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日报·文艺周刊（第17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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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好汉”，采撷自“新旅”的种子
——儿童剧《新安旅行团》30日淮安首演
“新安，新安，新中国的少年！不怕苦，不怕难，不怕敌人的凶残！我们从抗战里生长，一切都为了抗战！”
稚气的声音久久回响，稚嫩的目光透着坚毅，穿透战争的硝烟和革命的炮火，望向胜利的曙光……舞台上，一群稚气未脱的孩子，讲述着80多年前新安旅行团“小好汉”的故事，让红色历史穿越时空回到了当年的出发地。
1935年，新安小学14名学生组成“新安旅行团”（以下简称“新旅”），从淮安出发踏上宣传抗日救亡的征途，以文艺为武器，唤起千百万民众共赴国难。1946年，毛泽东主席曾给新安旅行团写过亲笔信。去年5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安旅行团母校——淮安市新安小学少先队员们回信。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推进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与淮安市委宣传部联合创排了儿童剧《新安旅行团》，讲述“新旅”的烽火岁月，让红色基因薪火相续。目前，该剧已完成联排审查，将于5月30日正式在淮安首演。
毛泽东主席给“新旅”的亲笔信
“解封”历史
重寻当年“新旅”故事
“我想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知道新安旅行团是抗战时期的一个儿童团体，但对于这个团体到底干过什么事、到底有多伟大却知道得不多。”在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新安旅行团》出品人、总编剧冯俐看来，剧本创作过程中，需要收集大量当年“新旅”的文字和图片资料，并寻找到当年的团员们进行多次座谈，深入了解那段波澜壮阔的历程。“我们希望通过不断找寻历史资料，让这段中国青少年儿童的非凡历程变得有血有肉，人物复活起来，再把他们变成生动可感的艺术形象。”冯俐说。
当年“新旅”的第一批成员
跑纪念馆，研究合影，听健在的老人们口述过去的历史……对于主创团队而言，真正了解过那段历史才能体会到，“新旅”犹如一根珍贵的线，把革命战争史上重要的人物、战役和历史地点都串联了起来：“新旅”团员们曾在上海为鲁迅先生扶灵，去北平慰问守卫卢沟桥的29军士兵，去绥远慰问取得“百灵庙大捷”的傅作义将军部队，到蒙古大草原、敌机轰炸下的昆明宣传抗日……孩子们的个人成长，无时无刻不与国家命运紧密结合，从而赋予了他们不平凡的人生经历。冯俐和团队最终选择将剧本时间跨度定格于1935年至1945年，以“新旅”的社会活动作为主线，勾勒出中华民族饱受铁蹄蹂躏的苦难岁月，以及那个抗日救亡思想风起云涌的时代。
“‘新旅’可以说是沐浴在党恩里成长壮大的。”省文化和旅游厅原一级巡视员、该剧艺术总监方标军说。去年，他担任省委党史学习教育第四巡回指导组组长，负责调研指导南通、盐城、淮安三市党史学习教育，提议并推动了这部儿童剧的创排事宜。“孩子们能独立勇敢地走过战争岁月，和党的关怀帮助分不开。”方标军介绍，在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前夜，周恩来等党的领导人敏锐地察觉到政局将变的气息，提前接洽了苏北根据地的新四军，为新安旅行团设计了从国统区撤至根据地的路线，随后“新旅”团员从桂林克服万难辗转回到苏北。此次《新安旅行团》亦设计了相关情节，体现“新旅”从未离开过党的关注。
“新旅”团旗
跨时空叙事，
再现烽火少年成长心路
“新旅”17年走了5万余里，足迹遍及全国22个省，用传统故事结构很难完全表达出来。因此，儿童剧《新安旅行团》采用跨时空的叙事手法，让现代与过去多空间交叉穿行，共绘一代少年在烽火年代中的成长。
战争年代，“新旅”的孩子们不可避免地要经历磨砺和考验，接触被战争和时代影响到的每一个普通人。与此同时，他们也在领导人、名家、先辈的鼓舞帮助下迅速成长，完成“民族解放小号手”的光荣使命。创排至今，5稿打磨、8轮讨论会，《新安旅行团》的故事越来越清晰，人物形象愈加丰满。
