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作为在全党开展的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离退休党员干部在他们所处的历史时期，在各地区各条战线，如何走进问题，深入实际、深入群众，通过调查研究获取“发言权”，是大兴调查研究的好镜鉴。记者日前专访多位老党员老干部，以其亲历亲见的调研故事，回顾那时调查研究的好传统、好方法和好作风。
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要深入调研选对路
GDP突破5000亿元、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元、进出口总额突破千亿美元……如今的昆山市，已连续18年蝉联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榜首，是县域经济当之无愧的领头羊。但上世纪80年代初的昆山不仅是个农业县，经济实力在苏州六县中也排在最后。昆山如何走出一条突围之路？
“1984年，我担任当时的昆山县县长，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摘掉昆山‘小六子’的帽子。”已91岁高龄的昆山市委原书记、苏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吴克铨回忆，想摘掉帽子，就要搞清帽子怎么来的。当时他从苏州市要来六县统计资料，对比发现昆山农业产值靠前，但工业指标只有常熟的三分之一、沙洲的二分之一。正因为工业落后，昆山当时工农业总产值和财政收入在全苏州垫底。
发展工业的共识并不容易达成。昆山是当时苏州最大的“粮仓”，每年上交国家4亿斤粮食。搞工业，粮食产量会不会下降？昆山本就“田多劳少”，劳动力都进工厂，田会不会荒？“针对这些担忧，我们调研了昆山境内的陆杨乡和周庄乡。”吴克铨一一列举数字：当时陆杨以“田多劳少”出名，平均一个劳动力要种6.5亩地，周庄人均只种3.6亩地；论粮食产量，陆杨单产每年730斤，周庄单产每年636斤；论人均年收入，陆杨1126元，周庄878元，“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劳动力多并不一定能增加收入，二是发展工业可以明显增加收入。”
吴克铨又进行了面上调研，发现上世纪60年代，昆山平均一个劳动力需种4.88亩地，到上世纪80年代只需种2.8亩地。“由于兴修水利、建造公路，耕地有所减少，另外随着农业机械化、水利灌溉电动化水平的提升，加上人口上涨，农业劳动力也有了剩余。”科学测算显示，当时在不影响农业生产的前提下，昆山可转移6.5万个劳动力到工业。
昆山怎么搞工业？当时有人提出学“苏南模式”，依靠农民发展乡镇企业。吴克铨遂带人赴无锡等地调研，发现该模式的成功个案，大多抓住城镇职工下放、知识青年插队、社队企业政策优惠三大机遇，早已打下厚实工业基础，“这点昆山学不来”。
搞不了乡镇工业，那就通过兴办工业小区发展大工业。有人建议直接学上海、深圳等地经开区经验。“我们去了上海闵行、深圳蛇口考察，发现他们的工业区远离市区、基础设施新，但投资量巨大，我们肯定不能学。”回忆当年如何决策，吴克铨记忆犹新，“昆山的开发区必须邻近城区，利用好现有基础设施，穷开发富规划，政策不足服务补。”
没有政策、资金等资源加持，1984年，一个3.75平方公里的“工业小区”在昆山城东悄然落地，这就是昆山开发区前身。198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自费开发——记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把昆山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经济的思路冠名为“昆山之路”。
开发区刚起步时缺资金、缺技术、缺设备、缺人才、缺管理经验。吴克铨等人在上海调研发现，这“五缺”上海都有，便千方百计从上海找项目，设法建联营厂。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了解到地处贵州山坳的国营军工厂风华机械厂正研制生产电冰箱，便组团赴该厂调研。“我问他们厂长，你们搬到昆山来生产行不行？”1986年，风华电冰箱厂昆山分厂成立，昆山造风华电冰箱一度畅销全国28个省份，还出口中东。此后，昆山从江西、贵州、陕西、湖北引进一大批三线军工企业，为当地发展电子信息产业打下基础。“‘东依上海，西托三线’——人对事物的认识有个深化过程，调查研究也一样，要持续反复地进行——我们后来又加了‘内联乡镇，面向全国，走向世界’，这条发展路径就是通过不断地调研得出来的。”
