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互联网人类学走过的10年发展历程，是在不同学科交叉和对话中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研究问题、方法论和学科意识的过程。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孙信茹和云南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硕士研究生王智勇在《传媒观察》2023年第2期刊文，通过回顾中国互联网人类学研究的阶段性面貌，梳理互联网人类学的核心议题、内容范畴、方法和理念，发现互联网人类学的研究呈现出三个显著变化：研究成果的数量“由少到多”，研究涉及的学科范围“由窄变宽”，研究方法由“摸着石头过河”到“方法自觉”。研究认为，面对互联网的流动、变化和互动性，互联网人类学研究一方面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另一方面其核心方法、概念等也与传统学术话语保持连接。中国互联网人类学需要在不同学科、学者的流动与连接之中，以一种更开放包容的姿态去面对未来复杂世界中的变与不变。
互联网人类学是一个虽然年轻但值得探究的新领域。进入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后，中国互联网人类学迎来巨大的发展与突破，在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和边界、强调多学科的交叉和对话方面，愈发展现出互联网人类学的特质与优势。同时，互联网人类学也逐渐开始有了一些清晰的研究问题、方法论甚至学科意识。在此基础上，回望和反思10年来的中国互联网人类学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步步深入：互联网人类学的主要内容与议题
本文回溯互联网人类学10年以来的研究议题、聚焦热点、基本方法、研究反思等问题。研究主要以国内发表的CSSCI期刊论文为主，同时兼顾一定的学术专著。学科领域以新闻传播学为主，辅之以人类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时间范围为2012年末至2022年末。所涉及到的期刊数量有55种，文章共有311篇，还包括部分人类学和传播学领域的学术专著。
与其说互联网人类学是一个新兴和有着特定研究边界的学科，不如说互联网人类学具有相当的包容性和宽广的研究领域，它有着明显的打破学科边界、试图在多学科领域之间寻求新的研究对象和理论议题的特质。从这个角度看，互联网人类学既是对新兴数字技术的研究，还是一种研究取向和研究方法的具体运用，它关注的核心在于互联网与数字技术给人们带来的新的生存空间和交往世界。本研究的梳理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展开的。
回望我国10年以来的互联网人类学相关研究，研究者提炼出了这一研究方向的八大子议题。这些成果可以较为清晰地呈现出互联网人类学及相近取向的研究在内容方面的变化和发展。
（一）粉丝社群与网络亚文化研究
网络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为各类粉丝社群和趣缘群体开拓了一种新的互动方式和关系网络。相关研究涉及到了网络水军、百度贴吧、粉丝社群、线上游戏社区、表情包大战、爆吧军团、云养猫、ACG爱好群体、网络语言的圈层化传播、迷群认同、丧文化研究等多个议题和内容。
以传统网络社区百度贴吧为例。研究者发现，粉丝在贴吧中通过仪式共享和互赠游戏建构起一种共同感与整体性以及社会资本与交往关系。粉丝社群在网络社区中的交流实践行为既是粉丝文化的重要体现，也是网络社区形成的重要前提，这种交流实践为我们理解网络社区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此外，迷群研究中的群体身份认同有不少成果。当网络平台成为当代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中介和展演空间时，粉丝文化从形式到内核都在发生改变。这些分析提醒我们，无论是粉丝社群的形成发展，还是交流实践和互动行为，我们都更应该关注到其背后更为深层次和复杂的情感逻辑。
互联网的发展也为各种网络亚文化现象的兴起提供了土壤。如张宁通过在线田野和文本分析的方法考察了“表情包大战”的网络传播特征和动态演化过程；也有学者考察了“爆吧军团”的组织结构，认为“青少年对群体归属、自我实现等身份意义的追逐是参与爆吧行动的深层行动逻辑”。
