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关于新闻学的主要概念——“新闻”的界定过去大半个世纪在中国的学术语境中似乎都没有发生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窄化”了新闻学研究。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胡翼青在《传媒观察》2023年第5期刊文，认为将属概念界定为“报道”，使新闻的定义常识化和操作化，因为这个概念缺乏理论系谱和脉络的支撑。新闻的属概念完全可以有更多元的理解。从报道主体、受众认知和媒介呈现等方面，可以把新闻的属概念界定为信息生产、知识型和景观呈现，这些属概念联结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知识社会学和现象学等一系列理论脉络，可以有力地支撑新闻学由规范性学科走向探索性科学。常识化的知识体系折射出“新闻学的贫困”，对新闻属概念的重新界定有利于全面审视新闻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激发新闻学的想象力。
新闻学当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但它同样需要面对研究对象的变化和知识体系的更新，不断进行科学探索。然而，在过去大半个世纪中，关于新闻学的主要概念——“新闻”的界定在中国的学术语境中几乎都没有发生变化，少有探索性研究，多为规范性阐释。这样做的结果不仅让新闻学面对新的社会变化和技术变革束手无策，而且也让新闻学的知识体系长期以来“与世隔绝”，成为一种经院哲学。新闻学长期被认为“无学”，但吊诡的是其研究对象——新闻传播活动本身在我们观念世界中的重要意义超过了很多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而且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其显要性程度还在不断提升，该学科显然不应该“无学”。然而，“新闻”这个随着技术场景不断变化的主导性“话语网络”和“书写体系”在中国学者的语境中却始终没有任何内涵和外延上的变化。因此，我们需要追问在中国的新闻学研究领域，对“新闻”的概念界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有没有可能从概念界定的角度入手，突破原有的束缚，去打开新闻学研究的想象力。
一、作为多重意义交汇空间的概念
在追问“新闻”的概念界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之前，我们首先需要从方法论上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为什么可以产生完全不同的界定，而这些不确定的界定会带来什么后果。
在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世界里，概念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表面上看，给概念下定义，最基本的公式就是：种概念=种差+属概念，就是所指和能指匹配的过程。然而，概念表面上形成的所指和能指结构，还需要放在不同理论场景中理解，而场景则把语言之外的规则，即理论语境的理解带入到了概念之中，从而把本体论的问题代入了认识论的框架。这时候的概念界定就不单纯是在索绪尔的框架下进行，而更像是在皮尔士和巴特的符号学框架下进行。于是情形就变得复杂起来，当然也正是因为如此，概念意义的丰富性才能展现出来。
如果是一个不需要进行理论抽象的具象化的名词，那么所指与能指在意义上的一致性对定义的影响更大，因为这种具有明确所指的定义受场景及其语境的影响通常较小。但如果是一个理论化和抽象化的概念，则情形正好相反，场景造成的引申义和象征义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对这一概念的公共理解不仅可能是多元化的，而且通常脱离了概念的实体范畴和初级框架，来自完全不同的层面甚至是不同的范畴。如果一个概念的抽象程度特别高，还有可能具有学术隐喻层面的内涵或外延，也就是巴特所强调的象征义。
于是，概念本身便形成了多重意义交汇的空间。从表面上看，这主要是种差的不同和属概念的不同导致的，因为种差和属概念的差异会带来内涵和外延在边界和范围上的差异。所以许多人讨论概念时总是在种差和属概念如何描述上较真，受到静止的所指和能指关系的支配，但这种做法给人的感觉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因为，一个概念之所以可以成为多重意义的空间，是因为它既可以具有完全不同视角的种差，也可以具有完全不同范畴的属概念，而且它绝不可能只有唯一的对应关系。总体来说，种差的差异可能会带来学科视角的差异，而属概念的不同则可能导致研究范式的不同。
以人的概念为例。亚里士多德将人定义为政治动物：“人是政治动物，天生要过共同的生活。”而卡西尔在《人论》中对人的定义是“符号的动物”。这两个定义的属概念看似一致，都是动物，然而在种差上却有着根本的不同。亚里士多德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思想的基础上，试图去回答人具有理性和社会性的本质，然而卡西尔则认为理性不足以概括一切人类的文化形式，而人作为一种文化的动物，他们的一切文化形式都依赖符号形式。从表面上看，两者只是在种差上存在表述上的差异，但实际上这两个表述意味着两种不同的范畴：从社会的角度去理解人还是从文化的角度去理解人。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和卡西尔试图打开的是研究人的两个不同的学科空间。