“有了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才有后来一系列符合昆山实际的发展举措，才有了‘昆山之路’。”吴克铨总结说。
近百次调研，“实事求是”是最大心得
曾任省委研究室副主任、江苏战略与发展研究院首任院长，73岁的范朝礼遍访江苏各区域，参加大小调研近百次。记者和这位资深调研能手的见面，就约在他工作过十多年的省委研究室办公楼。
4月5日上午10点，范老准点赴约，甫一落座，就从包里掏出一份泛黄的内参材料。记者小心接过，“江苏应率先确立城市化发展战略”的醒目标题跃入眼帘，右上角记录着刊载日期：1999年11月8日。“我原本倒是保存了一些文档，有调研笔记、调研报告起草或修改原件等，无奈一次搬家中给弄丢了。”范老颇为遗憾，“这是我唯一能找出来的一份。”
尽管散佚不少调研报告，但一趟趟调研的所感所获所思所悟，早已刻在大脑里。“如果说我的职业生涯里还有一些心得可谈的话，我想先从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谈起。”2009年盛夏，范老作为省委省政府专题调研组负责人，率队到华西村做改革开放三十年总结性调研。在华西村时间虽不长，调研座谈会该开的都开了，该看的点位也都看了，但华西村的核心经验到底是什么？调研组还是有些雾里看花。
长期从事调查研究，范朝礼十分清楚“破题”关键——时任华西村党委书记吴仁宝。只是，吴仁宝当时已很少出席会见、座谈等事务。尽管如此，范朝礼还是委婉表示：“调研总结华西村的改革开放30年的核心经验，不见到核心人物怎么能行？”
再三坚持下，吴仁宝赴约。“老书记，改革开放30年，您体会最深的是什么？”范朝礼单刀直入。吴仁宝不假思索，用浓浓乡音作出回答：“实事求是。”“您觉得最难的又是什么？”范朝礼紧追不舍。“还是实事求是！”吴仁宝迅即给出同样回答。接着，吴仁宝讲起华西建农民公园和世界公园的故事，“有人说农民公园太土气、世界公园太洋气，我怎么办？我还是要实事求是。”
吴仁宝三次提实事求是，范朝礼当即写下“实事求是是真理”七个字，并用圆圈着重强调，又以感叹号加强标记。后来，就成为调研报告的点睛之笔。范朝礼感慨，“要想通过调研来萃取核心经验，就必须要和关键人见面交流，否则你看到的永远只是表面现象。”
“我认为调查研究的本质就是实事求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弘扬唯实求真精神。”范老手抚由他本人研究起草的《江苏应率先确立城市化发展战略》内参文章回忆，当时国家出台的城市发展方针明确提出“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重点发展中小城市”，这让书写此份报告的他犯了难。“结合调研，我认为当时江苏的省情之一是大城市数量偏少，特别是苏北广阔的腹地，明显缺乏大城市‘火车头’的带动，区域发展动力不足。”
思来想去，范朝礼还是决定遵从调研所得实事求是。于是，他在咨询报告结尾鲜明提出“江苏的城市化发展要以大城市为主”“制定城市化发展目标应切合江苏实际”等多条结论，这份坚持从省情实际出发的报告，历经实践的淬炼和检验，后来被证明是符合江苏发展实际的。
到一线去做调研，始终是工作法宝
“我曾跟你是同行啊，我也做过记者、编辑。”91岁高龄的南通市委原副书记、离休干部李明勋1946年参加革命工作，当过江海报社电台报务员，以及常州民报记者、编辑。他接受记者专访时说，记者的使命就是做好“调查研究”，下农田、进工厂、采政策、听民声，既要“站在天安门上想问题，也要站在田间地头找感觉”。
这段“跑新闻”的经历和采编实践获得的调查研究本领，李明勋在后来工作中一直受益。“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李老说，写一篇稿件如此，干一番事业也如此，尤其党的事业，只有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实际，往往才能找到解题之法、成事之招。
“汽车跳，南通到”“南通人做什么事情都要慢半拍”……改革开放之初，南通流传的几段顺口溜和自我解嘲的话，一度成为时任南通市委副书记李明勋的心病。“南通的对外开放，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就已经逐渐展开了，但当时南通面临的发展困难还有很多。”1980年10月李明勋上任后，主要分管组织和宣传工作。如何改变发展落后的现状？李明勋决定从事业发展的关键——人才着手调研。
