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传播理论不仅具有中国文化的特色，而且也具有国际文化的品性。或者说，它既有其特殊的民族性、差异性和辨识性，能够彰显自身存在的客观性和合理性，也有同国外传播理论之间的共同性、互系性和通约性，从而也拥有同世界传播学术话语体系进行沟通交流、平等对话的能力。

　　但是，长期以来，部分学者往往过分推崇西方传播理论的普遍性和权威性，甚至公开鄙视和嘲笑华夏传播研究。窃以为，我们不能将炫耀西方学术当成资本，却对西方传播学的局限性与华夏传播理论的优势和特色视而不见。今天，我们必须树立起高度的文化自信和学术自信，理直气壮地进行既有中国特色又有国际品性的华夏传播理论研究。

　　首先，华夏传播理论应传承中华文化基因。作为一种“本原性思想精髓”，中华文化基因是在中华五千年民族文化世代相传、滋养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也是在同世界各国优秀文化的交流、互动、竞争和对话的开放性状态中不断优化发展的，否则就不会有极其旺盛、强劲的生命力、竞争力和传播力，也很难走出国门、撒播世界。

　　其次，华夏传播理论应植根中华思想传统。中华思想传统是中国特有的思维方式、语言特质、哲学思想、价值体系的总汇和结晶，也是当代传播学界讨论、提炼与建构华夏传播理论的缘由和必须借助的文化宝藏和思想力量。一旦放弃或丢失这一传统，也就失去了民族的灵魂、文化的血脉和思想的源泉，华夏传播理论必然找不到面向现在、走向未来、联通世界的智慧和答案，更不可能在世界传播文化之林中占有一席之地。

　　第三，华夏传播理论应结合中国国情和传播实际。华夏传播本身就源于历史长河中的地理传播。华夏传播研究之所以能兴起并蓬勃发展，不仅得益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对传统文化研究的倡导与鼓励，更是中国综合国力崛起之后学术界、传媒界心态普遍改变的必然行动。从媒介地理学出发、结合中国国情和传播实际分析解决的一些新现象、新问题，需要来自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极的、和平的，兼具方案性、包容性和建设性的意见和智慧。

　　第四，华夏传播理论应具有国际学术品性。华夏传播理论不仅包含中国人独特的生存形态、丰富的思想资源、特别的表达形式，也拥有由学术概念、学术命题、研究范式和逻辑关系组成的分析、阐释特定传播现象和问题的言说系统，还应具有同世界传播学术互动交流、互补共进的包容性、开放性和学术品性。华夏传播研究若只局限于自说自话、孤芳自赏，而不追求其国际学术品性，就很难同西方传媒帝国争夺传播学术话语权，更别说扩大华夏传播学术的传播面、认同面和影响力，进而推动世界传播告别单向度、走向多极化。

　　第五，华夏传播理论应弘扬和合汇通的精神。万物互联，万有相通。华夏传播理论要走出理论匮乏、模式单一的怪圈，必须博览广取，致力于和合汇通。既汇通传播学研究中的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又融合华夏传播研究中海外学派与本土学派、重理论偏向与重史料偏向，同时汇通学术与时代、宏观与微观、理论与材料，从多种学科与众多方法中汲取养料，兼取各方所长又扬弃各自的偏执，执两用中，融通互补，形成一个在整体上有机互动的连续体，从而最大程度地释放出各方的优势和能量。

　　总之，构建兼具中国特色和国际品性的华夏传播理论，是全球华人传播学者的一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也是一项繁重而艰巨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更是构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

　　（《传媒观察》2023年5月号卷首语。作者邵培仁，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华莱坞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