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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好问题比答案更重要
2021/08/10 15:43  《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作者:周其仁

  我刚进大学的时候,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条件没有现在这么好,我是下乡当了多年知青以后,才有机会上的大学。

  上大学是为了求学,而求学到底是求什么?重点何在?

  进大学后,我们经常会觉得时间分配的压力特别大。在有限的时间内,你会发现有那么多的好老师、好专业,那么多有用的基础理论和技能值得学。你需要花时间才能获得好的成绩和毕业文凭,还要花时间去认识优秀的朋友,因为见贤思齐才会挖掘出自己更多的潜力。不只这些,你还要花时间来对整个国家和世界多一些了解,以便在翻天覆地的变化中抓住更多的机会。

  当很多的目标同时摆在我们面前时,怎么抓住重点就变得至关重要,否则会让人倍感压力甚至焦虑。所以今天我就着重讲讲求学的重点。

  求学即求“学问”,那么“学”和“问”哪个才是重点?我认为是“问”。我的这个看法是从前辈的经历那里得来的。

  为此,先给大家讲讲对我影响很大的两位学者的故事:从一个好问题出发——张培刚与科斯的故事

  壹

  张培刚的故事

  1978年恢复高考,我从黑龙江下乡的地方考入人民大学经济系。来北京上学,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当时我在农村已经待了10年,对中国的社会现象有很多观察,脑子里充满了问题。大学课本上的东西不能完全满足我,我就不停地去寻找课本之外的知识。

  北京的好处是,这里是全国的科学文化中心,北京的大学不光有好老师,还有很多厉害之处,比如好的活动和社团。我就发现北京大学校长楼的二楼每两个星期就会举办一次非常重要的讲座。讲座是由当时一个叫中外经济学联合会的学术团体在组织,会长是厉以宁老师,副会长就是张培刚老师。

  当时我还不了解张培刚,但参加讲座以后,我发现最吸引我的就是张培刚老师的讲座。后来看他的回忆录得知,他是来自湖北的农家子弟,当年考上的是武汉大学经济系。从他介绍的当年武大经济系的课程和任课老师来看,即便在20世纪30年代,武大对学生的训练已经非常扎实。但仅仅受过大学训练并不足以保证张培刚在日后成为非常优秀的学者,还需要学会抓住一个重要的问题。

  当时正值抗日战争,中国面临好多问题,其中有些问题跟资源配置相关。当时日本倚仗较强的军事力量陆续占领我国沿海城市,导致我国沿海城市的物资供应链面临随时断裂的可能。这是战时经济的一个重要问题,需要组织力量来做研究。张培刚很幸运,刚毕业被分配到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做研究员,即今天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刚好被安排参与这个问题的研究。

  张培刚深入研究以后发现,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因为当时已经有了国际贸易,宁波、厦门等很多沿海城市的居民吃的都是泰国供应的大米。而一旦日本人把海运通路占领,我们就很难保证沿海城市居民的大米供应,怎么办?

  张培刚他们调查后发现,江西、湖南、湖北等省都有农民在种粮食,而且粮食也很便宜,那为什么国内的粮食不能供应沿海城市居民呢?

  调查的结论很有意思,尽管中国粮食的生产成本很低,但是要把粮食从江西、湖南、湖北的乡下运到沿海城市,其中的过程却是非常艰难,一路上面临重重关卡、无休止的过路费甚至土匪抢劫,而泰国大米只要一上船,通过畅通的海运就可以进入中国沿海城市。海上运输的麻烦比陆路要小得多,这个认知在当时非常重要。

  经济学在研究一个国家或地方如何富裕起来时,通常将重点放在生产上,即怎么提高生产效率、专业化分工水平。亚当·斯密指出,专业化分工程度越高,生产效率越高,进而产品越多,财富越多。

  但张培刚当时在调研期间注意到了除生产成本以外的问题。张培刚受过良好的经济学训练,会把复杂的问题切开来分析。他把粮食的生产成本、纯运输成本和纯商业成本(运输途中的额外支付)分开来研究,得到的结论是,我们的粮食生产成本很低,但是纯商业成本很高,如果能够改善商业组织,疏通陆路渠道,提升运输服务质量等,特别是把那些乱收费现象整治干净,中国粮食凭借很低的生产成本和较低的纯商业成本,可以保障战时对沿海城市的供应。

  张培刚这份《中国粮食问题研究》报告,随着他所在的研究所内迁,最后于1940年在武汉出版。

  从整个经济学研究史来看,《中国粮食问题研究》都是非常了不得的经济学研究成果。传统经济学重视生产成本,但忽视了生产以外的成本。几十年后,与“纯商业成本”相似的概念在1991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很遗憾获奖者并不是我们的张培刚先生。

  抗战胜利后,张培刚获得去美国哈佛大学留学的机会。1945年,他在哈佛的经济学博士毕业论文《农业国工业化》获得哈佛最佳论文奖和威尔士奖。

  张培刚出身于湖北农家,他目睹了当时中国的贫穷与落后,以及大半个中国被日本这样的小国占领的惨况。他意识到,我们的落后挨打是因为没有强有力的制造业和重工业,几千年的农业文明没有发展出工业文明。

