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治狗，有关城市总是先提高养狗的合法门槛。登个记，办个证、防个疫，需要五六千元钱，看谁还养得起狗？结果，有钱的明养，没钱的暗养，狗没见少，死于狂犬病的见多，因为该种疫苗的狗都不种了。8月11日央视公布1至7月份死于法定传染病的人数，死于狂犬病的居于首位；宁波疯狗见增，竟成了一条新闻（8月12日《现代金报》）。这些都是此招不灵的明证。

　　高价的门槛挡不住狗，于是，就有了打狗队。凡登不起记、办不起证、防不起疫的，就都成了打狗队可以随见随毙的“黑狗”。人的财富差异，竟变成了狗的生存权的差异。只是这狗能忍受的不公平，人却未必能忍受。据杭州的统计，注册的狗3000多条，不在册的“黑狗”却超过12000条（8月11日《浙江日报》）。可见，打狗队的作用也十分的有限。

　　杭州出了新招，大幅降低养狗的合法门槛，取消了原来5000元的养狗登记费和验审费，改为按年交纳的管理服务费。至少从眼下看，交的钱少多了，领证养犬的人也许会多起来。撇开新的收费标准是否合理暂且不说，通过降低收费的方式来加强依法管理的思路肯定正确。

　　养狗的权利，不应有贫富的差异，通过高收费来控制养狗，必然有欺贫护富的嫌疑。消除狗祸的第一要著，就是实现全额防疫。这样，才能构筑起狂犬病的有效防线；同时，要通过立法，建立城市养狗的规矩，譬如狗只准养在室内，不见生人，它就无影可吠；再譬如加大狗污染的处罚力度，要养狗者为乱排泄的狗埋单……。从这个角度看，杭州的管理服务费依然收价偏高，每只狗第一年交了1000元或600元后，每年还得再交500元或300元。杭州“黑狗”能否由此不“黑”，实在也难说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