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也许不太了解“非虚构”，却极可能读过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她以“梁庄”的乡村样本、个体故事折射中国社会转型的阵痛；袁凌的《疫情中一夜长大的少年》，以一位少年的失去、悲痛与成长，讲述武汉人民在疫情期间的真实遭际；“爆款”调查报道《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揭示了外卖骑手在算法、资本裹挟下的“赛博朋克”式境遇，倒逼外卖平台优化机制，彰显了写作改变社会的力量……“非虚构”的核心精神是什么？迄今走过十年的中国“非虚构”，该如何继续发展，更好地回应中国现实？10月17日，由评论家何平、金理共同发起，南京师范大学江苏当代作家研究基地和《青春》杂志联合主办的“中国‘非虚构’和‘非虚构’中国”——2020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第四期）在南京举行，对有关“非虚构”的现状、问题与未来做出了探讨。
对时代生活的鲜明“在场”
直指小说回应现实的软弱无力，强调田野调查、纪实写作、个体经验，以及写作者对于时代生活的“在场”感——这可能是“非虚构”身上最鲜明的几个标签。复旦大学教授金理印象里，近几年“非虚构”越来越火，“许多硕士生、博士生纷纷将‘非虚构’作为论文研究题目；文学期刊里，‘非虚构’开始替代‘散文’成为重要的栏目；一些聚焦微观历史的作品也从史学领域被归到‘非虚构’的框架中来谈论，这些都显示了人们对‘非虚构’这个概念的青睐。”
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发起人金理、何平
李樯，《青春》杂志主编（左一）。作为世界文学之都南京唯一面向青年的刊物，《青春》近年致力推动南京城市青年文艺生活。
“非虚构”的迷人之处究竟在哪里？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它面对现实时比一般的体裁更直接、更有力。调查记者出身的著名作家袁凌，曾在《青苔不会消失》《寂静的孩子》等作品中记录下普通人的个体命运，一个个独特、生动的“他”挣扎于时代的缝隙，在碰撞中闪耀出青苔般朴素、坚韧的生命力。他笔下的青少年儿童故事里，有和妈妈、一台缝纫机共同生活在上海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有罹患先天性心脏病而“永远无法长大”的少年，也有大山深处过早地体会“孤独”滋味的留守儿童……袁凌坚持认为，把“个体”的真实遭遇放在所谓的“典型”、和抽象的“中国人”之上，才是“非虚构”的独特意义，“‘非虚构’通过让个体生命通过细节讲述而被‘看见’，引发人们的关注和共情。”
评论家方岩认为，关注底层人民命运、书写草根生活是“非虚构”的鲜明特色。在评论家何平看来，随着新媒体、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发表与传播的壁垒被打破，由普通人展开的非虚构创作一定意义上实现了创作的“平权”，使普通人的心声、故事有了被表达、被听见的权利。
“三明治”是一个专注于做“个人生活史书写实践”的非虚构写作平台，十年来有近千篇凡人故事在这里被推送，拼凑出五光十色的中国当代生活“万花筒”。“三明治”主理人李依蔓讲起登载在该平台上的一个故事：一位二胎妈妈发现自己大笑或奔跑时会尴尬漏尿，最终确诊为生育造成的盆底肌障碍：“这篇文章刊出后我们毫不意外地遭到了指责：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但也有男士读后感到愧疚，发觉自己对妻子关心不够。作者则告诉我们，她写下这些不光是因为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也希望社会更多关注女性在生育过程中可能遭遇的身体损伤，而不仅仅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养育一个聪明健康的宝宝上面——这正是‘非虚构’所贡献的力量。”
“非虚构”不等于“碎片化”
然而，不论是写作者、读者还是学界，对当下“非虚构”创作的整体现状都并不满意。过度琐碎、灰暗、浅表、美学上缺乏创造……如果“非虚构”不着力突破现有的范式，则很难继续保持旺盛的生命活力。
