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言道：“心安理得。”其反映了“心”与“理”的关系，人的心理状态往往与“理”的得失密切相关。古人还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和“理”对人精神与心理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阿里·克鲁格兰斯基（Arie Kruglanski）认为，人有认知闭合需求（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也即认知的安全感。从人之心理需求看，只有获得认知上的自洽和闭环，人才有心理上的安全感。认知闭合需求高的个体往往追求心理上的确定性，需要确定的答案帮助其构建结构化、有秩序、明确和可预测的社会存在和主观感知。

　　每个人的心理世界包含多种多样的认知变量，其包括人对外部世界和对自我的种种认识，诸如观念、信仰、价值观、态度等。对每个个体而言，心理现实上的自洽和确定性，时常受到内部世界诸变量和外部性的影响。而外部性的影响则以信息的方式输入，来自外部信息的刺激，经由人的内在感知系统的感应，形成认知图式，其多以结构化的方式呈现。所谓认知闭合，即指这种主观世界的结构化和自洽闭环。

　　与认知闭合相对的，则是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认知失调理论由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于1957年提出。该理论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人的态度与行为往往是一致的，在态度与行为产生不一致的时候，会引起人的心理不适或紧张感。为克服这种由认知失调引起的紧张，人们需要采取多种多样的方法，以减少自己的认知失调。从认知失调理论角度看，阿Q的“精神胜利法”并非中国国民之“劣根性”，而是社会心理的通则。只不过鲁迅以典型化的文学手法，将“精神胜利法”作为现代启蒙的病灶进行批判。

　　外部变量和内部变量越多，认知不协调的几率也就越大，对认知闭合的需求也就愈高。于每个个体而言，接受外部刺激和内部影响的机会往往不是均衡的。沈从文笔下的边城世界与穆时英、刘呐鸥等“新感觉派”作家笔下的摩登上海，对其主人公的心理感应是不同的。对群体而言，其所身处的外部环境，会以整体的方式影响复数的个体。其中，传播环境是群体环境的重要表现形态。

　　在新媒体技术编织的信息社会中，信息的密度和广度是指数级的。在密集的信息刺激下，社会主体需要应对超载的信息流刺激，也就意味着，外部性的刺激加剧会冲击个体的认知极限。身处信息湍流，外部性的干扰激增，认知失调的几率升级，给社会个人带来的是心理负荷的加剧，甚至会超出个体的承压极限。

　　在这种情境下，人们对认知闭合的需求正在激增。既然无法承受超重的信息刺激，人们势必会选择性地接受外部性刺激，而这些外部性刺激也极易顺着认知闭合的滑梯，形成认知闭环。同时，算法等技术的及时加持，在相当程度上为人们的认知减压。算法以“贴心”“知心”的方式，将外部信息的关联信息与接受主体的需求偏好联结起来，帮助接受主体形成认知闭环。

　　但问题在于，这种认知闭合会形成一种错觉：对个体来说，他会误认为其所获得的认知具有某种普遍性。这种错觉与其内在的价值观、信念、态度形成内在勾连，甚至会加固偏见。而这些偏见又被无处不在的互联网以肉眼可见的方式呈现出来，原先隐而不彰的“内心世界”，在万能的互联网面前，被翻江倒海地裸露出来。外部世界与内心世界被同时暴露在网络世界里，形成形形色色的网络景观，这些又全时、全效地影响人们的认知。

　　如何认识和应对上述语境下的认知失调问题，既是空前的理论课题，也是棘手的实践命题。

　　（《传媒观察》2022年08月号卷首语。作者：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执行院长，教授 张涛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