚礼的15分钟后,这24人就被敌人枪杀在上海现在龙华纪念馆所在地,这就是著名的龙华24烈士。

  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中有一个名字往往不太被人注意,但何建明却说,这个叫金佛庄的共产党员应该被铭记。“金佛庄1922年入党,是浙江第一个地方党组织最早的三名共产党员之一。据茅盾回忆,1923年夏,按毛泽东的提议,党组织密令金佛庄“相机作反战宣传,如果他带的一营要上阵,打仗时应设法保存实力。”1926年北伐军打到九江时,金佛庄被派去浙江策反孙传芳部队,在途经南京下关时,因为被英国特工出卖而被捕,三天之后被枪杀。何建明说:“金佛庄的照片在纪念馆挂了几十年,但很多人还是不知道他,这一次我把他呈现出来,他应该成为我们心目中的英雄。”

  许包野同样是这样的英雄,曾担任过江苏省委书记。他曾和周恩来、朱德一起留学,他在国外待了11年,双博士学位,是个教书先生。调回来的时候,他不叫许包野,叫宝尔,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公同名。当初许包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读过这本书后激情澎湃,第二天就跟同学们说,自己改名叫宝尔。因为斗争残酷,党组织联络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宝尔回国后一时找不到党组织,在家呆了半个月,他到厦门去找弟弟——厦门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没想到他到厦门不到3个月,弟弟也被杀害,厦门的同志就请他担任厦门地下党组织的书记。半年之后,中央找到他,把他调到上海担任江苏省委书记,根据斗争的形势又被调到河南当省委书记,在那里他被叛徒出卖,英勇牺牲。

  因为使用了化名,并且很多了解他担任江苏省委书记和河南省委书记的同志也牺牲了,因此党中央一直不知道许包野的下落。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经过党史、民政部门的不懈努力,在当年与许包野共事过的老同志的证明下。1985年初,许包野的牺牲情况终于水落石出。在弥留之际的叶雁萍,捐出了丈夫的多件物品和资料,不久溘然长逝。1987年,广东省人民政府追认许包野为革命烈士。

  “在我的心中,党的历史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一个又一个共产党人他们用自己的生命,甚至用青春的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可以和平、富足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何建明说,“我们学习党史,不是简单地说概念、学名词,记住时间、地点和人物,我们更多要了解那些早已远离我们的,那些我们听说过或没听说过的人,如何为了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翻身做主人付出了什么。”

  章剑华:大江之上,书写无私奉献的“大桥精神”

  江苏省文联主席、著名作家章剑华以《中国脊梁——长江大桥建设的人和事》为题发表主旨演讲,讲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建设长江大桥过程中的人和事,讴歌祖国建设者挥洒汗水智慧的奋斗实践,体现为建设国家而攻坚克难无私奉献的“大桥精神”。

  近年来,章剑华创作了《大江之上——长江大桥建设三部曲》《世纪江村——小康之路三部曲》等一系列佳作。演讲中,他以《大江之上——长江大桥建设三部曲》为切入点,讲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建设长江大桥过程中的人和事:上部《天堑通途》讲述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我国第一座长江大桥——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经过;中部《中国脊梁》反映国家发展困难时期,我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建造的第一座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历程;下部《世纪跨越》主要描写改革开放后我国桥梁事业的蓬勃发展。借助长江大桥这个独特的视角,这三部书凸显了大国工业进步及民族复兴光辉历程,使读者得以感知大国工业进步及民族复兴的光辉历程。

  章剑华说,“大江之上”其实就是“长江之上”。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她用甘甜的乳汁哺育了中华儿女。自古以来,人们就一直有个愿望,在长江上建设大桥,打通天堑,这个愿望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人民当家作主后才成为现实。在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当天,茅以升等桥梁专家非常激动,跃跃欲试要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做一点事情,那就是在长江上建一座大桥,这个提议得到周总理的认可,得到了中央人民政府的支持。

  “众所周知,长江上第一座桥,是1957年通车的武汉长江大桥。”章剑华说,半个多世纪以来,长江上已经有五十多座大桥,其中江苏境内的大桥数量尤其多。最近,五峰山长江大桥公路层也已经开通,因此,在桥梁建设界有这样一个说法:“世界大桥看中国,中国大桥看江苏”。其中, 南京长江大桥更是亿万国人的骄傲。它是长江上第一座由中国自行设计和建造的双层式铁路、公路两用桥梁。