“我认为‘非虚构’不仅要写出人的物质性困境，也要写出人的精神个性。”作家淡豹的观点获得了不少认同。在引发激烈舆论反弹的《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中，她格外注意到作者对某位外卖骑手的心理勾勒上，“从一开始总是超时扣钱而充满无能感，到变成‘马路上抢时间的高手’时所获得的‘顺畅感’，作者写出了骑手丰富的内心世界：他除了关注工作、赚钱，也关注自己对人生的掌控能力、对庞大社会的适应能力，这种精神焦虑其实是他的整个困境中的一部分。”
“非虚构”必然是一种“碎片化写作”吗？并非如此。在何伟（真名彼得·海斯勒，《纽约客》驻北京记者）《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的中文版译者李雪顺看来，这本书既展现了广袤中国的现实广度，也由眼前的“可见”深入“不可见”，“垂钓”出中国历史文化、经济社会的纵深面貌来：“比如他写长城，不仅写出了如今城墙两侧的萧条荒凉，也顺带挖掘了长城在中国经济、历史、社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工厂》一章里，他写了小老板、画廊经营者，诸多细节穿插交织，呈现出一段时期里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面貌和经营主体的生存状态。还有他在写作中传递的对中国发展的肯定、希冀，那种积极向上的明快的东西，都对中国的非虚构写作充满启示。”
只做日结工作，重视当下享受，安于简陋生活，“留城无望，回村无意”……围绕深圳的“三和人才市场”聚集起来的大批青年农民工，成为社会学者田丰在非虚构作品《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中借以管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切口——他从“个体”身上，发掘出了一个时代的结构性问题，即我们“始终把经济发展摆在优先于社会发展的位置，其后果则可能是遭到社会发展滞后的报复”。田丰说，当时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就在思考我们国家是怎么变的，深圳的城市是怎么变的，我们青年的群体又是怎么变的。分析故事背后的问题，一样是‘非虚构’职责的一部分。”
梁鸿
关注个体，并不代表作家可以因此放弃对时代症结的观察。曾写出“非虚构”畅销书《中国在梁庄》的著名作家梁鸿，通过视频分享了她对“非虚构”的理解，“如果‘非虚构’写作者只把眼光局限在一间房屋本身上，我觉得这并不是完全的真实；相反地，如果你还能看到房屋周边弥漫的精神状态和整体氛围，这才是更深刻的，才能让‘非虚构’有更持久的生命力。”
多媒介形式呈现丰富的“中国”
其实，“非虚构”的呈现方式既包括文字，也包括图片、影像、当代艺术、田野调查等。上海大学教师汪雨萌就十分关注抖音上的素人非虚构创作：会跳舞的外卖小哥，罕见基因病患儿的母亲，操着不标准普通话费力嘶吼的带货主播，每天讲自己相亲故事的大龄剩女，展示日常洒扫生活的钟点工阿姨……她观察到，这些视频作品往往很难谈得上精美，甚至词不达意、镜头晃动、剪辑粗糙，但一样能收获喜爱和共鸣，“这些素人非虚构作品的意义并不在艺术层面，而在于他们对自己的主动表达、对自身丰富情感个性的展现，而不是只能等待着自己被塑造或者被忽视。”
崇明农场里的知青岁月，地铁上劈面相逢的形色人生，从天台上瞭望到的摩天大厦、斑驳电线杆、城市棚户区，氤氲在梅雨中的淮海路老弄堂，以及同样重要的，蕴藏在一刹那定格的光影背后的那些细小而丰盈的故事……由“澎湃新闻/视界”发起的“上海相册”项目，通过梳理、挖掘上海各时期、各领域的影像，和邀请上海作家围绕影像进行回忆、想象和写作，从而以文学、影像的跨媒介合作形式，表达和塑造一个城市的记忆。立足个人视野、回望城市发展脉络，这样的跨媒介非虚构实验在“小”和“大”之间做出了有趣的联结。
在何平看来，时下最受欢迎的乐队“五条人”，他们的《县城记》等专辑也正是横跨诗歌和音乐两种艺术形式的跨媒介“非虚构”作品。他们吟咏打工仔、小摊小贩、生活于“握手楼”中的草根人群的生活，无论是“踏架单车牵条猪”的城乡杂糅景观，还是“阿珍爱上了阿强”的底层男女故事，或是“人生像种荔枝，有雨也累，无雨又累”的平凡感悟，都在原汁原味的岭南地方风味、优美的手风琴声和富有力量感的摇滚乐中，得到了审美的表达，从而成为“时代中的个人史诗”。何平强调，“非虚构”最重要的特质就是介入中国当下和现场的勇气和能力，“特别是在这一概念被严重滥用的时刻，回到它被提出之时所站立的精神原点，就显得格外必要。”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冯圆芳∕文 葛毓宸∕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