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南京晨报》13日报道：7月11日，一名旅客在列车上突发心脏病，幸亏乘警及时发现并采取措施，该旅客脱离生命危险。

　　类似的事情还有不少，我们在媒体上经常看到这样的报道，列车上有旅客或是突发疾病，或是面临生产，乘务人员大喇叭一吆喝，发出求助。列车上的医生乘客闻讯赶来，救死扶伤。这样的医生好事做到了火车上，堪称楷模。可不禁也让人捏上一把汗，万一这车上没有医生，或有医生但不愿“多管闲事”，这病人岂不麻烦了，有的急症是一刻也不能耽误的呀！

　　乘客购票坐车，就与有关方面形成一种客运合同关系。承运人应当确保乘客安全，这是其的义务和责任。而列车上乘客众多，不少乘客旅途漫长，突发险情的事情是时有发生。可让人奇怪的是咱们的列车上吃的、喝的乃至玩的一应俱全，唯独在医疗这一块近乎空白，结果是发生意外就弄得险象环生，如紧急向车上医生乘客求助，和前方站点协调，安排急救车待命等等。要是列车上安排有专职医生该多好呀。

　　有了专职医生，针对旅途高发疾病对症下药，这样遇到险情就从容得多。对此，有关部门过去的解释往往是人手有限、精力不足、节约人力资源等等，可列车上乘务员时常是“成群结队”地推着小车进行推销，人手好像很足呀，难道就容不下个医生？恐怕还是觉得麻烦，这块难以“创收”，弄不好还会出问题，因此就给免了。朱慧松

　　利用“崇高”来剥夺权利，太残忍

　　25岁的王惠是应城市一中高二年级英语老师。早在4月中旬，经检查王惠得知她怀的是3胞胎。为了不影响正常教学，她一直坚持在岗位上。7月4日下午，王惠突然大出血，情况非常危险。（7月13日《楚天都市报》）

　　近些年来，老师因坚守岗位倒在讲台上已经不是一位了。这几乎又是一次，三个生命险些为此而丢掉。这不得不让人深思。

　　表面上看起来，这个结果是她本人自找的。可是学校难道一点责任也没有吗？面对着一个需要在家休息的老师，还坚持在岗位上，学校有没有劝阻她，有没有安排人代课，让王惠安心地在家休息。

　　可是在这件事情中，我们在新闻中没有看到学校采取任何措施让一个怀3胞胎老师安心地休息，而是听之任之，让老师做出巨大牺牲的选择。这实际上就是利用老师的“崇高”，不愿意增加学校困难的弱点，变相剥夺老师的基本权利。

　　一个老师需要休息的时候，学校就要想办法，让他们休息。即使他们不愿意休息，从保护劳动者出发，也要强制他们休息。如果学校这时候不但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而是利用老师的崇高，利用了老师对工作极端负责，来剥夺老师休息、生育的权利，就是一种残忍。如果强制不准老师休息、生育，那么就是一种违法。笔者期待，今后还是少出现老师累倒在讲台上的类似事情好。肖华

　　对男童夭折的制度追问

　　在深圳出生、刚刚1岁零9个月的男童龙圳，在玩耍中受伤严重，父母紧急送治；但在长达8个小时的辗转求医中，深圳市儿童医院等4家大医院以“没有小孩肠镜”为由，未对孩子进行抢救。孩子最终伤重不治而夭折。（近日《南方都市报》）

　　显然，接诊的医生难辞其咎。笔者认为，仅仅谴责医生还不够。

　　对抗疾病，除了技术的进步，财富的增加，对于由人所构成的社会而言，同样不可或缺，甚至是更为根本的必须保证的，是制度的安排。

　　如今，宏观地说，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千疮百孔；微观一些看，医疗机构的生存、运营性质模糊，经营、管理也不无对人道救助的背离。因而具体到医生个人，宏观体制、微观制度、广义的社会压力、狭义的职业压力、病患的道德谴责甚至暴力指斥，在种种压力扭曲之下，其职业尊严早已被践踏得面目全非。丧失了职业的尊严，作为个体的医生，又能选择怎样的职业态度，遵循怎样的职业操守？其救死扶伤的职业自诩和社会寄望，又该去哪里寻找盛开的土壤？

