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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周刊荐读丨我们的父亲母亲
2021/07/23 09:03  新华报业网  

  新华日报·人文周刊(第186期)

  【记录】

  【文脉】

  【百家】

  【记录】

  三位子女深情回忆革命父母传奇一生——我们的父亲母亲

  “1947年3月,我出生在监狱里……”南京峨嵋路,74岁的张峡明打开记忆深处的闸门。

  他的父亲张天华,是一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他的母亲胡以钢,则是一名飒爽英姿的新四军女战士。在硝烟炮火的年代,这对革命伉俪用惊心动魄、荡气回肠的故事,书写了对党的忠诚,对爱情的坚贞。

  张天华

  6月底的一天,记者来到张家小院。进屋时,一场大雨突至。采访结束,雨过天晴。院内一颗棕榈树高大挺拔,像伞一样撑起天空,“这是我父亲生前种下的………”张峡明说。

  95岁高龄的母亲,患阿尔兹海默症已不怎么能说话。看见来人,她始终微笑着,浑然不觉子女口中的英雄父母与自己有关。

  翻越13座雪山,那永不消逝的电波

  “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锣鼓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湖北省红安县(原黄安县)流传至今的这首歌谣记录了红安的光荣历史,这里是黄麻起义的策源地,是鄂豫皖苏区的中心。革命战争年代,有14万红安英雄儿女为了新中国的成立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从这个位于大别山南麓的山区小县,走出了董必武、李先念两位国家主席和陈锡联、韩先楚、秦基伟等223位将军。红安也被誉为“中国第一将军县”。

  父亲张天华,正是来自这片浸润着烈士鲜血的红色土地。

  红安县七里坪镇张李家村坐落在大山深处,这里是父亲的家乡。土地革命时期,一个小小的张李家村就有60多名青壮年参加了红军,到新中国成立时,仅有父亲和张天伟、张天恕三人幸存。

  “父亲生于1913年,1927年11月,刚满14岁的他就参加了红安赤卫队,投身黄麻起义,1929年6月参加了红军,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子张峡明说,父亲成为红军战士后,参加了鄂豫皖苏区的四次反“围剿”战役。在从鄂豫皖到四川通江的西征路上,他日夜兼程,不停战斗。由于勤奋好学,聪慧过人,入伍几年后,父亲就被部队指派学习无线电技术,后长期从事电台通讯工作。

  张天华和战友们

  长征途中,父亲被派到前锋部队的电台工作,翻过13座雪山,其中包括海拔五千多米、红军翻越的最高雪山——党岭雪山。他还先后三次过草地。无论环境如何艰苦,父亲总是坚定不移,满怀信念,最终跟随部队胜利到达陕北。

  抗战全面爆发后,父亲历任八路军总部第三分队报务员、华北新华日报社科长,总部电台第一分队队长,中原军区第五师司令部第三处副处长等职务。在敌后,他长期坚持抗战,用电波将八路军总部的命令传送到各个部队。1942年,日军包围了八路军总部,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牺牲时,父亲就在左权身旁。他目睹了将军的遇难,擦干了泪水,凭借着坚强的意志和过硬的本领,和战友们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1944年秋,父亲跟随王震将军的三五九旅南下,后到李先念同志任师长的新四军第五师工作,正是在这里,他认识了终身的革命伴侣——胡以钢同志,7位子女的母亲。

  胡以钢

  “母亲来自湖北汉川一个书香门第,她家距离父亲老家红安只有100多公里。父亲出身贫农家庭,一家都心向革命。我的母亲一家也同样堪称‘满门忠烈’,为革命作出了极大的牺牲。”张峡明介绍,他的外公胡宗墉一家兄弟五人,个个都是革命英烈。老大胡宗翰在抗战中牺牲;老二胡宗城参加过武昌起义,后在重庆万县作战阵亡;老三胡宗墉和老四胡宗堃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在校期间秘密入党,不幸于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被国民党杀害;老五很小就参加了中共工农红军,后在西征途中作战牺牲。

  1926年母亲出生时,她的父亲正在黄埔军校学习,次年就英勇牺牲。张峡明说,母亲对外公并没有清晰的印象,但父辈们为革命抛洒热血、甘愿牺牲的精神却在她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红色的种子。长大后,在家人的支持下,她进入了天汉中学就读。该校师生多为抗战干部的子女和知识青年,一直跟随新四军五师在大悟、黄安(红安)一带运动,遇敌参战,无战教学,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游击学校,从天汉中学毕业后,母亲正式参加了新四军五师的部队,被分配到政宣大队学习无线电收发报业务,培训结束后分配到五师三处工作。