（二）媒介赋权与边缘群体研究
新媒体赋权在个体层面及集体行动、社会组织和基层治理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而引发众多研究者关注。其中常见的内容和对象主要有：社区集体行动、虚拟动员、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流动女性数字媒介使用、边缘群体的传播赋权与认同、疫情期间乡村媒介动员、残障人士的数字化生计、短视频平台的农民工社群、老年人短视频使用、智能手机与留守儿童等。
卜玉梅运用虚拟民族志方法研究反对垃圾站选址的社区集体抗争事件；有学者考察业主微信群和社区居民的社会参与；还有研究对处于熟人社区的媒介动员结构进行分析，或聚焦社交媒体和乡村社会的组织化动员模式。
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出现对农民工、老年人和残障人士等一些边缘群体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研究者在这个范畴内展开的分析，既有在线民族志的研究个案，如对微博赋权进行历时性的参与观察；也有从线下日常生活场景触发，分析微信群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个案等。老年人群体的媒介实践也受到了较多关注，有研究从文化反哺的视角出发考察农村老年人微信的使用情况。残障群体因身体的缺陷而一度被主流社会视为“他者”，有研究从微观视角细致描摹了他们的数字化实践行为。
从上述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对媒介赋权的相关研究开始注意到媒介实践的主体并非一个同质化群体，需要对不同的主体做更为长时段和深入的观察，这和互联网人类学深入到具体情境中做研究的取向较为一致。
（三）身份认同与主体建构研究
人们通过在媒体技术中的一系列互动、交往、表达等复杂的实践行为不断观照、完善和形塑着对自我的认识和理解。这方面产生了较多的研究和分析，具体体现在对网络社区、朋友圈自我建构、手机拍照、社会参与、微信中的民族意识、抖音的个体形象、乡镇青年的身份认同、短视频平台中的技术社群等众多内容上。
例如，周俊等认为豆瓣社区用户以一种精神交往的方式完成了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的建构过程；黄华等通过虚拟民族志方法探索了青少年微信朋友圈的自我表达和建构经验。研究者不仅关注年轻群体，也开始关注多元人群，如孙信茹等对都市老年女性的手机拍照行为和社交媒体的照片呈现进行了观察，提出新技术的积极实践让该群体具有了“创造文化、表达自我的权力与可能性”；在一项针对少数民族微信展开的网络民族志研究中，研究者认为家族微信群形成一个独特空间，人们通过线上线下勾连的方式不断凝聚和形塑着民族身份。
（四）媒介与记忆的研究
媒介记忆研究是一个包含了媒介和记忆的交叉领域，近年来受到国内的关注。其中，关于特定群体的记忆经验、线上公祭空间、网站历史、网络自传、物的网络民族志、技术怀旧、记忆的地点、手机的文化传记、旅行与城市记忆等话题的研究产生了较为突出的研究成果。
陈旭光采用在线民族志方法考察了90后青年利用互联网进行的有关高考的记忆实践，认为通过身体在场、协作式文本书写和仪式化交往维系等方式使得有关高考的集体记忆得以建构。在数字媒体时代，记忆实践的产物不仅包括叙事，还延展到参与性的纪念空间，李红涛等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期间的互动式线上纪念活动为个案，研究这一线上空间生成所依循的记忆生产逻辑。吴世文等关注到了消逝的中国网站及网友的记忆，探讨了消逝的网站以何种方式被网友记忆等问题。
无论从方法还是理论视角的层面来看，这些对于个体实践经验给予较多关注的媒介记忆研究，极大拓宽了人们对于物、技术和人的关系的理解，同时也为深入理解自我、理解媒介技术的社会文化意义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五）物质性和身体实践
近年来的物质性转向推动了传播研究，对这个领域的探究也构成了互联网人类学研究中新的内容，尤其是研究者关注技术物本身的物质性、物质网络、基础设施等问题颇有创新。黄顺铭等对二手市场平台中的“旧技术物”iPod的社会生命进行考察，这个研究团队还分析了“电子快递单”移动的生命历程；在一项送外卖的研究中，研究者聚焦移动互联网语境下数字劳动的传播物质性实践，通过田野调查、深度访谈等方法，发现“送外卖”是一个由数字劳工-技术人工物-中介劳动组织-互联网平台所组成的数字劳动的物质网络。