  2019年,章剑华开始动笔写长江大桥,他重点选择了武汉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江阴长江大桥来写。在他看来,这三座大桥各有特点:武汉长江大桥是长江上建造的第一座大桥;南京长江大桥是中国人自力更生建造的第一座大桥;江阴长江大桥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可以概括为两个“跨千”:一个是跨千年,于2000年通车;一个是“跨千米”,没有桥墩,一跨过江。

  对于章剑华来说,写作《大江之上——长江大桥建设三部曲》的过程,不但丰富了自己对大桥历史的了解,精神上也得到了一次洗礼。他感慨地说,长江大桥不单是交通之桥,也是经济之桥、军事之桥、文化之桥。大桥是长江上的脊梁,建设大桥的大国工匠们就是中国的脊梁。我们回顾长江大桥的建设,能深深体会到那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感悟前辈不计名利、甘于奉献的人格力量。在今天,在长江之上建一座大桥很容易,但这种大桥精神依然需要我们世世代代地继承和弘扬。

  双传学:《新华日报》,党的一个方面军

  如何在阅读中赓续红色基因、传承红色精神?论坛上,新华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新华报业传媒集团董事长双传学从《新华日报》历经83载谱写的“红色史诗”切入,讲述了这份被毛泽东誉为“党的一个方面军”、并三次为之题写报头的报纸,如何在烽火硝烟中锻造出鲜明的斗争性和强大的战斗力。

  作为周恩来同志亲自创办并直接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份全国性政治机关报,《新华日报》自诞生之日起,即吹响团结抗战的时代旋律。双传学介绍,毛泽东同志在赴重庆谈判期间,高度评价《新华日报》在打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中的表现,称赞她“同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作战一样,抵得上党的一个方面军”。

  双传学从斗争精神、斗争意志、斗争智慧三方面入手,分享了《新华日报》的峥嵘历史、斗争历程——

  一是展现出顽强的斗争精神。“七七事变”发生后,我们党立即识破了日军全面发动侵华战争的狼子野心,第二天就通电全国,号召全民族抗战。而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日和正面战场节节败退,使我们党意识到,必须牢牢掌握抗日民族战争中的主动权,才能团结带领人民取得胜利。这时,在国统区创办一张具有合法身份、能够公开传播党的政治主张的报纸,就变得迫在眉睫。《新华日报》甫一创刊,投入战斗。1938年抗战一周年纪念日,《新华日报》由4个版扩至8个版。1939年7月7日,《新华日报》再推纪念特刊,发表了毛泽东的《当前时局的最大危机》。1942年五周年之际,《新华日报》又推跨版特刊,以《吕氏春秋》中所记载的齐桓公忍辱负重、终成大业的“毋忘在莒”这一历史典故,警醒人们勿忘国耻、勿忘初衷,坚持抗战,争取胜利。

  说起这段光荣的报史,双传学难掩自豪——自1938年诞生,到1947年被查封,在9年多的时间里,《新华日报》始终“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占领了舆论制高点,成为我们党插在国统区心脏的一面红旗!《新华日报》在国统区舆论主战场、主阵地上,以坚强斗争精神,打响、打赢了一场又一场没有硝烟的“舆论战、事实战、观点战、发行战、物资战”。

  二是彰显出坚定的斗争意志。一如双传学所言,《新华日报》忠实践行党的政治主张的抗战新闻传播史研究,很多人一提到《新华日报》,就会产生“号角”与“灯塔”这样的诗意联想。“号角”一说,最初源自《新华日报》发刊词——“本报愿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伟大的战斗中作一个鼓励前进的号角。”战场上,号角嘹亮,抗日将士前赴后继、挥洒热血;舆论战线上,号角催征,同样不乏英雄殉道的血色传奇。鼓舞正义的号角,却让国民党顽固派如坐针毡、如鲠在喉。他们颁布战时新闻检查条例,设立新闻检查局,对《新华日报》报送稿件严厉审查、无理扣押,纠集特务、流氓,冲击、捣毁报馆。其检扣之厉、迫害之暴,前所未有。但越是这样,越能激发“新华军”的斗志。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统区充斥着消极、沉闷的政治空气。《新华日报》为消除悲观情绪,不断进行广泛、深入的舆论总动员。1938年7月25日,《新华日报》印刷发行了毛泽东《论持久战》单行本,并在报纸上刊发广告,引导国统区民众认识到当时甚嚣尘上的“亡国论”“速胜论”等的谬误。《新华日报》所刊发的代表我党抗战主张、方针政策的鸿篇雄文,给悲观、迷茫的人们拂去心头雾霾、指明前进方向,被国统区人民由衷誉为“茫茫黑夜中的一座灯塔”。