  张天华、胡以钢夫妇合影

  当时,父亲正在五师三处担任副处长。三处驻湖北省宣化店,处长冯志禄,政委钱江、副处长肖荣昌和父亲张天华都是从延安来的。父亲负责收发报务,母亲在他的领导下学习电报收译。过了一段时间,钱政委和肖副处长奉调回延安,临走前钱江政委找母亲谈话,除交待工作外,还特别向她介绍了父亲张天华的个人情况,说张天华是个好领导、好同志!而在之后的日常的工作中,母亲对这位爬过雪山、翻过草地的红军老战士熟悉了起来,父亲的革命经历更是令她钦佩。他们之间,除上下级工作关系外,慢慢多了一层含义,萌发了情愫。父亲在战场上机智勇敢,在感情问题上也不拖泥带水。行军间隙,他几次主动找母亲谈话,希望彼此间的关系能进一步加深。母亲温婉地同意,两人的关系正式确定下来。抗战胜利后,1946年新春之际,五师司令部为父亲、母亲和另外四对新人在宣化店举行隆重的集体婚礼,他们的结婚用品是花两块光洋(银元)添置的一床新棉被,其余就是平时的随身之物。

  父母爱情,在监狱诞生的长子

  “1947年3月,我出生在监狱……”坐在母亲身旁的张峡明,一边看着母亲,一边平静讲述。生命的起点,便是传奇。苦难、煎熬、痛苦、绝望………却让战火纷飞年代的父母爱情更显光芒。

  将时钟拨回到1946年,那一年正是中国政治局势急剧动荡的一年。6月21日深夜,对局势极为担忧的父亲难以入睡,夜半起身回到办公处所,竟意外监听到国民党方面下达的7月1日大举围攻中原新四军五师的密电。

  父亲立刻叫醒了时任三处处长的冯志禄同志,与其一起,连夜骑马将截获的密电送至李先念司令员手中,五师得以提前离开宣化店向西突围。

  但彼时21岁的母亲有孕在身,跟着走,艰难无比,于是上级决定让几个相同情况的女战士就地隐蔽。

  “你爸一步一回头,我是哭得不得了。”很多年后,母亲和孩子们提起那次分离,场景仍然历历在目。这一别之后,何时才能相见?她不敢想,不能想,只是偷偷地把父亲的一张小照缝在棉衣的衣角里。

  “因为有人告密,我的母亲很快就被捕了。”在临时关押点——位于河南南阳西峡口的一座孔明庙里,张峡明出生了。

  张天华的日记本,记录了爱人胡以钢被国民党抓捕之后,他重返离别之地宣化店时的深痛感触:“别后又重来,印深莫过于您。今日到此,触景伤情。何时得见?定痛吻长亲。1948.7.26日于宣化店”,另一侧是胡以钢的照片

  乱世生子的艰辛,不言而喻。母亲只能把卸下来的门板当“产床”,在撕心裂肺的疼痛中,靠自己一点点把脐带往外拽………春寒料峭,母亲不得不自己在看守的监视下去小河里涮洗带血的衣衫。当地一位老太太看见这位产妇的手泡在冰冷的河水里,一个劲地摆手:使不得,使不得。

  监狱的日子,暗无天日。更何况是一个襁褓中的孩子!疟疾、败血症……张峡明好几回都差点死掉。

  最为凶险的一次,张峡明整个小脸都已经紫了,束手无策的母亲只能一个劲地给他喂水,水不够,狱友们就把自己的那份省下来救济他。“当时监狱里还有另外一个孩子和我得的一样的病,他本来情况比我好,突然就咽了气。他妈妈看见我活过来了,就抱着我哭。”

  1949年,他们终于等来了解放。“母亲带着我回到老家,外婆担心她的安全,不愿意她再往外跑,母亲却斩钉截铁:不行,我是部队的人!”

