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6日，杭州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孩子正在翻阅刚拿到的各类书籍。当天，杭州一家企业把200多册世界名著赠给杭州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孩子，希望这些书能陪着孩子们过一个有意义的新年。（新华社记者王定昶摄）

　　央视今年的春晚，有一个题为《阳光下的花朵》的情景歌舞剧，其中由一群“民工子女”朗诵的“心里话”感人至深。这一群孩子来自某“民工子弟学校”，他们在狭窄、破旧、灰暗的教室上课，即便这样，他们的学校还“不得不经常搬迁”或关闭……但是，他们发狠说:“我们不跟别人比父母，要跟别人比明天。”

　　这段朗诵让主持人和节目现场的许多观众都流下了眼泪。该节目感人的力量来自于真实，它不仅真实地反映了农民工子女的生存状态，而且真实地流露出了农民工及其子女的普遍心态——有多少农民工背井离乡、含辛茹苦，不正是为了孩子能够今后不再像自己一样低人一等？有多少农民工子女随父母飘流在城市的角落，他们多么希望自己将来能够像城里人一样体面地生活。

　　同样是祖国的花朵，仅仅因为生身父母不同、出生家庭有别，农民工子女的生活条件与城市孩子存在着巨大的差别。这种差别来自于逐渐加大的城乡差距，更来自于户籍体制所造成的城里人与乡下人、本地人与外地人在权利上的不平等。只因为他们是农民工子女，就不能与城里孩子一起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不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开始人生的竞跑。

　　如果说家庭背景、生身父母是一种无法选择的命运，那么，农民工子女的“比明天”，就是向命运的挑战。可是，“比明天”毕竟是一种个体式的命运抗争，在权利不公、机会不均的大背景之下，个人奋斗的方式可以改变少数人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命运，但是绝对不可能实行社会整体的公平。在一个体制健全、权利平等的社会，父母地位、家庭财富、出生背景等无法选择的“先天”因素对一个人成长、发展的影响力应该降低到最小程度，人的社会层级流动应该主要是通过平等的竞争机制，以个人的能力大小、努力程度来决定。唯其如此，“人人生而平等”的社会理想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

　　事实上，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藩篱、竞争起点的不同，近年来低阶层子女进入较高阶层的障碍在强化，社会资源有向上层积聚的趋势。有关统计表明，“14岁时父亲的职业地位”则对本人现职的获得有着显著影响——其后果是，干部子女当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而工人和农民成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机会相对少。去年，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发出警告，大学生生源农村孩子比例越来越小，这意味着通过高考，农村孩子向上流动的渠道正在缩窄。

　　如果这种状况不改变，大部分农民工子女不仅不能和城里孩子“比父母”，连“比明天”也将只能是一个苦涩的梦幻、一份无法承受的命运重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