  三是表现出“一文一武”两相顾的斗争智慧。枪杆子是战斗武器,笔杆子是思想武器。作为党的两个“方面军”,新四军和《新华日报》同为抗战而生,始终肝胆相照,共同书写了一段抗日救亡传奇。双传学介绍,新四军和《新华日报》从差不多同时诞生,到共同光荣完成阶段性历史使命,在9年多时间里,始终同仇敌忾、并肩作战。《新华日报》200多次报道了新四军奋勇抗敌的英雄壮举,具有重要史料价值。最重要的是“皖南事变”后,《新华日报》第一时间发声,有力声援新四军,在党史、军史、新闻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新华日报》拒绝刊发中央社反共报道和社论,突破新闻封锁,印发刊有周恩来题词和四言挽诗的报纸。人们争先传阅,报纸销量猛增,外籍记者竟以80元高价抢购一张当天的报纸。周恩来还带领南方局和《新华日报》同志,起草了《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由《新华日报》印制传单,广为散发。毛泽东从延安致电周恩来:“收到来示,欣慰之至,报纸题字亦看到,为之神旺。”高度赞扬南方局和《新华日报》对于“皖南事变”的应对处置。“正是因为《新华日报》和新四军这‘一文一武’,在舆论战线和军事战场上始终遥相呼应、协同作战,共同发挥了我们党在抗日战争中所担负的中流砥柱作用。”双传学说。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重温《新华日报》的峥嵘历史有何价值?在双传学看来,作为创办最早、报龄最长,从铅与火、光与电到数与网,至今保持着蓬勃生命力和先进生产力的一份党报,《新华日报》的斗争精神和斗争智慧,不仅具有重要史料研究价值,对于新征程上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也有重要启示意义。

  83年前,《新华日报》吹响时代号角,发出觉醒年代的呐喊;83年后,“号角”雕塑、“周恩来像”在新华广场矗立,报史馆升级后全新开启,“新华红”有了更为具象、更有感召的历史表达。双传学表示,在建设“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百年大报新征程上,《新华日报》将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战略全局,始终与党风雨同舟、始终与人民砥砺同心、始终与江苏同频共振。

  欧阳辉:讲述好历史故事,传播好党的声音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人民日报社理论部哲学?科社室主编欧阳辉以《讲述好历史故事传播好党的声音》为题,介绍了自己撰写的《鉴证大党百年风云——100个“千字文”故事》一书的出发点、落脚点和着力点,以及个人写作时的体会和感悟。

  《鉴证大党百年风云——100个“千字文”故事》该书设置10个关键词,以“千字文”形式,娓娓讲述100个如诗如歌、可敬可泣的故事,呈现百年大党的风云与辉煌。“崇拜英雄、景仰先锋是我写这本书的出发点。”欧阳辉说,这本书是自己2020年2至4月间的读书笔记。当时,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正肆虐武汉。疫情期间,在单位轮岗上班的欧阳辉,利用空暇时间,阅读了许多英烈的事迹,记下了英雄们的故事,期待武汉这座英雄的城市,英雄辈出、报效国家,战胜疫情、服务人民。“后来,武汉的疫情阻击战全面胜利,这充分证明了,平凡铸就伟大,英雄来自人民,‘每个人都了不起’,是激励我写作这本书的精神动力。”