  重新回归部队,母亲四处寻找父亲。她先是在湖北报纸上刊登寻人启事,而后又写信给时任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李先念同志,打听父亲的下落,而这时的父亲也同样也在焦急地寻找他们母子。

  张天华、胡以钢夫妇和长子张峡明合影

  7月的炎夏,在组织的帮助下,一家人终于在红安县团圆。

  “那一天,父亲从驻地迎出来几十里地。母亲后来回忆,我一见到父亲,就马上伸手要他抱,我父亲看到我第一次见他就那么亲,忍不住落泪。”

  虽然,因为在狱中严重营养不良,张峡明直到两三岁还不会讲话,不能走路,但经历了战争、硝烟、离别、牵挂之后的久别重逢、失而复得,父亲和母亲泪眼婆娑的眼睛里闪烁的熠熠光彩,是家国同构的喜悦,是奔向未来的召唤。

  从此,母亲与父亲坚决不分离,父亲工作调动到哪,母亲就举家搬迁到哪,在新中国的成长之路上,他们风雨兼程,相互扶持,一路追随。从三口之家,到又有六个孩子接连诞生,在时代的变迁里,日子也枝繁叶茂。

  可分离还是找到了他们。1991年,78岁的父亲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留下母亲撕心裂肺地哭喊声在走廊回荡:“不要丢下我,不要丢下我……”

  母亲小父亲13岁,父亲一生宠爱母亲。当年行军,在过丹江的时候,不谙水性的父亲始终把他的马让给母亲骑,自己则拉着马尾巴过河;突围时离开母亲才几天,父亲又拖着重病的身体回来找母亲,虽然最终又被一纸命令调回去。上世纪五十年代,生活贫困,父亲攒了八个月的钱,终于让母亲在北京的冬天穿上了“像样”的大衣……

  唯独有一件事,父亲“对不起”母亲。母亲一生给父亲生了七个孩子,戎马生涯,说走就走,从不曾好好地坐过一次月子。长女张黎明回忆,1960年小妹出生时,物资依旧贫乏。外婆从乡下带来了10个鸡蛋,在身上捂了三个星期真捂出了小鸡。可是母亲的“保养大计”,却被不知情的父亲破坏了,他直接把几只鸡带去给战士们开荤了。“那时候他在南京炮兵文化学校当校长,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对部下感情最深”,三女张京明还补充道,她们姐妹都帮父亲的部下们打过毛衣。

  张天华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任南京炮兵文化学校副校长期间,在学员食堂检查工作。

  跟着张京明走进母亲的卧室,并排放置在床头的五张照片,无声地诉说着母亲心底最深的思念。母亲和父亲的合影在最中间,一左一右分别是父亲穿着军装的单人照和三代同堂的大合影。其余两张是早早离世的二儿子。

  在父亲走之前,母亲就有过一次痛彻心扉的离别。1980年,年仅29岁的二儿子竟在过年前一个礼拜丧生于车祸,留下了半岁的女儿。

  “母亲始终走不出来,她没法接受,枪林弹雨中他们总是能死里逃生,怎么一个人会这么容易就没了呢?”张京明说。

  不搞特殊,家风中传承红色基因

  “我们兄弟姐妹几乎都从小住校,长大后去当兵,在家和父母相处的时间很少,小时候其实不知道爸妈对我们究竟是怎样一种爱。”张黎明回忆道。

  父亲曾经有部队配车,却从来不让儿女搭公家的车上下学,给张峡明和张黎明儿时留下了深刻印象。1960年前后全家搬到南京,张黎明正值学龄,彼时在南京卫岗小学上学住校,每周走整整7公里路回家。

  独自在北京上学的张峡明也是如此,“有一次母亲给了我1块钱让我坐4站公交车回家,我想留着钱,就打算一路跑回家,路上一个好心的三轮车师傅要拉我回去,下车没要我的钱。到家母亲知道了,‘你怎么能不给人家钱呢?’等到我追出去,师傅早已走远。”

  张天华、胡以钢夫妇与7位子女合影

  和大哥相似,张黎明在上小学时,“每周上学前,母亲给我口袋里装14.5块钱,这是一上学就交给老师的学费,除了一些交通费外,很少给我们零花钱。”从烽火年代走来,红军留下的印记,更多地化为了父母对于子女们严格的节俭教育,贯穿在家庭的细枝末节中,成为代际传承的家风。

  “可能因为父母做机要工作的原因,很少和我们具体讲解放前的故事,但是当我们吃饭剩下的时候,父亲总会严厉地说‘不要浪费粮食,当年我们长征路上过草地都吃不上饭。’”张峡明回忆道。父亲母亲不仅自身生活节俭,无论家庭经济条件如何,都要求子女们恪守节俭的品格。

