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0日31日，南京高等法院特种刑事庭判处殷汝耕死刑。殷逆提出上诉“申请复判”，主要理由是：按政府《减刑办法》第一条规定：“凡犯罪在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六月一日以前者，减本刑二分之一。”冀东事件之罪应在减刑之列。最高法院受理后，于1947年3月10日作出发回重审的判决。顿时舆论哗然，南京《救国日报》还发表题为《殷贼汝耕还不够死刑吗？》的社论。

　　同年5月12日，南京高等法院特刑庭再次开庭，对殷逆的罪行摆出确凿证据，特别针对他“申请复判”中提及的减刑一事，“查中日合办山西煤矿公司董事长一职系干到胜利时为止。又查治理运河工程局局长一职，据称三十三年六月九日照准辞职，至三十四年春始行交卸清楚，又难谓系三十三年六月一日以前之事，而况尚有其他伪职任至抗战胜利时为止，何得妄图减刑？是其所为抗辩均属无足采取。”

　　殷逆虽理屈词穷，但不甘坐以待毙，于是继续玩弄拖延伎俩，于7月28日再次上呈“辩诉状”。7月31日，南京高等法院仍以“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的判决上报最高法院。殷逆故伎重演，又向最高法院“申请再审”。11月8日，最高法院批文核准了南京高院的判决：“非处极刑不足以蔽其辜”。就这样，殷逆的死刑已经被他拖延了一年多。

　　12月1日上午，殷逆被提押至老虎桥监狱刑场。临刑前，他提出要“书写遗嘱书信”，又提出：“请准予给我设一个座位，我念几声佛。”随后盘坐，双目微闭，口中念念有词……死刑执行时间又被他拖延了一个多时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