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形同虚设归咎于“相关规定”的法律地位不够高，显然是基于以下事实：为了获得更高的赔偿金，患者往往绕开“医疗事故”，而选择以“一般人身损害”为由起诉；为免于受到行政处罚，医院宁愿承认“差错”，也不承认有“医疗事故”……但是，主动规避条例的行为，肯定是当事人在不合理制度夹缝中，为诉求“实质正义”的被迫选择，而这类问题并不会因“条例”升格为“法律”自动消失。

　　卫生行政部门将“条例”升格为“法律”的努力，与其说是基于医疗行为的特殊性之考虑，倒不如说希望通过法律效力的升级来对司法解释进行“绝地反击”。“条例”法律化一旦成为现实，只能就法律适用作出解释的“司法解释”显然会因违背更高效力的法律规定而处于违法甚至失效的境地。

　　这无疑传递出一个危险信号，至少它说明了卫生行政部门在面对条例被架空的尴尬时，并没有反思条例在体制规定上的重大缺陷，而是凭借自身的强势地位，诉诸“法律”这一效力位阶更高的规定来进一步确立医疗鉴定机构的“优势地位”，以及医疗鉴定机构鉴定结论相比于司法上法医鉴定结论的“优先效力”，从而彻底扭转司法实践中“二元化”鉴定模式架空医疗鉴定机构的不利局面。可以预见的是，一旦这一法律通过出台，医患冲突会在双方强弱对比的法定化后更为剧烈。

　　一旦政协委员或者人大代表，这些本应代表公众利益的“代言人”，也将部门利益作为其“使命”，那么，不公正的制度或许就会借助法律法规制定这一制度化的平台，将部门利益顺理成章地上升为法律利益。而为了避免这一悲剧的发生，有必要优化人大代表结构，让更多的公众利益代表进入制度甚至法律博弈的平台，从而最大程度地预防部门利益法律化所导致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