  欧阳辉介绍,不断满足人民文化需求,不断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是《鉴证大党百年风云——100个“千字文”故事》的“落脚点”。进入新时代,人民对精神食粮、文化产品的需求日益突出,越来越呈现出个性化、多样化、差异化、优质化的新特点。那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一名人民日报的编辑记者能做什么?欧阳辉一直在思考,他认为这其中有一个“普及与提高”的问题,“毛主席1942年在延安文艺工作(会)上的讲话提到,你想给人家1杯水你首先要有1桶水。所以,先得普及自己、提高自己。面对每一个历史事件、每一位革命英雄、每一种革命精神、每一件革命文物,求‘真’求‘信’是第一位的,务必弄懂来龙,熟悉去脉,把住细节。为此,我认真阅读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等书籍,现在想起来受益匪浅,这也为我今年初参与《中国共产党简史》的修改,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在欧阳辉看来,“着力点”就是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而在当前,讲好中国故事就是要讲好历史故事,把历史形象鲜活地还原到当下,使读者在了解史实的基础上获得启示、深入思考。“当前,重在讲述好历史故事、传播好党的声音,这是做好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的重点工作,也是党报人的使命与担当。讲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讲清楚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是个人的‘本分之事’,而撰写这本书,是一种积极的探索与尝试。”

  现场,欧阳辉讲述自己无意间在网上听到一段雷锋的音频。原来是1960年8月,辽宁抚顺地区暴雨成灾,雷锋所在运输连接到参与抗洪抢险命令,他因表现突出,荣立个人二等功。同年11月27日,雷锋在全团授奖大会上发言;12月12日,湖南人民广播电视台把这一发言录入节目库,留下一段弥足珍贵的乡情。“听着雷锋浓厚的湘音,我记录下《乡情让湘音历久弥新》,有力地批驳了网上的一些造谣生事和无稽之谈。正是努力寻找、撰写一个个可信可感、可亲可敬的‘现象感’,才让一位位高大而伟岸的身影浮现在读者眼前。”欧阳辉认为,讲好历史故事,就要回应现实关切,让故事真实起来,让故事的主人公从书中站立起来,在与读者的对话中,让读者真懂真信、真学真用。

  顾学让:新安旅行团——党旗下的一支劲旅

  新安旅行团纪念馆馆长顾学让以《一群小好汉:在党旗下成长起来的一支劲旅》为题发表主旨演讲,六一儿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安旅行团母校——新安小学的少先队员们回信,新安旅行团为大家所熟知,新旅纪念馆也成了红色打卡地,但究竟新安旅行团在中共党史上有怎样的地位和价值,依然有人并不了解。顾学让馆长认为有必要借此机会汇报给观众,这样“一群小好汉”究竟是党旗下怎样的一支劲旅。

  “小好汉”来自于陶行知先生的评价——“人从武汉散,他在武汉干,一群小好汉,保卫大武汉”。1935年10月10日,14位身穿工装裤,打着三角团旗的新安小学的学生组成了革命团体,在陶行知先生的热切回应下,在校长汪达之带领下,他们告别乡亲,登上轮船,踏上了宣传抗日救亡的征途。从14人到600多人,17年时间,新安旅行团走遍中国22个省市,行程5万余里,为多个地区抗战胜利奉献出自己的力量。团员们在战火中磨炼自己,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排头兵。新中国成立后,新安旅行团一方面向各大学校输送学生,培养高素质的人才。另一方面与其他艺术团体组成了上海歌剧院,对团员们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1938年,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批准了首批团员徐志贯等三名团员入党,并在新安旅行团建立了党支部。周恩来曾多次接见新旅团员。

  顾学让介绍,新旅成长的过程并不一帆风顺,有被国民党解散、收编的危险,周恩来知悉后亲自出面交涉,不仅使新旅变成了特约团体,同时还解决了经费问题。皖南事变后,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指导下,新安旅行团分期分批秘密地从桂林经湛江、香港到上海,转移到苏北抗日根据地,在苏北开展了大规模的工作。在盐阜地区军民当中流传这样的一种说法“七旅、八旅、新安旅”,这就是为何称新安旅行团是“党旗下的一支劲旅”。

  “1946年的5月20日,毛泽东主席亲笔给新安旅行团复信;75年后的六一儿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又为新安旅行团写了一封回信,这封信再一次表达了对我们新安旅行团的充分肯定和高度重视。”顾学让介绍,新安旅行团开创了少年儿童运动史的先河,创造了多个第一:第一支农村流动放映队,为抗日救亡宣传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第一张儿童报纸《儿童生活》,这一张报纸也是我们最早的套色报纸,陈毅为报纸题词;召开第一次少年儿童代表大会,1942年1月,新安旅行团应陈毅、刘少奇的要求,在苏北广泛组织发动儿童团,培养儿童骨干,1945年底在盐阜地区组织召开了第一次少年儿童代表大会,草拟并通过了少年先锋队队章。

