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协陕西省第九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民革陕西省委员会副主委兼秘书长、陕西省环境保护局总工程师司全印委员在提交的发言材料中指出，科学研究与行政管理，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类型人才，理工科博士不应被大批引入行政管理者队伍。（《华商报》1月31日）

　　司全印委员的建言无疑很具针对性和现实意义，事实上，他的忧虑与关切点，也恰是长久以来被人们所忽略和漠视的，因此也越发显得弥足珍贵。

　　熟悉相关历史的人都知道，具有理工科背景的专业技术人才的大量“入仕”、从政，并非只是近几年行政管理领域出现的新生事物，它的模式实则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便已开始建构。彼时，我国的行政管理架构和梯队人才培养理念皆借鉴的是苏联模式，它的一个重要建设基点便是对理工科人才的倾力培植。应当说，这一思路与彼时的国情以及经济建设大环境是吻合的，也确实在那个特殊时期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很自然地，这一行政管理系统的人才输入路径被沿袭了下来，而随着近年干部培养“专业化、知识化”原则的确立，理工科背景（相当一部分是司全印委员所言及的理工博士）“技术官员”的集中涌现。

　　观诸世界一些主要国家的行政管理人员组织架构以及我国的历史传统，这一趋向是很不同寻常的。众所皆知，在绝大多数的经济和行政管理较成熟先进的国家，其行政管理者队伍多是以文科背景的官员为主，这不独与行政管理人才的职业属性、职业特点和要求有关，也包括司全印委员所说的人适其才、人尽其才的大社会分工的最优化配置原则。倘作一全局性的社会考量，理工科博士批量流向行政管理系统，显然是弊大于利、失多于得；那么，为何它仍能在当下形成一股勃动的风潮呢？

　　除却某些未必合理的传统或制度惯性，有几个隐秘性推手是必须正视的。其一是固旧社会风俗、习见、思维的濡染与影响。必须承认，在相当多的社会群体中，“学而优则仕”、官本位思想仍大有市场，当它与某些生存现实隐隐合流时，其蛊惑力与生命力将会异常执拗。当进入行政管理者队伍，便意味着让人仰视的社会地位、稳固可靠的薪酬待遇、丰厚诱人的福利回报以及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身份溢出、权力溢出附加时，它将很自然地成为相当多理工科人才的世俗之择。再次，便是大量科研人员、科技工作者并不让人满意的工作环境、待遇回报等的反向助推作用。在许多发达国家，社会职业群体的层阶分布与我们可谓大相径庭，无论从收入还是社会地位看，政府官员都绝非塔尖，以美国的副总统、国会议员、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等高官一族的收入为例，其十几万美元的年薪可能只勉强算个中产，而其社会美誉度和受尊敬程度可能还不如一个执业牙医，更遑论奢求任何非分的身份与权力溢出回报；自然而然，其从业的向心力和号召力也就大打折扣。

　　设若我们整个社会职业群体的层序分布也能呈现一个较公平、合理的格局，对知识创造、知识经济力的涌流、拓展和激励机制能达到积极、合理状态，而对权力的约束与监督能更规范、透明和制度化，则诸如高级科技人才“抛专弃业”奔仕途的社会性忧思，将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