通过“摸底式”的全市人才数量调研，李明勋发现了问题：从南通考出去的100位大学生中，选择回南通工作的只有16人，且多局限在农业、医卫、财会、教育等领域，考入国家重点大学的人才基本上回不来。拿到调研结果、找到问题症结，李明勋很快拿出下一步工作重点：冲破旧观念，认真落实人才政策。
常格不破，人才难得。为延揽各方人才，李明勋与同事们大胆改革，打破部门、单位所有制的束缚，积极鼓励和支持人才合理流动。当时的一些创新举措，现在看来仍有其借鉴意义：在上海《文汇报》上公开刊登广告招聘人才，并承诺优先解决人才住房、户口等问题；在北京、上海等地建立办事处，还从市级到基层都建立人才档案，与人才加强联系、交流信息，并请他们关心家乡发展、宣传推介家乡、支持家乡建设、帮助招商引资……这些务实之举，为改革开放初期的南通招揽到一批人才，也找到了更多新思路和新机遇。
到一线去，聆听群众声音，李老说这始终是他做好工作的法宝之一。“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不能只是‘一阵风’，不能‘吹之即散’。”在李明勋看来，当前这一时期，既要继承老一辈党员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也要对调查研究加以创新，以更系统化更科学的方式，不断提高调查研究的针对性，才能把调研成果转化为破解难题的实招硬招。
调查研究千万不能只看材料听汇报
“最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我们老同志也在积极地进行学习。”上世纪90年代起，袁世珠先后在盐城市商业系统和建湖县、盐城市政府工作，“在工作实践中，我对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感受太深啦！”
在盐城市政府工作期间，袁世珠有较长一段时间分管交通、城建等基建工作。每年，市政府都要为民办几件实事。“‘实事’怎么确定？尤其是城市建设类的‘实事’如何确定？这是必须要走到老百姓身边去调查的，要去问‘你们最需要的是什么’？”袁世珠记得，确定1999年度市城建工程项目时，调查研究就发挥了大作用。
“我们开展了多轮走街串巷式的调查研究，发现群众对后街巷道意见比较大。”袁世珠回忆，此前城建更多关注重要道路，现场看到群众家门口的道路不少坑坑洼洼，市民出行很不方便。特别是走访距当时市中心仅850米的盐马路时，沿路居民反映，晴天灰一片、雨天满是泥，“路两旁卖的馒头多层‘皮’——多层‘皮’就是多层灰啊。”
“盐马路的路基基础差，改造可不容易了，我到现场会办了67次。直到现在，我还保留着当时会办的笔记本，上面记录着哪一天在盐马路会办时解决了什么问题。这些今天看来就是调查研究的资料。”袁世珠介绍，盐马路改造时地基用水泥混凝土打得很扎实，上覆沥青路面。改造至今，路没大修过，行道树也没换过。那一年还进行了市区后街巷道地面硬化工程，彻底撕掉了“馒头皮”，获得市民一致好评。“现在我已经离开工作岗位很多年了，有时候去盐马路上走一走，住在周围、年龄大的人都还认识我。”袁世珠说。
实践让袁世珠深切感到，调研必须到基层一线。1991年她担任建湖县县长时，该县遭遇百年不遇的洪涝灾害。“建湖属于里下河地区，扬州等上游地区的雨水要经过建湖的几条大河流注大海。洪水来得突然，下去查看情况时，到了乡镇就没办法走了。大家在指挥部里，汇报的全是遇到的问题。洪水怎么挡？拿不出办法。”
坐困愁城，不如抓紧调研。“办法总比困难多啊。后来我们就走到群众中去，发现他们有办法——用装了泥的蛇皮口袋做坝，做一道坝还不行，要做‘坝前坝’，就是两道坝；还要在坝上加坝，做‘坝上坝’。”说起当年如何克服困难，袁世珠爽朗地笑言，“缺蛇皮口袋怎么办？后来有经验的乡镇干部支招，发动群众用裤子装泥，做坝。大家都不是专家，但是却能解决实际的问题。最大程度减少了洪水对农田和百姓的伤害。”
“就领导工作而言，千万不能只看材料、只听汇报，或者按照事先准备好的路线看现场，这样看不到真实情况。”已75岁的袁世珠总结她的经验说，不仅要到现场，更要深入现场；不仅要看现场表象，更要看现场的门道；不仅要听现场负责人介绍，更要听实际工作人员反映，这样才能通过调研总结好经验、发现真问题、拿出好办法。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陈月飞 林元沁 王梦然 金亦炜 胡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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