  在17年的战斗岁月里,顾馆长动情地说:“我们新旅以独特的方式,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创造了教育史上的奇迹,为我们国家培养了多个第一。”中国第一艘核潜艇是新旅团员钱凌白研制指挥下水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瞄准镜是新旅团员王山设计的。中国敢于挑战爱因斯坦第一人、二三四代洲际导弹的设计者华棣是新旅团员。中国第一张油画《窑洞》的作者彭冰是新旅团员……据不完全统计,新旅团员在政治、军事、科技、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杰出的人才将近200人。回顾新旅的战斗历程我们不难发现,每一位新旅团员的成长史就是中国共产党辉煌的发展史,就是把个人成长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爱国史,就是一部生活教育的教育史。

  新安旅行团的革命精神和爱国情怀与总书记对广大青少年的希望高度契合。顾学让说:“我们应该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像新旅团员那样热爱祖国心怀天下,争当民族复兴的先锋。不畏困难自主自立,勇当不怕困难的好汉,热爱文化、苦练本领,高擎生活教育的旗帜,尊礼守德,自主自立,敢于自主自立的典范,以坚定理想信念实现民族复兴!”

  交汇点记者 冯圆芳 于锋 王宏伟 王慧 傅秋源

  摄影记者 余萍

  【文脉】

  70年考古“铲释”8000年文明

  《考古江苏》特展亮相南博

  “8000年顺山集文化肇始苏北,7000年青莲岗文化孕育江淮,5000年寺墩文明星耀东南;吴越争霸将引春秋波澜,古彭徐州舞动汉韵楚风,六朝金陵形胜虎踞龙盘……”7月1日在南京博物院开幕的“考古江苏”特展在前言中这样提炼展览主题。

  江苏田野考古走过了70年历程,手铲下的发现硕果累累。展览由徐州博物馆、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镇江博物馆、南京市博物总馆等9家单位联合主办,以出土文物“铲释”江苏古代文明、描绘江苏灿烂历史,展示江苏考古对于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中的贡献。一件件展品如同一段段历史留下的字句,共同构成8000年江苏文明史的恢宏史诗。

  一粒炭化稻,记录一次人类文明跃迁

  展厅中有一件红陶灶,为考古发现的中国最早,被称为“中华第一灶”。它出土于距今8000年前的泗洪顺山集遗址——淮河下游发现的时代最早、规模最大的史前聚落,它的发现把江苏的古代文明史往前推了1500年,这种文化类型被命名为顺山集文化。

  顺山集遗址东侧4千米处的韩井遗址上,考古专家们发现了8000年前的水稻田,这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古稻田。从采集狩猎到农业定居被称为“农业革命”,其时间大约从距今1万年前开始,历时约4000年,时间之长大约相当于从夏朝直至今天。在此期间,淮安黄岗遗址的先民在陶器上画下了舞蹈或是行巫术的人像,南京北阴阳营、吴江梅埝、邳州大墩子、海安青墩、无锡鸿山等地,文明如同星星之火,先民们用骨制箭头打猎,用陶釜煮稻米做鱼汤,把鹿、野猪、水牛、海龟等作为食物并用它们的骨头做成耕种或缝纫的工具……展厅中的文物,清晰地呈现了当时的生活面貌。在农业革命宣告完成的6000年前,先民们留下了苏州草鞋山这样的遗址,考古人员在那里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具有灌溉系统的水稻田。

  展厅中最不起眼的文物就是那些炭化稻,它们比芝麻大不了多少,因为长期埋藏地下而炭化成为黑色,但它们见证了先民们渐渐过上定居生活。此前的采集狩猎生活,使得先民们只能随身携带简单物品,同时在孩子可以跟上部落四处游荡前,母亲无法养育第二胎。定居带来财富积累和人口爆炸式增长,不仅产生了社会分工,而且带来了阶层分化,而这正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必要条件。可以说,一粒被人类驯化的稻谷,代表了人类文明史上石破天惊的演化跃迁。