　　在中国，事关人的生命健康和安全的医疗卫生事业，其实早已是一艘千疮百孔的破船。在这艘破船沉沦之前，能否找到一条诺亚方舟？这种寻找，仅仅谴责医生是远远不够的。田继贤

　　警惕《劳动合同法》遭遇执行困局

　　单位迟迟不给签劳动合同将赔付双倍工资；炒老板鱿鱼可以不再赔违约金；签约两次之后再续约必须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超过一年不签约的，自动视为与劳动者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明年1月1日《劳动合同法》施行之后，这一切都将成为现实。（7月13日《信息时报》）

　　《劳动合同法》中的这些条款能否改变“资强劳弱”的格局，值得存疑。

　　须知，劳动者屡屡遭遇权益侵害，由来已久。《劳动合同法》没通过之前，我们施行的是《劳动法》。按照《劳动法》第4章第45条规定：“国家实行带薪年休假。劳动者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试问，有多少劳动者享受到了带薪休长？我们遭遇的尴尬境遇是，连法定的休息日都无法保障，连严格的劳动时间也常被无故延续，遑论带薪休假。当劳动者连饭碗也岌岌可危时，还敢拿法律武器和老板叫板吗？当劳动者为求一职位而狼奔豕突时，还有精力对岗位挑肥拣瘦吗？

　　《劳动法》为何屡屡陷入执行困局？原因很浅显。我们的劳动力严重富余，而就业岗位又过于缺乏；一些地方出于政绩崇拜，对企业尤其是外企格外“关照”，往往不惜牺牲劳动者的权益。有的劳动监察部门渎于职守，工会过于弱势，或自甘“寂寞”。以此审视上述原因，咎不在《劳动法》，而是出在执行劳动法的人和一些媚富的地方政府身上。

　　其实，我们缺少的不是制度，也不是法律，缺少的是让制度变现，让法律落实。再曼妙的法律条文如果不被严格执行，充其量就会如“纸上富贵”一样，虽诱人但无法真正拥有。如今，在维护劳动者权益方面，《劳动合同法》更加人性化，更加详备化，但我们需要的是，《劳动合同法》执行得更加有力化。值得欣慰的是，《劳动合同法》强化了工会的地位和权力，比如，企业裁员必须要听取工会的意见。让工会硬起来，或许是化解《劳动合同法》遭遇执行困局的一条路径。但显然，要想彻底扭转“资强劳弱”的格局，仅靠工会还不够。方言

　　监管食品卫生不能掩耳盗铃

　　国家质检总局日前发布了一份名曰《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监管工作的意见》的文件，提出了三项基本的监管制度，其中一条让人感到非常奇怪：限制由“小作坊”生产、加工的食品销售范围，不得超出县级行政区域，严格限制在商场、超市销售。（7月12日中国新闻网）

　　不让“小作坊”生产加工的食品进入商场、超市销售，其不言而喻的逻辑前提是它们加工、生产的食品存在质量、卫生问题。但是，不让它们进入市场、超市，这些问题就不存在了吗？质检部门对不安全食品不是严格查处、力求根治，而是只求把它们逐出主流市场，眼不见心不烦，这不是掩耳盗铃又是什么呢？

　　更让人感到不解的是，如果认定“小作坊”加工、生产的食品不安全，那又为什么允许其在商场、超市以外的地方，比如农贸市场、批发市场销售呢？难道那些地方的消费者都有金刚不坏之身，不怕不安全食品的危害吗？