在追索媒介物质性的同时，研究者还对媒介技术使用者的“身体”产生研究兴趣。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得身体可以剥离具体的空间场景，时空关系得以重组，人可以借助媒体技术实现虚拟的身体在场。孙萍等关注到劳动者的身体主体与数字平台之间的交锋、互动与角力；高莉莎在对彝族、哈尼族虎山祭祀仪式民族志考察中发现，身体可以通过手机实现仪式中的新型在场；身体可以通过网络技术在场，也可以“缺场”，如彭涛等对身体实践离场下的“云养猫”参与动机进行探讨后，认为技术和用户共同书写重构了“猫”的概念。这些研究，让我们在关注人的主体性的同时，也对人的身体以及平台-基础设施有了更广泛而深刻的理解。
（六）平台与数字劳动
平台和数字劳动研究是近年来新的热点问题。其中，研究者对字幕组、情感劳动、数字劳动、休闲玩工、网络游戏代练者、互联网平台中自由撰稿人、外卖骑手等对象和领域作了不少分析。
面对如此众多的数字平台研究，从互联网人类学的取向和视角看，如何理解人在数字劳动中的主体和自我是尤其值得关注的方向。数字媒介与后现代的劳动方式所带来的，究竟是人的进一步异化还是新的主体性生产？以民族志和田野观察的方式进入这个领域，为我们开启了微观和具有深度的分析。
（七）社会互动和社会关系
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出现对人们社会互动方式和社会关系结构的改变已被广泛证实，但新媒体在何种程度、哪些层面上改变或重塑着人们的社会关系？绿色和平组织、新生代农民工QQ群、手机交往、网络人际关系、微信群的互助、微商群、微信对歌、养老群体社会关系、新技术与家庭互动、疫情之下社区团购志愿者与居民的关系建构、微信相亲平台等个案和深度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回应和深化了该研究范畴。
高崇等对“SZ北京人在北京”QQ群组进行了虚拟民族志研究，认为这一群体线上线下的社会网络留有传统社会关系结构的印迹，同时也伴有“拟现实社区”化趋势；张放从媒介人类学的视角对微信春节红包在中国人家庭关系中的运作模式进行了分析，认为该技术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以纵轴为中心的传统家庭关系，同时解构了家庭节庆的神圣空间；罗逸琳等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等方法研究了南京本地的微信相亲平台，认为要研究社会关系与社会交往的变化，不能忽略“流动”的视角；还有研究者深描大家庭与新技术之间的复杂互动，提出抖音提供了理解家庭新的方式，家庭也构成了分析和理解新媒介技术的重要文化视角。
（八）媒介与社会变迁
社会变迁一直是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领域较为关注的话题，尤其是近年来，互联网及移动新媒体共同建构起来的信息传播网络使每个人都深受影响，不少新闻传播领域的学者开始分析现代媒体进入社区尤其是进入乡村社会后对人们生活方式、文化观念、社会结构产生的变化和影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
一是乡村社会发展、组织和传播的问题。例如牛耀红对一个西部乡村的微信群和移动公共平台进行调查，认为村民的移动新媒体实践使得村庄生成了全新的“公共空间”和“数字社区公共领域”；沙垚等采用网络民族志方法对某贫困村的乡村直播的组织过程进行了探讨，发现地方政府、小资本与民间社会重建起了“三维团结”且相对稳定共赢的乡村直播模式。
二是乡村文化，尤其是民族文化与传统文化变迁。互联网和新媒体使少数民族非遗文化有了更多元的传播空间范围和实践方式，如范小青采用网络民族志和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研究裕固族非遗传承场域从传统社区到网络社群的变化。
三是现代媒介与传统乡村日常生活的互动。例如冯强等用民族志方法考察了山东吉村的移动互联网实践，发现新媒介技术在“科技物品、符号文本和空间场景”等三个层面与农民日常生活的关系；吴琳琳等从媒介信息获取的角度考察了村民如何利用手机信息获取的方式实现“社会参与以及村民个体和乡村社会、外部世界相‘勾连’的问题”。
流动与连接：互联网人类学研究的开拓性探索