  一位“崧泽王”,折射“中华文明第一缕曙光”

  明显的阶层分化,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之一,学术界曾经普遍认为中国最早的阶层分化出现在距今5500年左右,但是张家港东山村遗址考古把这一时间提前到距今5800年。依据随葬品的多少,那里的墓葬区已经严格区分为“富人区”和“平民区”,东山村遗址也因此被称为“中华文明第一缕曙光”。

  展厅中有一件拇指大小的石锥,呈现深沉的深红色。它出土于东山村90号墓,含铁量很高,可以牢牢吸住磁铁,因为遗址附近并无铁矿,因此考古专家们怀疑它加工自铁陨石。90号墓的随葬品多达56件(其中玉器为19件),此次展出了其中的35件。考古表明当初下葬时,墓主身边放着陶缸、陶鬶、陶壶、陶豆等,头边放着两枚大玉玦和一串玉管,颈下佩戴玉璜,耳朵上夹着玉玦挂着耳坠,手腕戴着玉镯,手边和腿旁放着表明身份的石钺,脚边还放着大型石锛。在已知的崧泽文化遗址中,东山村90号墓的随葬品最多最豪华,因此墓主被考古学界称为“崧泽王”。

  良渚文化兴盛一时,传统的学术观点认为良渚文化聚落不会扩张到长江以北,但是位于兴化、东台交界的蒋庄遗址则刷新了这一认识。展厅中的玉琮、玉镯、石钺工艺精美,达到了良渚文化工艺的最高水平。从2011年至2015年,考古人员共发掘了284座墓葬,除1200多件文物外,还发现了234具先民骨架,其中出现了大量的断头、断肢现象。有专家认为,良渚文化强势向北扩张,触角已经达到徐州地区,有力阻挡了来自山东的大汶口文化的南进,双方在江淮和黄淮地带展开了持久的争夺、对抗,在碰撞中融合,共同融入了华夏文明大家庭。

  一把围棋子,让土山汉墓更显扑朔迷离

  “吴韵汉风”是江苏历史文化的底色,以徐州为代表的汉文化雄浑阔大,充满堂堂之气。展厅中展出了徐州博物馆的诸多西汉时期的镇馆之宝——

  龙形玉佩体型硕大,S形的造型威猛刚劲,玉龙张须露齿,双目圆睁,龙身虬劲灵动,爪趾呈锐利的尖钩状。如此巨大、精美的玉龙在国内实属罕见,是战国至汉代强健、尚武、进取精神的体现;

  青色大理石雕成的豹子呈侧卧状,脖颈上戴着镶嵌贝壳的项圈,温驯而充满力量,汉代贵族喜欢驯养豹子协助狩猎,这只石豹是生活用品,用来压住席子防止边角卷起;

  乐舞俑双臂舒展,长袖飞扬,舞姿奔放热烈,仿佛正跳到一支舞的高潮部分,她舒展的袖子如同她舒展的生命,尽情地舞动着青春的热情。

  展柜中还有76颗琉璃围棋子,在灯光下折射着幽幽的绿色。徐州土山汉墓考古今年刚刚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些围棋子就发现于土山汉墓的东徼道中。

  土山汉墓是东汉时期的诸侯王陵,墓葬中出土了银缕玉衣残片和鎏金铜缕玉衣的残片。由于历史上曾经被盗过,土山汉墓的墓主究竟是东汉时期的楚王刘英还是第一代彭城王刘恭尚无定论,骨骼鉴定表明,这位诸侯王去世时大约50岁,生前身体非常强壮,他的王后去世时在四五十岁之间,生前营养状况良好。

  令人惊讶的是,陵墓的东徼道上有一具外面镶贴有玉璧的漆木棺,棺内残存金步摇等女性饰物,还发现了70余枚绿色琉璃围棋子。徼道象征着巡逻警卫的通道,把棺木放在徼道上类似于把人埋在了大路上,很不寻常,陪葬的玉席表明这位女性的身份不低,她是诸侯王的宠姬还是她的女儿?这个谜团让这座神秘的墓葬更显扑朔迷离。

