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新闻传播史研究成绩显著，呈现出夯基、开拓、创新等鲜明特点。新时代10年里，新闻传播史研究受到国家社科基金的高度重视；相关史料收集整理工作扎实推进，学术成果质量不断提升；学界自觉反思，探索了诸多新范式、新方法；新闻传播史研究队伍趋向年轻化，学术共同体建设卓有成效，国际影响力逐渐攀升。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邓绍根和博士研究生强若琳、硕士研究生刘欣欣在《传媒观察》2023年第4期刊文，认为新时代10年，新闻传播史研究的视野与范围实现了宽广覆盖。从历时性维度看，从古代到当代，新闻传播史均有涉猎，且有所创新突破；从空间维度看，从中国到外国乃至世界新闻传播史皆有考量，特别是外国新闻传播史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从研究议题维度看，新闻传播史研究的内容在多元广博中凸显“中国特色”。

　　2012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加快中国特色新闻学建设，构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成为当下新闻传播学的重要任务。新时代以来，我国加强和深化了对历史的认识和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强对历史的学习”，要“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在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之际，全国开展了“四史”（中国共产党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活动。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战略任务，系统阐释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的基本原则。新闻学是“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之一。新时代10年间，新闻传播史作为“中国特色新闻学”基础性分支，其学科地位不断巩固；中国的新闻传播史研究涌现出丰硕的学术成果，并在研究视野、研究队伍、学科间交流、学术国际影响力等维度迈上了新台阶，形成了“以时间、空间为轴的多维、全方位的立体史研究新格局”。

　　其一，新时代中国的新闻传播史研究日益受到国家社科基金的高度重视。10年来，新闻传播史研究获批项目总数多达265项，且逐年增加，每年均占“新闻学与传播学”类获批项目总数的15%左右。2016年之后立项数量都在20项以上，2020年之后则在30项以上。

　　此外，自1986年新闻传播学领域的研究第一次获批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至今的37年间，新闻传播史类研究所获的35项“重大招标项目”都集中在这10年间，2020年这一年甚至多达10项。整体来看，重大项目多围绕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新闻事业展开，包括新闻政策变迁、对外传播研究、党报党刊研究等，其中对史料的整理与研究成为主流。

　　其二，新闻传播史研究著述大量发表，成果丰硕。结合方汉奇、邓绍根、赵战花等人的研究，据不完全统计，1949―2022年，仅中国大陆关于新闻传播史的书籍就有2459种，新时代10年来累计出版达773种。改革开放前，整体数值较低，历年出版物数量在20种以下，随后有所改善，稳定在50种上下。新时代这10年间，新闻传播史著作历年出版数量多稳定在60种以上，2014年和2015年的数量甚至突破100种。

　　从期刊论文来看，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中文发现”检索系统中的“期刊”（选择主题“新闻史”），不完全统计出1949―2022年关于新闻传播史的文章达12619篇。21世纪之前，中国的新闻传播史文章数量较少，20世纪90年代后才有明显增长，但整体涨幅不大；而2012年至2022年间共检索出3091篇文章，且大部分年份数量都保持在500篇上下，较前期有明显增长。整体来看，10年间，中国的新闻传播史文章数量保持着较稳定的高数值态势。

　　其三，新时代以来，中国的新闻传播史研究著述积极“走出去”，在国际上的学术影响力不断增强。著作方面，方汉奇主编的《新闻传播事业通史》（英文版）10卷本于2013年由Enrich Professional Publishing出版，面向全球发售，成为“第一批向海外介绍中国新闻学研究的经典文献”。2017年，赵永华所著的《在华俄文新闻传播活动史（1898―1956）》（俄文版）在俄罗斯出版并举办发布会。2018年，赵云泽、孙萍合著的A History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in China一书在国际著名出版商劳特利奇出版社正式出版，全球发行。2019年，王润泽的英文专著A History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Journalism也在劳特利奇出版社出版。同年6月，韩丛耀所著的《中国近代图像新闻史：1840―1919》（日文版）出版发行。李彬的著作《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于2019年获批国家外译项目的资助，将由英国麦克米兰公司出版发行。

　　与此同时，一批聚焦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论文在国际期刊发表，如郭镇之的文章A Chronicle of Private Radio in Shanghai被收入Routledge主编的文集，何扬鸣的论文Hangzhou，The Origins Of The World Press And Journalism在Journalism Studies发表等。这些研究向国际学界展示了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历史根基与独特性。2016年，英国学刊Interactions：Studies in Communication & Culture刊出“中国媒介史研究”专辑，刊载了来自世界各国的学者对中国历史上的报刊、广播、电视对中国社会发展影响的研究成果。专辑由瑞士学者Gabriele Balbi博士/主任（Università della Svizzera italiana，USI）、清华大学陈昌凤教授和北京大学吴靖教授联合主编。

　　中国新闻史学会的年会为海内外的百余所高校和千余名研究者提供交流平台，分享各国研究成果与趋势。2022年IAMCR北京年会的专题会议四以“新闻概念与历史渊源”为主题，邀请了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王润泽教授、美国新闻学者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tudson）教授、英国利兹大学克里斯•安德森（Chris W. Anderson）教授、深圳大学常江教授等知名学者，就新闻价值等观念在中西与古今语境下的不同意涵进行了探讨。

　　其四，学术共同体与研究队伍建设成效显著。新时代以来，中国新闻史学会新增广告与传媒发展史专业委员会（2015）、新闻传播思想史专业委员会（2016）、编辑出版史专业委员会（2016）、党报党刊专业委员会（2017）、地方新闻史专业委员会（2018）、博物馆与史志传播专业委员会（2018）等二级分会，截至目前共有10个专门研究新闻传播史的分会，研究范畴取得较大扩展。10年间，新闻传播史的研究者队伍日益壮大，呈现老中青三代并立的态势。在方汉奇、宁树藩、赵玉明、丁淦林、卓南生、吴廷俊、倪延年等老一辈研究者的引领下，中青年学者已渐成主力，学术队伍愈发年轻化。

　　其五，新闻传播史研究的“跨学科”交流日益频繁，涌现了许多交叉视角的新颖研究。来自历史学、文学、哲学、党史、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学科的研究者与理论资源、研究方法等为本领域研究注入活力。如从历史学借鉴“书籍阅读史”视角，开辟“报刊阅读史”新路径；再如吸收女性主义理论和文学修辞分析，对“媒介与女性”进行探究等；以及从政治学中引入理论框架，对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展开系统考察等等。2021年，《史林》杂志组织历史学与新闻传播史领域的多位学者（桑兵、黄旦、陈建华、周叶飞等）笔谈，围绕“报刊与历史研究”展开思考，对新闻与历史的学科交汇与差异、作为史料的报刊等问题进行阐释，促成了一次有效的学科交流。

　　面对新征程，中国的新闻传播史研究者应积极响应新时代的号召，真正做出“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研究，继续发挥其作为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支撑性基础作用，推进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载《传媒观察》2023年第4期，原文约12000字，标题为：夯基•开拓•创新：新时代10年中国的新闻传播史研究。此为论文第一部分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

　　【作者简介】

　　邓绍根，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

　　强若琳，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刘欣欣，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