剧中，“新旅”因为没有通行证，不能合法开展活动赚取生活费用，只能靠叫卖书籍、地图缓解生活难题，到了冬天，大家连棉衣也没有，每人每天只吃得起一个大饼子。然而，孩子们“就算讨饭也要宣传抗日”的决心坚定。在社会这所“活的学校”里，他们遇见了在南京大屠杀中选择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市长、信仰坚定的青年革命者、投奔革命的富家小姐等形形色色的人，通过演讲、参观、调查，了解穷苦百姓受压迫、工人受剥削的社会现状，目睹了日寇野蛮侵华的罪行。历史细节和个体命运接连呈现，彰显出家国命运与时代洪流里的每一个人息息相关。
“新旅”与当时的社会名家们发生的种种感人故事，成为新安小学历史上值得骄傲的记忆。当时，宋庆龄为他们送来了打印机，著名导演蔡楚生的电影《小五义》请他们担任主角。表演艺术家张瑞芳、崔嵬跟他们一起演了抗日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可贵的进步思想和文艺精神，帮助“新旅”团员用更加丰富、活跃的方式向群众们宣传抗日爱国思想。
用文艺向青少年传递红色基因，有着形象化、审美化、情感化的特点。在该剧编剧张颜看来，儿童剧《新安旅行团》或沉重或热血的历史背后，不乏诗化写意、轻灵美丽的艺术特质。“剧中多处采用了珂勒惠支绘画风格的背景，安排了许多情景类的角色。比如有一幕，发生在盐阜根据地，演员扮作盐蒿草上场，为剧情增添了意境。”在《新安旅行团》的创排过程中，美的理念始终指引着一切。
“孩子们不需要表演，
一上台这个戏就成功了”
《新安旅行团》是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和地方的首次合作。剧中除了专业演员，还有25名淮安新安小学学生担任“主角”。
“这是一部为孩子写、由孩子演、给孩子看的儿童剧。”在冯俐看来，《新安旅行团》的创作开辟了该剧种新的探索尝试，那就是国家级演员和没有舞台经验的孩子们同台演出。当年，“新旅”的孩子们也是这花朵般的年龄，由小学三到五年级学生本色出演，那种纯真和童稚，一出场、一开口就直达人心。
“新旅”的孩子们
为此，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主创团队3月便驻扎淮安，克服疫情带来的种种困难，与小演员们一起全封闭投入排练两个多月。隔离宾馆的停车场、客房、走廊、小广场……到处都留下了剧组反复打磨的身影。
“‘白纸一张’，交给我来画，能行吗？”张颜起初不免忧心。但孩子们的表现超出了她的想象。在排练现场，一张张纯真的脸庞认真投入，用质朴的表演把大家的思绪带回到那段烽火岁月。舞台上，饰演陈默的小演员，哭着扑向饰演汪达之的演员怀中，抱着再也不撒手。“这个孩子入戏了，他真的走进了那个时代。”同在剧中扮演角色的省淮海剧团副团长熊化冰感叹，孩子们的能力和潜力远超想象，他们很快就在戏剧活动里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变得专注、自信、有责任心，完全践行了陶行知先生的教育理念。
“希望通过这部剧，把‘新旅’故事一代代传下去。”冯俐表示，《新安旅行团》犹如一粒种子，通过艺术的实验室把它培育出来，待到首演后还要再把它种回“母亲土”里，成为新安小学的常演剧目。
“‘新旅’的红色历史是新安小学宝贵的精神财富，通过这部剧第一次得到了动态的宣传，给孩子们带来沉浸式的感受。”淮安市新安小学校长张大冬说，“未来，校内师生将复刻一个60分钟的‘校园版’，由新安小学的师生一代代演下去，沿着‘新旅’曾经的足迹进行巡演，把先辈们的故事传遍全国，让新安旅行团的精神在全国青少年儿童的心中种下爱国奋进的种子。”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吴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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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入芦花都不见
文/张佳玮
《夏日葳蕤》，吴志坚 摄
今年5月16日，是汪曾祺先生逝世25周年。
汪先生曾在《三姊妹出嫁》里，借卖馄饨的老秦之口说：“麻油拌芥菜，各有心中爱！”我总觉得这说法，是借用他师父沈从文《边城》里的“牛肉炒韭菜，各人心里爱”。当然这两个说法，也很显出他们的不同。沈从文笔下的长河与边城，人物的单纯中多带气性与倔强，是味道很冲的牛肉炒韭菜。汪先生却是麻油拌芥菜，麻油香滑，芥菜清爽。
他早年，风格也华丽，也多变，比如《复仇》，比如《落魄》，是有锋芒的；也有恃才傲物、飞笔凌云的时节。如今我们看到的大多数文章，都是他老来所写——境界到了。他小说里多市井生活，而无论是淮扬、昆明还是北京的市井，多还是温和的喜剧，再悲，也多少裹着点，不会狠狠地一锤砸在读者心口，正如麻油拌芥菜，用香润裹住了野气。
