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6日上午8时许，24岁的小李满怀信心地来到笋岗路深圳体育馆参加深圳市人民警察的招考资格审查。之前笔试，小李名列前十，但审查人员看过他的材料后，告诉他他没有面试资格。原因是他报考的治安警E类只招收大专生，而他的学历是本科。（7月19日《南方都市报》）

　　招聘警察，拒收本科收专科为哪般？难道是怕本科生当路面警辛苦，难以承受？这种担忧只能是托词，如果怕辛苦，可以在面试、政审时予以剔除，工作中也可以解聘，没有必要在面试前一刀切出去。

　　这不得不让人多想，当地公安部门招聘时，是不是根据一部分人的条件量身定做的？或者就是为本地公安系统的子女量身定做的？刘世均

　　大学岂能禁锢性灵

　　华南师大南海分院《保安队查获在校园不文明行为人员的情况记录》，记录了在多个时间内发生的多项学生“不文明行为”，包括男女同学牵手、搂抱等行为。（7月19日《新快报》）

　　早在2005年，教育部颁布的“新版”《普通高等学校管理规定》，就对大学生“婚禁”进行了解除，也就是说，即便大学生结婚，也是既不提倡也不反对，在权利层面予以了认可。那么，“大学生夫妻”之间的牵手、搂抱，是不是也要被视为“不文明”行为呢？

　　大学生，多是些二十出头、青春洋溢的小伙子、大姑娘，正如歌德所称：“哪个少年不善钟情？哪个少女不善怀春？”发生恋情，包括有牵手、搂抱等比较亲昵行为，完全契合青春期心理、生理的发展规律，乃人性使然！只会一味以堵代疏，采取高压政策，试问这样的大学，又从何而谈“传播先进文明”之所呢？大学，岂能禁锢性灵？建飞

　　如何缩减官员的隐私空间

　　中纪委副书记刘锡荣在重庆作党风廉政建设形势报告时要求，反腐败必须重视领导干部的“后院”，对那些一到晚上或逢年过节家中就热闹的官员应当重点关注。最新一期《人民论坛》杂志就此刊文提出，要依法缩减作为特殊公众人物的官员们的隐私空间，将其“后院”置于新闻媒体和群众舆论的阳光照射之下。（7月19日《南方日报》）

　　现代社会，公共官员掌握了公权力，为防止其滥用权力给国家和公众造成伤害，需要对他们施加严格的外部监督，为此需要他们部分地让度个人的隐私权、名誉权等私权，法律应当对他们个人的隐私权、名誉权等进行适当的限制。此外，官员作为特殊公众人物，既然享用了职务待遇、职业声望和社会影响力等公共资源，就要成为公众知情权、公民和媒体的批评监督权所直接涉及的对象，因此他们需要在隐私权、名誉权等私权上做出一定的牺牲，以体现权利与义务、收益与代价、事实与情理之间的对等。上述关于公共官员的权利限制的共识，构成了缩减官员的隐私空间的法理基础。

　　缩减官员的隐私空间不但要有法理基础，还需要有具体的法条支撑。借鉴一些法治发达国家的经验，缩减官员的隐私空间，限制官员的隐私权诉求，一般而言有两个渠道：一是官员的财产状况、婚姻状况、配偶子女从业情况等“个人隐私”向社会公开，任何人通过一定程序都可以查阅；二是一个直接的表现，就是新闻媒体和群众舆论披露或议论官员的“个人隐私”，只要没有故意捏造事实和恶意诽谤，就不受法律追究。

　　依法缩减官员的隐私空间如何“有法可依”？可以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找到一条路径。《条例》规定，公民可以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这赋予了公民就政府信息公开问题对政府提起诉讼的权利。而按照《条例》规定，涉及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经权利人同意公开或者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可以予以公开”，所以公民有权提出申请，要求公开某名官员或某部分官员的财产等隐私，否则不利于公众对官员进行监督，“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如果申请被政府驳回，公民有权以政府侵犯其合法权益为由提起行政诉讼。

　　通过这样的努力，必能推动我们的法律制度在缩减官员隐私空间方面取得切实进展。潘洪其

　　不必对垄断行业平均工资实行封顶

　　17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司司长邱小平在中国政府网访谈时透露：我国正研究对垄断行业的平均工资实行限高封顶。（7月18日《新京报》）

　　检验一项政策是好是坏，必然要衡量它的利弊。我以为，此项政策带来的弊端远远大于它能带来的收益。

　　限高封顶无法衡量垄断行业工资是否合理，也无法改变现有的垄断格局。对垄断行业平均工资实行限高封顶，可能扭曲合理工资的实现途径；限高封顶无法打破垄断行业“铁饭碗”、高福利的事实。众所周知，垄断行业待遇好，不仅指它的工资高，还指它的福利好。对其平均工资进行限高封顶，能监管到它的高福利吗？

　　而且，限高封顶并不意味着给全社会、全民带来普遍收益。从1994年至2006年，我国的国企从未向政府分红。同时，限高封顶无法改变垄断行业内部收入差距悬殊的现实，也无助于实现垄断行业的内部和谐。垄断行业平均工资高，很大程度上是垄断行业领导的收入过高，而不是垄断行业所有普通职工、临时工的工资过高。限高封顶政策，如果实施不好、监管不严，就有可能面临“基层职工受苦、中高层领导无恙”的局面。

　　解决垄断行业平均工资过高，除了限高封顶，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有！那就是充分竞争、有压力的工作岗位，才会激发职工的工作热情，提升他们的工作绩效；而在充分竞争的就业市场上，合理工资会自主、自觉地逐步形成。这些都是无需赘言的常识。邓璟

　　曝光拖欠贷款学生是无奈之举

　　18日，记者从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上看到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分行以“债务催收公告”的形式将1200余名拖欠助学贷款的违约借款人的个人信息公布于众，本息总计37151890.96元。工行有关负责人表示，这是工行首次公布这些学生的个人信息。（7月19日《北京晨报》）

　　工行将助学贷款的违约借款人公布于众，立即引来网上板砖一片。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分行个贷部总经理穆先生表示了无奈：这些拖欠的学生应该在毕业时留下有效联系方式，并且主动还贷，但目前这些学生都联系不上，“我们甚至找过中介公司帮忙。这些中介公司在全国各地都有分支机构，通过我们提供的地址上门寻找，可还是找不到这些同学。”

　　有律师认为，解决合同纠纷最好通过法律途径，“即使找不到人，法院可以公告送达，缺席审判。通过法院的执行更合乎法律程序。”但事实又如何呢？此前，建行北京昌平支行状告中国石油大学42名毕业生拖欠助学贷款。虽然立案半年来有37名学生通过不同方式偿还了贷款，但仍有5名学生既不还贷，也未到庭参加诉讼。

　　可见，解决合同纠纷的法律途径仍旧无法起到应有的作用。因为法律再正义，只要对方就不遵守，甚至连人都找不到，这种正义又如何去实现呢？面对助学贷款违约率高达28.4%的事实，曝光拖欠助学贷款学生不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吗？苏秀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