  一对鎏金铺首,佐证隋炀帝葬身扬州曹庄

  2013年,隋炀帝墓现身扬州曹庄轰动了全社会,一方出土的“隨故煬帝墓誌”表明,唐太宗贞观元年,隋炀帝的萧皇后去世,李世民派人将她送到扬州,与隋炀帝合葬。展厅中有一对巨大的鎏金铜铺首、一组16只编钟和白玉璋等高等级文物,它们都无声地诉说着墓主人非同凡响的身份。

  铺首是古代门上的装饰物,往往以兽首衔环的形象出现。炀帝墓共出土了4只鎏金铜铺首,直径达到26厘米,与唐代大明宫遗址出土的铜铺首大小相近。专家们认为它们可能被安装在隋炀帝的棺椁上以便于抬起和安放,其巨大的尺寸印证着墓主的地位。

  此外,隋炀帝墓出土了成套的编钟16件,编磬20件,是迄今为止国内唯一出土的隋唐时期的编钟编磬实物,填补了中国音乐考古史上的一项空白;

  墓中还出土了一套萧后的凤冠,当时被包裹在泥巴中,文物修复人员利用CT扫描复原了凤冠的3D模型,经过900天的修复最终使这套凤冠重现风华。如今在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内,就展览着一件凤冠的复原品。

  墓中还出土了部分人骨骼,其中两颗牙齿来自一位50岁左右的男性,被确认为来自隋炀帝杨广;其他骨骼的鉴定表明,梁武帝萧衍的后人萧后是一位身材娇小的女性,身高只有1.5米左右,文献记载表明,她在贞观元年以81岁高龄去世。

  一个坏太监,强抢民女却为紫砂存史

  江南风物往往象征着高雅、精致的品位生活,紫砂和明式家具、苏绣、漆器、玉雕等都被视为这种生活的象征。然而紫砂究竟起源于宋代还是明代,长期以来争议不决,而“明代说”最有力的证据,则来自一个明代太监。

  1966年,南京市文物部门在牛首山西北挖了一座墓,墓志表明,这里埋的是明正德年间的司礼太监吴经,他死于嘉靖十二年(1533),墓中出土了一把提梁紫砂壶,这把壶就是有明确纪年可考的最早一把紫砂壶。

  吴经是一个嚣张的坏人。1519年宁王朱宸濠发动叛乱,很快被王阳明平定。明武宗明知大局已定,却不肯放过南巡游玩的机会,替他到扬州打前站的就是吴经。吴经不仅霸占房屋土地,还四处强抢民女,以至于家里有女儿的人赶紧去找单身汉婚配,或者乘夜带女儿逃出城。更损的是,他居然在某天夜里放出皇帝驾到的假消息,趁扬州城灯火通明的时候闯进各家抓人。

  正德皇帝死后,作恶多端的吴经被送到都察院治罪,而后被降职到南京明孝陵司香,墓志中说吴经“闲居二十余年”,指的就是他失势后的生活。吴经死后就葬在南京,百余件随葬品中并无当时值钱的物件,其中也包括这把紫砂壶。

  这把紫砂壶高达17厘米,与后来可以放在掌中把玩的紫砂壶相比,显然是个大家伙,应该是用来煮水而不是泡茶。同时壶的内壁厚薄不一,可见制壶工具比较简陋,泥片镶接的打身筒工艺还未形成。此外,壶身外表颜色深浅不一,表明烧制时温度控制不好,且没有像后来那样放在匣钵中烧制,以至于壶身上粘了其他陶瓷的釉汁……这些都表明至少在明代嘉靖年间,紫砂壶的制作工艺尚不成熟。

  这样看来,吴经这个坏人以自己的死亡为400多年后的人们作了一项学术贡献,这把壶成为紫砂史上的标准器,是紫砂工艺成熟于明代中晚期的最有力证据。

  【百家】

  从传统文化汲取民族复兴智慧

  文 | 莫林虎

  南宋朱熹在《观书有感二首·其一》中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为什么中华文化能够生生不息?根本原因就是中华文化发展的过程中,能够不断地自我更新,不断地加入创新成分,使之永远充满活力。

  伟大事业孕育伟大精神,伟大精神引领伟大事业。今日中国建设的巨大成就,是中国共产党性质宗旨、中国人民意志品质、中华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是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充分彰显,赓续传承了伟大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创新思想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实践

