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晚最感人的节目可能算是诗朗诵《心里话》。30个据说是从3800名外来务工者子女中挑选出来的孩子，用质朴而稚嫩的童声诉说着民工子女的今天和未来。随着诗句“别人与我比父母／我和别人比明天”的铿锵上扬，观众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主持人也不禁潸然落泪。

　　这一刻，我的感受是欣慰与忧心交集。欣慰的是，民工子女小小年纪就有如此雄心壮志；忧心的是，这些孩子是否真正懂得，他们能拿什么“和别人比明天”呢？

　　明天是今天的延续。和别人比明天的自信，无疑应建立在今天相对优越的竞争条件上。但是，民工子女的真实处境，是“我们的校园很小／放不下一个鞍马／我们的教室简陋／还经常搬家／我们的教室很暗／灯光只有几瓦／我们的桌椅很旧／坐上去吱吱哑哑”。办学条件如此恶劣的民工子女学校，其实比农村学校并没有多少进步，师资水平和教学设施，也无法与城市学校相提并论。城市学校的学生总体成绩，肯定会比民工子女学校优秀。无视巨大的办学水平差距，让幼稚童声喊出“我们的成绩不差”，不是有些自欺欺人吗？

　　事实上，城里孩子和民工子女一样，他们都是纯洁无瑕的。尽管生活条件和就学条件比民工子女优越得多，但城里孩子并没有刻意要和民工子女“比父母”。与其说城里孩子因为父母的庇荫过得比民工子女幸福，倒不如说是长期形成的不合理制度，让城里孩子享受到了更多的公共福利。具体到教育资源的分配上，因为政府厚此薄彼，方才使城市学校占有了绝对多数的优质教育资源。

　　民工子女学校的出现，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民工子女入学的需要。但在我看来，蜗居于城市边缘的民工子女学校，依然是城乡二元结构的代表性符号。民工子女学校的诞生过程艰难，公共财政投入严重不足，教师待遇难以保证，生源无法相对固定，学生成绩自然在城市学校之下。民工子女学校“另册”化生存状态，实际上可以视为民工“二等公民”化生存状态的一种缩影。

　　更为关键的是，不要以为兴建了民工子女学校，就解决了农民工的后顾之忧。其实，绝大多数农民工，是没有能力让孩子到城市来读书的。即便想尽办法把孩子带进城里，在照顾上也颇为不便。

　　幼小的民工子女可能还不懂得什么叫平等的受教育权，不懂得自己栖身的条件恶劣的学校，本身是歧视的产物。民工子女当然应该拥有美好的理想，包括和城市孩子“比明天”的信心，但是，民工子女学校毕竟不是宏志班；民工子女的成长，不能建立在缺乏现实支撑的豪言壮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