　　质检部门先入为主地把“小作坊”加工、生产的食品都视为不安全食品，对它们是很不公平的，是一种有罪推定。不错，“小作坊”加工、生产的食品出问题的比例是高一点，但大的食品企业也绝非白璧无瑕，比如前一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苏丹红”事件，主角就是两家国际食品巨头，谁又能把它们赶出超市呢？

　　无论质检部门的主观动机如何，这条规定如果被不折不扣地执行，其客观效果却只有一个，那就是保护垄断，帮助大的食品企业打压潜在的竞争对手。因为“小作坊”加工、生产的食品如果无缘被摆上商场、超市的货架，那它们就永远无缘被主流消费人群所发现和认可，也就永远失去了做大做强的可能。其实，现在一些著名的食品品牌，如北京的烤鸭、稻香村，天津的狗不理、桂顺斋，上海的老城隍庙等等，无一不是从“小作坊”发展起来，而那些知名的洋品牌如麦当劳、肯德基等，一开始也是“小作坊”。我们不难想见，如果这些品牌在创业阶段就遇到这样不问青红皂白的规定，那我们今天可能根本就无缘知道它们。

　　质检部门的这一规定，说到底是一种市场歧视，因为市场主体无大小，只要是合法经营都应该被一视同仁，其市场地位都应该是平等的。质检对小作坊设限，无非是想把该由自己承担的一部分管理成本，转嫁到无力和他们博弈的小作坊头上罢了，这是很不应该的。章淑平

　　积弊催生“城管子弟兵”

　2006年10月25日，未经过统一的公开考试招聘，47人被调入新化县城管局，其中不乏县城管局局长的夫人、相关领导亲属甚至保姆的身影。原本一个国家政府机构，却大量“私下”招募子弟，如今俨然变成了“亲友团”，而如此事情却是经过了县政府相关领导的“认可”。7月2日，记者赶赴娄底，就新化县城管局招募“子弟兵”事件展开调查。（7月13日《法制周报》）一直接以来，我们都没弄明白，为什么城管总是与商贩剑拔弩张？真的都是城市管理的必然吗？新化城管局官员自招47名亲友进单位，终于给我们揭开了“盖子”：如此局内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与商贩频繁发生冲突是正常的，反而能与他们相安无事、和谐共处倒是不正常的。

　　很显然，按照《事业单位管理条例》，该局所为是严重的违纪违法行为，而从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和避嫌制度看，局长将自己的妻子、副局长将自己的侄子……招到门下，难道就不怕群众戳脊梁骨吗？就不担心上级部门追究责任吗？不彻底打破“靠管吃管”的做法，不但广大市民群众和商贩要深受“迫害”，而且城市政府权威也将被他们“坐吃山空”。周稀银

　　三问114万扶贫款扶起三个牛棚一头猪

　　从2006年3月到2007年3月，甘肃省扶贫办和麦积区扶贫办下批扶贫项目款114万元，记者实地调查却发现只扶起了三个牛棚一头猪。（7月13日中国广播网）

　　114万扶贫款扶起三个牛棚和一头猪，而且牛棚破烂不堪，如此扶贫让人惊叹，让人不得不提出质问。

　　一问，这个项目是怎么验收的？然而就是这样的成果，这个扶贫项目却顺利通过验收了。扶贫项目是帮助贫穷的，老百姓验收过了吗？

　　二问，扶贫款到底是扶到哪里去了？114万扶贫款不是个小数字，这么多钱究竟到哪里去了？！

　　三问，扶贫项目有没有责任追究机制？其实，之所以发生如此荒唐的现象，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缺乏一个扶贫责任追究机制，扶贫款下发了，听听汇报，看看表面现象就完了，老百姓到底有没有得到实惠就不管了，验收缺乏责任追究，具体实施缺乏责任追究，必然导致验收走形式，实施瞎糊弄。

　　扶贫工作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工作，如此扶贫，简直就是害国坑民，如此官员应该下课！殷建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