中国互联网人类学的研究与我国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几乎同步。通过10年梳理可以看出，互联网人类学的研究呈现出三个显著变化：
一是研究成果的数量呈现出“由少到多”的变化。2012年前后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2017年至今，互联网人类学无论在实证研究还是方法讨论中的成果都呈直线上升趋势，互联网已然成为了人文社会科学开展研究时无法回避的一个基本背景。
二是研究涉及的学科范围呈现出“由窄变宽”的变化。该领域从人类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等学科逐渐拓展到了教育学、管理学、艺术学、地理学等诸多学科门类。
三是研究方法呈现出由“摸着石头过河”到“方法自觉”的转变。早期互联网研究中对方法讨论的研究并不多见，仅有的一些分析大都将其视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进行引介和说明，随着研究的深入，不少研究者开始基于经验和实践展开了方法论层面的反思，使得互联网人类学的新探索得以向前推进。
2010年前后几年的时间，国内有关互联网人类学的研究，尤其是新闻传播领域的相关研究开始零星出现，尽管一些研究涉及到了互联网人类学的方法或取向，但研究者并没有将其研究归入该范畴内，相关的讨论仍大多集中于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范围。而从2016年和2017年后，一些新闻传播领域的核心期刊上开始出现了较多的互联网人类学（或声称采用了网络民族志方法）的研究。可以说，媒介技术的发展和各学科对话以及跨学科意识的增强，大大促进了我国互联网人类学领域的发展。近年来，微信、抖音等移动新媒体的出现，又进一步促成了互联网人类学研究的文化转型和深度发展。中国互联网人类学的研究经历了短暂而又迅速的发展阶段，成为一个在不同社会、文化现象之间流动，同时也连接多个学科的研究领域。
当然，面对这些变化，还需反思这样一些问题。
首先，尽管中国的互联网人类学开始逐步有了一些清晰的研究问题、方法范畴和学科意识，但仍然需要注意的是，互联网人类学并非只是网络民族志，它要做的也不只是搜集各种资料和信息，其更指向背后丰富的理论价值和研究取向。互联网人类学需要建立更为明确的方法范畴和学科自觉意识。
其次，互联网人类学不能被网络束缚了手脚，这主要是基于互联网人类学研究空间维度转变带来的思考。如果说早期互联网人类学研究较多集中于在线社区，关注人们线上空间的实践行为和交往互动，那么越来越多学者意识到应给予“线下空间”充分关注，研究应同时考察人们的日常生活及其对线上行为的影响。当下虚拟与现实的界限逐渐消弭，线上线下早已不再是相互割裂的独立单元，研究在关注人们日常生活、文化逻辑及生命历程的同时，还同时考察人们线上空间的媒介实践行为，这些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互联网人类学的研究逐渐从关注现象到关注人的行为，再到关注人的意义世界的转变。
最后，这种变化也体现在互联网人类学研究对象从群体到个体的转变上。如果说早期互联网人类学呈现的研究对象是速描的“群像”，那么今天我们则看到了更多作为特写的“个体”，这种变化使得“具体而微的研究成为网络人类学的研究主流”，同时也是从关注人的外部世界到关注人的内心世界的转变，而这些变化均是围绕“人”得以体现的。正如杨国斌所言：“互联网研究，不能没有人的故事。”
互联网是充满流动、变化和互动的，中国互联网人类学正是在这种流动和变化中走过了极不平凡的10年。随着媒介和传播的文化实践愈趋复杂化，对互联网人类学的反思与追问势必会带来更多全新的议题。当我们面对这些新问题、新变化时，互联网人类学的核心方法、概念、理论体系，需要与传统学术话语保持积极的连接。无论是网络田野，还是中国互联网人类学研究，其边界都具有高度开放性的特征，对其展开讨论不应画地为牢。中国互联网人类学需要在不同学者、学科的流动与连接之中，以一种更开放包容的姿态去面对未来复杂世界中的变与不变。
（载《传媒观察》2023年2月号，原文约13000字，题目为《复杂社会中的新探索，中国互联网人类学的10年研究与发展》。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民族地区县级融媒体的在地化与社会发展研究”（21BXW035）成果。）
【作者简介】孙信茹，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王智勇，云南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