  张京明还回想起一则插曲,小妹张宁宁1960年出生,上世纪80年代流行喇叭裤,小妹正是年轻爱美的时候,穿惯部队军装的小妹自己偷偷做了一条喇叭裤,正打算出门,让姐姐替她“放风”,不料还是被父亲看见,严厉批评了一顿。

  在家家户户生活都较为清贫年代,张黎明清楚地记得,在巷子里脸熟而不知姓名的街坊邻居常常来找母亲,“胡同志,我们家揭不开锅了,能借点钱么?”每当这个时候,母亲都会毫不犹豫借钱给人家,“不求别人能还钱,只是为了帮一帮。”

  张黎明回忆,母亲当年经常讲,“我们家的孩子,我们没给他们创造什么条件,就是让她们当了个兵。”7位子女中,有5位都先后穿上戎装,在祖国各地,延续着革命父母的光和热。

  张天华、胡以钢夫妇在照相馆以南京长江大桥为背景合影留念

  特殊年代开始的军旅生活,也意外地让张黎明第一次感受到了父亲的“不一样”。

  1968年,张峡明和张黎明兄妹俩一同被下放到连云港东辛农场做知青。张黎明说,“我们从小在家都是姊妹在另一个房间睡,临走的前一天晚上,父亲突然把我叫到他们的起居室,让我在他们旁边睡。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我意识到父亲在我床头偷偷看我,早上5点他就起来下面条。”

  从小在家里带着妹妹,“独当一面”的她,受到这种待遇,让她觉得很罕见。早餐桌上,父亲突然抱住她哽咽着说,“你这么小,不到17岁,要到这么远的地方去,你知不知道……”一旁的母亲,已是满眼泪水。她这才意识到,平时内敛含蓄、严厉冷漠的父亲母亲,原来把爱藏得那么深。

  张峡明1969年当兵,曾在内蒙古守了7年边关;张黎明和大哥相差不久入伍,成为一名军队医院的手术室护士,后学成为手术室麻醉师;张京明1970年在南京通信总站当一名通信兵,张天华曾称女儿“子承父业”……

  在南京当兵的张京明坦言由于自己在南京,离家不远,相对吃苦要少一些。在她儿时的记忆中,父亲是那个让她一定要练字,不计标点符号一定要写满200格;同学都不上课,也一定要自己去;自己事情一定要自己做,还要和两个妹妹轮流洗碗的严格的家长。“子承父业”的她,也是在当兵后,感受到了父亲的另一面。1970年,张京明15岁前往南京通信总站当兵,“入伍当天,父亲把我送到教练场,带兵的军人把我叫过去,我领完军装,具体分配到哪里他是不知道的。站在队伍里,我远远看到父亲的车,绕着教练场慢慢地开了好几圈才走。”虽然距离遥远,但她确定,隐隐约约间担忧的目光,就是父亲对这位年少当兵的女儿的不舍和牵挂。

  比起物质上的丰足,这对红军父母将当年的革命斗志、坚定信念化作勤俭节约、乐于助人的家风,传给了7位子女。孩子们也用自己的军旅生涯,赓续着父母曾经的理想。而今,年迈的母亲胡以钢已年过九旬,子女们也纷纷进入知天命之年,这个已是四代同堂的大家族,带着父母们赋予他们的精神与品格,将这份荣耀化为力量,继续前行。

  本报记者 姚依依 陈洁 于锋/文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文脉】

  建党百年红色货币展 | 看革命年代,货币的战争波澜壮阔

  如果说经济是红色政权的支柱之一,那么货币作为经济的“血液”,它的发展演变也见证了中国革命的历程。在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的展厅中,“建党百年红色货币展”以300多件不同时期根据地、解放区发行的红色政权货币和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从独特的视角展示呈现了红色政权如何从分散走向统一,从弱小走向强大,从苦难中走向辉煌。

  展厅中,时间最早的展品是湖南浏阳金刚公有财产保管处发行的期票,它的正面是画框式的主景图案,内有楼阁、宝塔、农田、耕牛、山峦和树木,两端有“常洋壹角”字样,表明它可以兑换壹角银洋;上端印有发行机构“浏阳金刚公有财产保管处”,下端印有“金市振兴石印局代印”表明印制方式为石印,左侧“十六年八月底”表明发行时间为1927年9月。背面则以文字说明了发行期票的的理由,并声明“以金刚公有财产为之担保,疑团冰释,信用自昭。”