汪先生自己写过：“我也愿意写写新的生活，新的人物。但我以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除净了火气，而且不着急，这是汪先生晚年的风骨。
先生在1982年的《天津文艺》里，写了篇《小说笔谈》。他说语言的目的，是使人一看就明白，一听就记住。语言的唯一标准，是准确。他说要慢慢地说，不能着急；体察人情物理，审词定气，提神醒脑，引人入胜。
至于他的审美，他自己说过：“每逢国文课都是要背诵的。一年级开头是‘大狗跳，小狗叫’，后面有《咏雪》这样的诗：‘一片一片又一片，两片三片四五片，七片八片九十片，飞入芦花都不见。’我学这一课时才虚岁七岁，可是已经能够感受到飞入芦花都不见的美。我现在写散文、小说所用的方法，也许是从‘飞入芦花都不见’悟出的。我觉得那时的语文课本有些篇目是选得很好的。”（汪曾祺《岁月钟声》）
人都需要写一个自己的世界。加西亚·马尔克斯有他的马贡多镇，福克纳有他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莫言有他的山东高密，苏童有他的香椿树街。汪曾祺先生的文字王国，是个不紧不慢的地方，叫做“我们那里”。
他也写昆明，写西南联大，但大多用来回忆记述，如实道来，加一些感情色彩当佐料。他也写北京，比如《云致秋行状》，比如《讲用》，但这些偏重于写人。很有趣的一点是：写北京时，汪先生很喜欢用对白，而且是富有北京话风味的对白，描绘人物。这看上去是写剧本的习惯。
他独一无二的世界，是“我们那里”。他并不直说那是他故乡扬州高邮。“我们那里”，有许多地方，许多细节，是反复出现的：比如，《异秉》和《花瓶》，都出现了保全堂；比如，《岁寒三友》和《鉴赏家》里，都有个当地招牌的潇洒画家，叫作季匋民；比如，《岁寒三友》里末尾，三位是在如意楼吃的饭，后来有一篇，专门写《如意楼和得意楼》；比如，《茶干》和《故乡的元宵》里，都有连万顺；比如，《昙花·鹤和鬼火》里出现了善因寺，就是《受戒》里明子受戒的那个善因寺。
像《异秉》，描述一个熏烧摊主和一个药店伙计各自命运的故事，有兴旺有惨淡，对比强烈。这种故事题材，就是他早年写过，晚年再修改了的——他晚年，就较少写这么跌高落重，让人心生恻然的东西了。建构他的小说世界时，他最多也就是半揶揄的口吻，描述一些小人物的悲喜，但不刻薄，不着急。
从他对老舍先生、沈从文先生、赵树理先生、闻一多先生的回忆看，汪先生对天真质朴的才子有极大的喜好。以我所见，汪曾祺先生自己，则多一点聪明、狡黠和通达。《常识与通识》里，阿城提到过一个事：他在《棋王》里写最后那个和王一生战平的老头时，让他满口道禅说了一通，本意其实是讥讽，汪先生误以为阿城的态度是认同，还跟他谈了谈这事儿。另一处，阿城说汪曾祺先生是中国作家里，没什么文人架子的作家。
这两处意思一融汇，其实挺到位的：汪曾祺先生最有趣处，就是重视生活。反过来，他也会谑笑那些虚头巴脑的。看看《金冬心》，金农和袁枚被他调侃成斯文败类，就明白了。他推崇的主角，比如明子，比如叶三，比如王二，比如宋侉子，比如季匋民，比如“岁寒三友”，文化见识不提，但都有水气，有闲散自在又清澈如水的一面。用“不着急”的语言和题材，营造出一个世外桃源但又细节扎实的独立王国——“我们那里”，这基本上，成了一种“汪曾祺符号”。苏轼所谓“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彩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还是说回他“飞入芦花都不见”的审美。他很喜欢戏曲，所以写戏曲也在意口头效果。他写《沙家浜》，写“芦花白稻谷黄绿柳成行”。翁偶虹改成“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汪曾祺先生从善如流，并深为折服。
汪先生自己很推崇《董西厢》，是所谓：“《董西厢》是用韵文写的，但是你简直感觉不出是押了韵的。董解元把韵文运用得如此熟练，比用散文还要流畅自如，细致入微，神情毕肖。”他欣赏的一段：“店都知，说一和，道：‘国家修造了数载余过，其间盖造的非小可，想天宫上光景，赛他不过。说谎后，小人图什么?普天之下，更没两座。’张生当时听说后，道：‘譬如闲走，与你看去则个。’”
《受戒》那个，我们都熟悉的结尾，精确、悠闲、收放自如、不加主观色彩，便是“飞入芦花都不见”。写过曲词的人，韵脚都不是随便放的。字字并不扎眼，但读来就是轻柔爽口，舒展向上，这就是汪先生“麻油拌芥菜”的功力。
“是用韵文写的，但是你简直感觉不出是押了韵的”——他是这么赞美《董西厢》的，而他自己嘛……功夫全藏起来了，于是我们只觉得好，至于怎么做得这么好的，“飞入芦花都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