再以媒介的概念为例，施拉姆是这样界定媒介的：“媒介就是插入传播过程之中，用以扩大并延伸信息传送的工具。”这种界定将媒介的属概念看作是一种工具，强调媒介是信息的载体和渠道。而彼得斯则把媒介定义为：“媒介是对文明秩序有着重要影响的各种器具。”表面上看，器具与工具没有太大字面意义的差别，但其实完全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器具强调的是存在本身，是整体存在的前提，正如彼得斯的书名《奇云：媒介即存有》所揭示的那样，媒介在这里是一个本体论意义上的概念，彼得斯眼中的媒介是一种存在性。彼得斯的媒介观可以用其书中一句话来概括：“任何复杂的社会，只要它需要凭借某种物质来管理时间、空间和权力，我们就可以说这个社会拥有了媒介。”
而对于施拉姆而言，媒体只是信息的载体，其全部意义只是它具有高效传送信息的功能，是主体认识的对象物和征用的手段，完全是功能性的。施拉姆是一个典型的主客体二元论的拥护者，所以，在施拉姆那里，彼得斯的媒介观是他的世界观和本体论所不能想象的，如果有人在他生前提到这种媒介观，施拉姆一定会将其视为技术决定论和麦克卢汉主义者（事实上他正是这么做的）。而在彼得斯那里，施拉姆的媒介观完全基于他的历史局限性，因为施拉姆将对大众媒介的理解贯穿了整个媒介史，而大众传媒只是媒介史上的一个突变和例外，并不是对媒介属概念的全部理解。当然，彼得斯对媒介的定义充其量也只是一家之言，如果换了达拉斯斯麦兹和斯蒂格勒，他们又会把媒介理解为一种工业体系，这种工业体系及其逻辑操纵着人们的观念和记忆，因此只有从权力批判的视角才能更好揭示媒介的社会角色。所以，这些关于媒介的界定，就其实质而言，构成了传播学研究不同范式的边界。
上述的一系列例证都说明，在什么范畴上给概念下定义，就决定了我们在什么框架下谈论问题。这个框架可能是相当常识性的，也可能是高度结构性的，也有可能是象征性和隐喻性的。当然，更常见的是，这个框架可能意味着完全不同的学科起点。
二、对以往新闻定义常识性框架的反思
不幸的是，新闻学的研究传统长期以来一直是理论研究的反面典型。它的概念框架从属概念的角度来看是常识性的，缺乏抽象性和理论繁殖力，而学科的主要研究者长期维护和修补着他们认为唯一正确的定义，这导致了这一学科长期以来的教条主义和狭隘视野。在所有社会科学中，新闻学是最具规范性特点的学科，总是强调“该怎么做”，却很少对“为什么”和“背后有什么”进行探索。这一局面的形成与新闻的经典定义关联密切。
众所周知，最早形成共识的关于新闻的经典定义是“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个由陆定一在20世纪40年代从具体新闻实践中提出的概念之所以在新闻学研究中形成共识，是因为它不仅简洁明了，而且通俗易懂。它在实践中指导我党的新闻工作毫无疑问是非常合适的，而且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它之所以可以直接用来指导新闻实践，是因为它站在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角度，用他们的工作经验，描绘了什么是新闻。它的种差“新近发生的事实”是常识性的，而它的属概念“报道”也是常识性的，这两个概念都缺乏将“新闻”这一领域理论化的学术潜力。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它是一个很实用的概念，有操作性也有规范性，以它为起点来写新闻学的培训教材也是合适的。但对于新闻理论研究者，它就不是一个合适的概念。新闻理论研究是一种科学探索，不是新闻业务研究，也不是新闻业务研究的理论框架。以常识化和操作化的概念为起点来进行新闻学研究，就只能为新闻学建立一个常识性和应用性的框架。而且更尴尬的是，新闻理论研究者的工作环境通常与一线新闻实践脱节，其研究理念在新闻从业者看来也没有指导意义。当下，我们已经越来越意识到新闻报道的技能作为一种默会之知，其提升通常不是新闻理论可以解决的，即使这一理论貌似很关注新闻实践。
新闻与文化、社会的相互嵌入是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尤其复杂的是发生在人的观念层面的相互影响——一方面，作为整体的新闻业是怎么影响社会公众观念（包括看世界的方式、记忆、想象、情感以及知识型）的，是怎样建构和调整当下心理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另一方面，这个世界或者说社会的意义框架又是怎样影响新闻机构和新闻从业者的观念和行动的。这两个方面的内容都跟新闻报道的内容及报道规范关系不大，或者说这是两个范畴的事物。如果只是将报道本身作为新闻学的起点，那么新闻学研究就只能停留在操作原则和规范性要求之上。于是，新闻学的整个理论体系只能建立在新闻真实性、时效性、新闻价值、新闻特性等少数几个有限的概念之上。
进入21世纪后，有不少国内的新闻研究者觉察到了这个问题，并开始从“新闻”的定义入手进行了各种修正：
