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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著名记者与南京的情缘
2006-11-10 08:12:48 新华报业网

  张友鸾、浦熙修、张恨水、张慧剑,这些响当当的名字一路读来,让我们对民国时期的南京报业和南京报人有了深刻的了解。除了他们还有许多知名报人与南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秉承“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精髓,在民国那个动荡的年代里,为国家、为民众大声地鼓与呼。

 说得一口地道南京话的陶菊隐

 陶菊隐,湖南长沙人,童年随父母迁居南京三条巷,在文昌巷小学读书。1910年,12岁的陶菊隐写了一篇300字的小小说《去年今日》在老师鼓励下寄往报社,号称上海四大报之一的《时报》竟然发表了,使他深受鼓舞。

  南京是陶菊隐的第二故乡,他说得一口南京话,易与本地人融洽共处,加之南京总体消费水平不高,陶菊隐于1934年来南京定居,并在一无强有力背景,二未筹得充足基金情况下,就大胆在国民党的辇毂之下办起一张独树一帜的报纸———《华报》,他自己每天在副刊上发表《政海轶闻》一则,还约了电影评论家瞿白音主编《电影周刊》,因瞿思想左倾,发了不满现实的文字,引起国民党市党部的严重不满,《华报》被罚停刊一周。

  1936年,陶菊隐迁居上海,进入《新闻报》,专写《显微镜下之国际形势》,成为国际问题专家,蒋介石曾向他垂询中国和欧洲战局风云变化情况。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宣布对孤岛的报纸实行“军管理”,陶菊隐从此告别了《新闻报》,也从此告别了记者生活。

 报业巨子史量才出生南京江宁

 史量才,名家修,1880年生于江宁杨板桥村,幼时随父到上海,寄居松江泗泾。1908年史量才进入新闻界,很快成为新闻、金融、实业界巨子。

  史量才为人正直,常谆嘱《申报》同仁: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九·一八”事变后,他激于一腔爱国热情,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反对“攘外必先安内”,当蒋介石发动第四次“围剿”时,《申报》先后发表《剿匪与造匪》及《再论》、《三论》三篇时评,蒋介石勃然大怒,亲手批了“《申报》禁止邮递”六个大字。后经《申报》驻南京特派员秦墨晒请杨永泰向蒋介石缓颊,蒋提出《申报》改变时评态度;陶行知等离开《申报》;国民党派员指导三个条件,史量才答应前两项,但宁可停刊也不会同意派员指导。蒋介石只好允许恢复邮递,一面再摆布史量才本人。

  考虑到史量才在金融实业界和新闻界的声望和地位,蒋介石试图拉拢史量才,但史量才却当面顶撞蒋介石:你有百万军队,我有百万读者。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偕家人自备汽车由杭州返回上海,行至浙江海宁翁家埠附近时,被国民党特务枪杀,一时震惊中外。

 南京城南门东出了个卢冀野

 卢冀野,1905年3月2日出生于南京一书香故家。是曲学大师吴梅的德意门生,身兼诗人、文学和戏剧史论家、散曲作家、剧作家多重身份,先后受聘于多所大学任教。曾在《世界日报》、《国闻周报》、《时报亲报》、《益世报》、上海《大报》、《亦报》发表文章,又曾任《中央日报·泱泱副刊》主编。

  卢冀野为人风趣幽默,交游极广,与当时的文化界、学术界、新闻界及政坛重要人物都有密切交往。抗战前在南京,他与张友鸾、张恨水、张慧剑等报人志趣相投,诗酒唱和,来往密切,他在张恨水和张友鸾创办的《南京人报》上开辟了《冶城话旧》专栏。抗战期间,卢冀野还创作了报告文学《丁乙间日记》,其中的《炮火中流亡记》真实生动地反映了江南人家逃亡的情况。

  抗战胜利后,马星野出任《中央日报》社长,要卢到南京《中央日报》任主笔,并主编副刊。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政权面临崩溃,9月10日,卢冀野发表《三年来的“泱泱”》,说了些成绩和不足,到11月,即离开南京避居上海。1951年4月17日,卢冀野病逝于南京。

 “乌鸦文人”曹聚仁埋骨南京

 曹聚仁,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个横跨政治、历史、新闻和文学四个方面的人物。

  1931年,曹聚仁在上海创办以乌鸦为标记的《涛声同刊》,自称只报忧不报喜,获得“乌鸦文人”的称号,被鲁迅称为是“赤膊打仗,拼死拼活”的一张报纸。

  抗战爆发后,曹聚仁走出书斋,奔赴抗战第一线,撰写战地通讯。抗战胜利后,回上海任《前线日报》主编。1950年只身赴香港,先任香港《星岛日报》主笔,后任新加坡《南洋商报》特派记者。此去一下就是22年。1956年,曹聚仁回大陆采访,在《南洋商报》上发表《颐和园一夕谈———周恩来会见记》,首次向海外传递“国共第三次合作”消息。之后又六次回大陆采访,为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奔走。1972年,曹聚仁病逝于澳门,遗体火化后,按周总理指示:叶落归根,送至南京,骨灰安葬于雨花台望江矶,后归葬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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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报人义演《卢沟桥》

 1937年夏天,“七七”事变以后,南京几家报纸和通讯社专访体育文化和本市新闻的几个年轻记者在采访时,谈起了献金慰劳抗日将士的事。提议举行一次话剧公演,将卖票收入全部捐献,大家一致赞成。当时田汉同志住在南京丹凤街10号,和记者们混得很熟。于是记者们便请他写了一个剧本,剧名暂定《卢沟桥》。

  在借用场地时经过一番周折。当时计划在全市四大剧场轮流演出,要求剧场支持这一爱国行动,免收场地租金。最后世界剧院、首都电影院、新都电影院都答应了,只有大华大戏院不同意借用。于是,各家报社联合行动,撤销其在全市各报刊登的一切广告,这才迫使其同意。

  (来源:/作者:宗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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