  令人惊讶的是,这样设计精美、制作精良的期票,是由浏阳金刚地区的农民协会发行的,而它的发行目的是为了使当地的特产鞭炮得以顺利销售流通。原来,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革命军北伐势如破竹,湖南农民运动也开展得如火如荼,经营烟花爆竹的地主、商户因害怕农民运动而关闭店铺,携款外逃,农民生产的鞭炮因无人收购、运输而滞销,民生陷入困顿。对此,金刚农民协会成立公有财产保管处,以镇上所有的学产、祠堂、寺庙、桥会、路会等动产、不动产为担保品,发行壹角、贰角和壹圆三种面值的期票,用以代购鞭炮,销售后将所得现银兑给持有期票的群众。此举有效保护了鞭炮产业和当地民生,深受群众欢迎。

  严格地说,这种期票并非货币,但它的发行巧妙地运用了信用担保、发行有价证券等金融手段,既保证资金链条没有断裂,又没有对货币体系产生冲击,当地农民运动的金融手段让人刮目相看。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第二年7月,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发行了第一套纸币,被称为“苏币”。展厅里陈列着一套完整的“苏币”,面值有伍分、壹角、贰角、壹元等五种。这套纸币的设计者是黄亚光,曾经被诬为“社会民主党”成员而被判处死刑,当时的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冒着风险找到兄长毛泽东,请他出面在枪口下救了黄亚光。黄亚光在纸币上采用了镰刀、锤头、五角星等代表红色政权的图案,贰角和壹元面值的纸币还绘上了列宁头像。当时,苏区纸张匮乏,高质量的印钞纸更难寻找,毛泽民、黄亚光带人到处采购烂鞋底、断麻头,采集树皮,自己造纸,硬是办起一个造纸厂。

  经济是一个政权的根基,因此国民党采用了抢购物资哄抬物价、制造假币等手段打击红色政权的金融。在这种情况下,这套“苏币”采用了多重防伪手段。例如,这种纸币内掺入了羊毛,既可增加纸币的韧性,又可在燃烧时发出焦臭气味,纸币的真伪一试便知。

  这一时期,很多根据地建立自己的财政、金融体系,成立银行、发行货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事业由此建立。展厅中还有一组用布制成的货币,由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发行。布币有蓝、白两种底色,上面印制着五角星、拳头等图案,最上方印有“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字样,底部印有发行时间“一九三三年”。布币上没有常见的分、角、元等面值,而是印有“叁串”“贰串”字样,表明它们分别值3串铜钱和2串铜钱。

  抗战期间,全国共建成19个抗日根据地,那里发行的货币被称为“抗币”,其中1941年4月由新四军军部财经部筹建的江淮银行,是苏中抗日根据地最早的一家银行。银行最初拟名两淮银行,刘少奇同志觉得气魄不够大,建议改为江淮银行,说今后要跨过淮河、长江解放全中国。展厅中“江淮币”的图案为锯木、插秧、耕地、织布、行驶帆船等生产劳动场景,5元和20元上印有毛泽东头像,无论是设计还是印制均相当精美。据展厅工作人员介绍,当时印钞机从上海秘密购买,工人除来自上海外,还有一部分是原香港中华书局解散回沪人员,大家都有一个心愿,那就是打倒日本侵略者。

  战争不仅发生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也发生在金融领域。陈毅同志在视察江淮印钞厂时就曾说过:“敌人用发行大量的敌伪钞票来掠夺我们,国民党的法币通货膨胀,急剧贬值,老百姓不喜欢。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钞票——抗币。希望印钞厂工人多印抗币,用抗币来同敌人斗争。”

  抗战胜利后,解放区迅速扩大并连成一片,物资交流日益频繁,以往被分割在各处的根据地分设银行、各自发行货币已不适应形势要求,因此将江淮银行、淮南银行、盐阜银行、淮海银行等合并成立华中银行,发行华中币。华中币以新四军军部所持的金条银元为开办资本金,以掌握的粮油盐布等物资储备作为发行依据,明确规定以上储备不得低于80%,仅允许20%的信用发行,采用计划性、分散性发行,避免集中、突击发行冲击物价,一旦发现驻地管区物价高涨,即拨出大批粮食低于市价出售,以平抑物价,部队撤离时还要回收华中币,不让动荡时局中的百姓因持有华中币吃亏。就这样,在金融战中老百姓把信任票投给了华中币,使其逐步成为本位币,国民党的法币反而成了辅币。