  中国创新精神始于《易经》。什么叫“易”?“易”就是变易,因为世界不断变化,就必须积极主动创新。《易经》的第49卦是革卦,“革”就是革新。第50卦是鼎卦,“鼎”就是建立新机制新体制。成语“革故鼎新”,就是由此而来。

  党的十九大报告里59次提到“创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巨大的成就是因为不断进行思想观念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党的十九大报告里还特别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打赢脱贫攻坚战很重要的一点在于“精准扶贫”理念的首先提出,以及制度的制定和实施,从而形成一个重大的国家治理理论的创新。

  2014年4月,80万基层干部在全国贫困地区内开始进村入户,12.8万个贫困村、8962万贫困人口被识别出来。之后于2015年用了10个月时间动员了200多万干部建档立卡,实行动态管理。诞生了一系列的理念和一系列制度创新,如“六个精准”,即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2015年10月,通过“五个一批”进行脱贫,即发展生产脱贫一批、异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正式提出。

  中国共产党能取得那么大成就,在于制度创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7.7亿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其中党的十八大以来,剩下的9899万贫困人口在2020年底全部脱贫。这就是中华文化创新思想在当下的一个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是令全世界震惊的。

  小康思想与共同富裕的伟大实践

  中国儒家的社会理想集中体现在《礼记·礼运》中,其中孔子提出了两个重要概念,一个是“大同”,一个是“小康”。

  简单来说,“大同”就是儒家的最高状态,思想觉悟和行为举止都是以“天下为公”为标准的状态。在整个国家中,所有的重要资源属于全体中国人民,每个人都想为社会做贡献,就是“天下为公”。

  小康是“天下为家”的状态。《礼记》中说:“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每一个人都为自己的家庭及家族努力,最亲近自己的家人,最关爱自己的子女,获取的财富和付出的努力都是为了自己。虽然有私心,但是政治清明,国家治理有序,人民安居乐业。虽然“小康”的状态是“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但是古代对于“小康”的理解是 “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即制度各方面都是比较完整的,百姓都是守规矩的,这时候人民安居乐业。

  “大同”在古代根本不可能实现,“小康”也只是在少数的盛世和治世一定程度的实现,比如“文景之治” “贞观之治” “开元盛世”等。然而即使在开元天宝年间,即唐朝最繁盛的时候,仍有杜甫说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故“小康”社会在中国古代,即使是在治世和盛世期间,也只是在少数的时候一定程度实现。

  中国共产党把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这正是儒家的大同、小康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两不愁三保障”,让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 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家庭、一个人都不能少。

  脱贫干部也做了很多贡献,如云南省文山州西畴县,该地99%是山区,而且石漠化面积达到了75.4%。在政府和扶贫干部的带动之下,该地区农民积极努力,修路、做梯田,完全改变了西畴的面貌。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脱贫攻坚战取得伟大胜利是共产党的各级干部和群众不断奋斗的结果。

  大同理想与新时代公平正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上文提到,中国儒家的最高理想就是“大同”,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即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就是“天下为公”,即所有人、国家所有的资源、最重要的财富都是大家的,大家一心为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选贤与能”,相处非常和谐。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真正能把“天下为公”的理想付诸实现并不断发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2020年,益普索调查显示,在全球27个国家中,中国政府得到的认同是最高的,约为93%。2020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发布题为《理解中国共产党韧性:中国民意长期调查》的报告,结果表明中国政府的支持率和满意度是93.1%。

  中央和国家机关向贫困村派出第一批干部中的国家审计署的姜海泉,就是舍小家为大家的典型代表。他干了两年以后,村民说:“姜书记太好了,万一换了新干部,接不上茬怎么办?”所以村民连续两次发出盖手印的联名信,请求姜海泉书记再干两年。姜海泉女儿的日记上说:“我的爸爸原来是白白的帅帅的,可是现在晒得黑黑的了,因为他在贵州高原大山里的贫困村扶贫。在我上小学的时候他就去了,现在三年多了还没回来,我也很想念爸爸。”后来姜海泉说,我只是在我们家小孩最好玩的那几年,从幼儿园到小学期间四年都没见到,但是换来的是村民的认同,是老百姓对我们扶贫干部、对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认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发扬光大,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根据宣讲家网报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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