  一代人对问题的认知,不仅来自书本,还来自那代人对生活的感受。所以,张培刚在哈佛研究的不是那些有关发达国家的问题,而是选择了农业国怎么实现工业化这样的现实问题。正是基于对中国问题的深刻认识,他获得了哈佛最佳论文奖。

  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的著名二元结构模型,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分为传统的农业部分与现代化的工业部分。刘易斯认为,经济发展需要现代工业部门的不断扩展,并且需要从农业部门不断吸走丰富的廉价劳动力,即刘易斯在1954年发表的《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论文中的观点。刘易斯认为要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但张培刚在《农业国工业化》里提出了工业化应是全面工业化,包括发展农业的工业化,即“产业化”。

  张培刚的故事让我深受启发。我们可能读过很多经典,了解到前人做过的很多工作,也记了无数的概念、推理和模型,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好问题来做驱动,你就不知道这些知识最后拿来做什么,怎么用现有的知识生产出更多的知识。

  贰

  英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

  英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的故事也很打动我。

  科斯和张培刚差不多是同代人,我前面提到1991年那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就是科斯。

  20世纪30年代,科斯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读书时正赶上欧洲经济大危机。当经济前景不好时,我们通常建议学生选择更接地气的专业以便毕业后找工作,科斯在当时就选择了商学专业而不是经济学。

  商学除了要学习经济学的市场机制,还要学习企业组织和管理的内容,比如科斯就了解到一家工厂的组织会有车间组长、班长、主任和厂长等。科斯发现,企业实际的运行情况与经济学讲的价格机制之间存在一个问题,即价格机制讲“看不见的手”,但实际上任何一家工厂里都有“看得见的手”在指挥,比如都有组长、班长等负责人来安排工人的具体工作。这个问题用经济学的理论解释不了,让科斯十分困惑,也让他充满了继续求学的动力。他觉得课本上学的东西还远远不够,为此,他申请了学院的恺撒奖学金,然后用这笔奖学金去调研美国的公司,以破解心中的疑问。

  在美国调研期间,科斯观察到美国庞大的企业组织内部存在有序的协调、计划及管理。自1932年起,他开始研究费用与组织的问题。他发现,利用价格机制是有费用的,要素所有者必须去发现价格是什么,要进行谈判,起草合同,检查货物,做出安排,解决争议等,这些费用被称为交易费用。

  如果没有企业,每一个要素所有者都直接用自己的要素来生产产品并直接参加交易,结果将是高昂的交易费用迫使交易中止。企业能把若干要素所有者组织成一个产品或服务单位参加市场交换,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因此,在经济活动中,除了市场上的价格机制外,企业内部的管理协调机制也在发挥作用。

  科斯通过交易费用这一概念,言简意赅地说清了企业为什么会存在的问题,即企业有助于降低交易费用。

  1991年,科斯凭借“交易成本与产权在经济组织和制度结构中的重要性”的相关研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交易成本的形态极其丰富,包括我们现在熟悉的网购。网购出现之前,商品生产出来后要通过层层批发商才能进入城市的大卖场,大卖场空间有限、租金高昂。商品经济越发展,生产的产品就越多,最后产生的商品交易成本也就越高。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商家可以将商品在虚拟空间展示,如此一来极大地降低了商品的陈列、店铺租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两位学者的经历,对我个人的启发非常大。

  在抗战时期,张培刚没有阅读国际文献的可能,他的文章也没有机会被国际学术界所了解,这些是受历史条件所限。但从认识水平来看,他和科斯是异曲同工地发现了交易费用,只是张培刚老师定义的概念叫“纯商业成本”,科斯定义为“transaction cost”(交易成本),二者都构成了经济学研究的重大成果。

  我们常说“学海无涯苦作舟”,除了毅力、不怕吃苦,我认为找到一个好问题也是很好的舟。有了问题做驱动,你就会主动学知识,学习动力更大。人类创造了那么多丰富的知识,没有人可以将它们完全掌握,但你如果有问题做驱动,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将相关知识汇聚到一起,你掌握到的知识就将是非常丰富,而且非常有意义的。

  对青年学者而言,如果你要成为一名出色的经济学家,就要想办法在经济学知识的海洋里做出一点增量,或者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新中国建立70多年与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积贫积弱到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从中可以找出很多有价值的研究题目。所以,机会是有的,关键是如何把问题找出来,以问题为驱动和向导,好问题比答案更重要。

  当然,好问题也来之不易,需要你既观察世界,又阅读经典,需要你在学术传统和真实世界之间不停寻找那些让你激动不已的问题。一旦你把问题搞得非常清楚,它会指向一个可能的结论,你把自己的学术生命放进去,把你在学校训练中获得的能力和本事放进去,然后静待花开。(文章来源:《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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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高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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