  货币的发展见证了解放战争中人民军队的节节胜利。展厅中,华中币面额出现了伍仟元以上的大面额,由于在打响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的时候,国民党的金融体系已经崩溃,社会运行迫切需要红色政权的货币填补空白,且北方部队带来的山东地区的北海币、河南地区的中州币、华北地区的晋察冀边币又不被苏皖地区的老百姓接受,需要兑换成华中币,因此华中银行大量增发华中币,其中备战淮海战役计划增发690亿元,备战渡江战役增发2000亿元,用于恢复铁路、新解放城市恢复生产,以及银行、财政、采购和贸易等方面需要,不仅在军需调度、后勤保障没有发生强征、白条现象,且保障了解放地区的经济社会稳定。

  展厅中最后一组实物是部分第一套人民币样票,面额包括伍佰元、壹仟元、伍仟元、壹万元、伍万元等,图案有马饮水、牧羊、瞻德城、蒙古包、骆驼队、牧马、拖拉机和新华门等,它们的发行意味着中国革命走向全面胜利,新中国已经露出曙光。

  早在三大战役打响前的半年以前,中共中央就开始布局全中国财经,为大决战和新中国诞生作准备。1947年1月,著名的华北财经会议召开,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财经会议,会后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和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着手建立统一的金融体系。1948年12月1日,第一套人民币正式发行,中国人民银行行名及面额均由董必武书写。由于当时国民党治下严重通货膨胀,“法币”急剧贬值,第一套人民币的面值也较大,直至1955年2月第二套人民币发行,并以1:10000的比例回收第一套人民币,才使币值回到正常水平。第一版人民币共印制了12种面额、62种版别,在新旧交替中完成了新中国初期经济稳定的历史使命,并成为目前5 套人民币中最珍贵的品种。第一套人民币中印有牧马图的壹万元曾于2011年创下460万元的拍卖天价。

  据统计,自1926年10月,湖南省衡山县柴山洲特别区第一农民银行发行1元布币始,红色政权先后建立过404个货币发行机构,发行过7种材质的514种货币,它们为革命战争、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政权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建党百年红色货币展”从货币金融的角度,讲述了一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史。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王宏伟/文 陈俨/图

  【百家】

  什么样的创新才有未来

  文/维韦克·瓦德华

  1、效率原则

  发明创造应该促进共享并降低费用

  拥有一辆汽车不再是所有人的地位象征。对于年轻人而言,它意味着你生活在偏远地区。

  很多人不再青睐汽车这一价格不菲但又贬值迅速的资产。需要的时候,他们租一辆即可,不但全新而且是顶级配置。如果懒得开,或者想喝酒,他们会使用Uber叫车,不但所需费用比普通出租车低,便捷程度还比普通出租车高。

  结果是:城市居民的驾乘体验一下子变得更舒适,花费也更少。想想看,很多人不再需要拥有汽车,甚至连开都不用开。老旧、空间小且油耗大的汽车正变得一文不值。

  汽车只是一例,但足以说明价格低廉的优质服务使得我们不再需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去拥有某些产品。

  随着我们越来越擅长挖掘生活所需,并且找到新的方法满足这一需求,生活成本将会大大降低,且益处良多。现在听起来或许有些夸张,但很快就能看到地球上几乎人人都可以享受这种惬意的生活。

  启示:未来,成功的产品和服务将会大大提高工作和生活的效率。

  想想看,科技可以让医生在一天之内分析的影像是目前的10到20倍;可以让无人驾驶汽车实现20位租赁者的共享;还可以在你下单之后一小时内将你所购买的商品用无人机投递到家门口,省去你淹没在商场里的时间。

  2.工具原则

  能帮助人们自助的发明创造会成功

  创新使得很多行业的门槛消失。想要创业并拓展市场?只需花费几美元,现成的“自己动手”(DIY)网站将助你一臂之力。

  我们很多人已经开始用智能手表和手机App检查自己的心率和健康状况。医疗保健方面的自我诊断将会越来越细致。

  那做东西呢?3D打印机过去只存在于科幻小说中。后来,超级富有的“电脑控”们把它们当作奢侈的玩具。几年之后,它们将进入千家万户。公路自行车上的车载智能手机支架坏了怎么办?要是能从网上下载图纸并用3D打印机打印出来,你还会去买一个新的吗?

  现代社会最伟大的发明就是那些能够帮助人们实现自助的发明,比如模块软件、自我医疗保健和3D打印,等等。

  启示:在并不遥远的将来,成功的发明创造会帮助人们为自己服务。

  能够促使人们快速轻松地掌握专业知识的学习工具将大受欢迎。从事低端劳动、以前需要花大价钱才能雇用的机器人也会普及。

  那些为你创业铺平道路的软件工具,如税法指南、供应链连接、自动化客户搜索,也会给它们的发明者带来财富。

  创新者应该集中精力生产并提供能够帮助他人改善生活品质的产品与服务。

  3.适度原则

  能帮助人们遏制过度消费的发明创造有发展前景

  我们即将面临一切过剩的状态。由于创新的步伐加快以及成本的急剧下降,产品与服务的价格也随之降低,由此产生的问题不是消费不足,而是消费过度。

  虽然贫穷与营养不良仍是关注的焦点,但是包括肥胖症、糖尿病以及心脏骤停在内的富贵病越来越成为健康杀手,而垃圾食品价格下降有可能拉动几乎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消费。

  除了肠胃的过度负载,我们的耳朵和大脑也有过度负载现象。社交媒体的发展以及24小时无间断交流使得我们无法集中注意力,各种各样的事情接连不断地侵占我们的时间。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更大的挑战将来自物资充沛而不是物资匮乏。

  启示:创新者所专注创造的产品应该能够帮助用户摆脱过量信息,并减少他们对次优和无关内容的消费。

  有助于甄选(重质不重量)的产品会受到青睐;能够对信息流用心打磨并精挑细选的数字信息处理工具也会受欢迎;让消费者远离低劣和不健康饮食并轻松迅速获得最佳饮食的数字化导餐服务才会有发展空间。

  4.数字化原则

  抢在他人之前将一切数字化和自动化

  所有一切能数字化的都将数字化。数字化是一个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过程。

  先是词语和数字,然后是游戏,直到诸如电影、影像和音乐这样的富媒体成为标准格式,而我们已经忘了这个变化最近是如何发生的。

  机器的发展带来了更多变化。复杂的业务智能、医疗器械、工业流程以及运输系统都在实现数字化。价格低廉的传感器越来越普及,而且几乎可以监控一切。机器人虽然还不具备人的情感,但它们已经能够承担基本日常护理的功能。

  凡是能简化为二进制代码的都将被简化。

  启示:老式的模拟产品也许还有一定的生存空间,例如黑胶唱片这20年已经进入了黄金期。然而,这种怀旧产品的市场终归有限。

  发明者们应该研究哪些产品还没有完全数字化,以及如何将它们数字化,防止竞争者捷足先登。

  想想通信与交通:如何让虚拟商务会议变得更真实?每次购买纸质交通票、演出票或电影票时,请记住它们迟早会被电子票所取代。10年后我们还需要服务员吗?机器人就可以完成他们的工作。

  5.人机合一原则

  人们将不光是穿戴设备,而是将设备化作身体的一部分

  我们生活在一个“人机合一”的时代。视网膜植入已经可以用硅芯片代替神经元。借助计算机软件,假肢成为人体中个人定制的一部分。

  未来几年,军队将会配备计算机辅助下的外骨骼。在非军事领域,外骨骼有望帮助老年人和残疾人行走。

  同时,纹身传感器可以进入身体,跟踪主要的健康指标,从而对健康状况进行实时反馈。纹身传感器搜集到的信息将通过无线方式即时传送到我们的手机上。

  曾经饱受争议的“谷歌眼镜”最终也将成为小儿科,因为不久我们就可以期待《终结者2》风格的源于视网膜植入物的平视显示器的诞生。

  当机器与人合二为一时,你还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吗?这一哲学命题让思想家们夜不能寐。同时,创新者也将变得忙碌起来。

  启示:可穿戴技术仅仅是科技革命的开始。未来的发明者将把人体视为机遇沃土。

  嵌入式科技产品帮助人们在体力和脑力上都表现优异,同时也会给它们的发明者带来丰厚利润。

  舒适度极佳的鼻腔植入物、声波鱼风格的耳内翻译机、可望远的视网膜适配器,这些以前只有在漫画中才会出现的东西在不久的将来会变得稀松平常。

  (作者为卡耐基梅隆大学工程学院杰出研究员)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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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刘雨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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