从种差的角度来说，有两种主导性的修正意见。一方面，有学者认为使用“新近变动”可能比“新近发生”更合适。他们指问古代发生、当下发现的事实算不算新闻？比如说在新一轮三星堆考古中，我们发现了大量以前没有发现的文物，这算不算新闻？因此，他们认为“变动”一词比“发生”更严谨。另一方面，有学者认为这个概念的种差里没有体现出新闻价值，需要把与新闻价值有关的表述放进去。日常生活中新近发生的事情太多了，是不是都算新闻？如果是这样的话，新闻还有没有边界？因此，在新闻的概念中体现出新闻价值非常重要。
还有学者认为“信息”比“报道”更合适作为新闻定义的属概念，因为“信息”的边界比“报道”更大。有一些新闻谈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报道文本，而只是一条信息或它反映出某种信息。信息当然可以作为新闻的属概念，因为在新闻传播过程中的一切内容都要还原成信息，新闻才得以传播。正如基特勒所说的那样：“从书写或运算一直到成像或发声，任何东西都能够使用通用的二进制媒介进行编码、传输和存储。”但可惜的是，这些学者并没有从信息化和数字化的角度去理解新闻，而只是认为信息是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文本。所以在他们的视野里，信息仍然是静态的文本而不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什么社会都有信息，之所以叫信息社会，是因为这个社会围绕信息这个核心资源而组织，所以是信息化这样一个动态过程而不是信息构成了当代社会的特征。这个用“信息”来替代“报道”，从某种意义上讲只能说是换汤不换药。
当然，也不能完全说上述这些分析和努力没有意义，起码否思本学科核心概念的合法性本身就是一种与时俱进，但这些修正始终没有跨越出“报道”这个属概念的常识层面，没有完成真正的概念抽象，而只是像库恩说的常规科学那样，进一步完善和细化了原有的表述。没有概念的抽象意味着无法摆脱常识，无论报道、信息、发生、变动，甚至是新闻价值，这些种差和属概念统统都基于常识的理解，而无法实现概念的抽象化。关于常识的再完善的表述还是常识，只要概念的抽象化存在问题，新闻学就不可能成为一门科学探索性的学科，“新闻无学”的问题就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一个学科在早期将自身建立在常识化的框架上是无可厚非的，可是一直处于常识化的框架，甚至整个知识共同体都在设法捍卫常识性框架的合法性而不思进取，这就需要认真反思了。
概念的抽象化当然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成功的理论抽象取决于概念背后有没有庞大的理论系谱和知识体系的支撑。从事经验研究的学者最大苦恼就是收集了很多的经验资料和数据，甚至也找到了对应结论的命名，但是无法实现概念的抽象化和理论化。因为这些名词或意象的背后只有现象和常识，并没有理论系谱和脉络。所以如果新闻学要实现理论化和科学化，成为科学的新闻学，就必须将自己的属概念建立在牢固的理论谱系和知识体系之上。
三、多维视野下的新闻学研究
那么，“新闻”这一概念到底有没有除了内容与文本以外的理论化的属概念，可以帮助新闻学摆脱常识的框架？那当然是有的，而且显然远不止一种。就笔者的浅见，从报道主体、受众认知和媒介呈现等方面，我们都可以找到关于新闻的不同的属概念。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美国社会学和英国社会学的一些学者所发起的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就是一个典范的例证。在以塔奇曼、吉特林、赫伯特甘斯为代表的美国社会学家和以格拉斯哥学派为代表的英国社会学家看来，新闻的属概念可以被界定为一种信息生产活动，也就是说在他们眼中报道是一种有组织的行动（reporting）而不是文本。尽管这一研究视角仅仅把新闻的属概念由文本的静态跳跃到行动的动态，但已经足以支撑一种新的新闻研究范式登上历史舞台。
以塔奇曼的研究为例，她借用了戈夫曼的“框架”概念来透析新闻生产者的行动。在《框架分析》一书中，戈夫曼将框架定义为“个体在辨识事物时采用的阐释基模”，它为无意义的情境赋予意义，“允许其使用者定位、感知、辨识和标识那些看似无穷无尽的具体事实。”自此，由贝特森提出的框架概念在美国的社会学界开始得到重视。
塔奇曼不仅在其名著《做新闻》一书中直接宣称受到戈夫曼的影响，而且在书的开篇就指出：“本书把新闻看作一种框架，并考察这个框架是如何建构的，或者说考察新闻机构和新闻工作者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塔奇曼将新闻理解为描绘世界的框架，这种理解显然歪曲了戈夫曼所定义的“框架”，仅仅只是借用了框架这个概念。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塔奇曼接受了戈夫曼的认识论——行动与结构的二重性。一言以蔽之就是，社会为行动者提供了规范，而行动者又依据或反转了这些规范来建构社会。在塔奇曼看来，报道活动并非报道主体的随意行动，它受到报道主体角色扮演的制约，而报道主体的角色扮演则受到社会尤其是所在新闻机构对该角色相关期待的限定。然而，报道活动是一种意义的赋予，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哪怕报道主体的表现再怎么符合社会的期待，依然是一种对社会现象的意义赋予，是一种对社会世界的定义与再定义、建构与再建构。这就完全突破了“报道说”背后暗含的主客体二元论思想。所以报道主体的生产既是主体行动的结果，也是报道主体被规训和召唤的结果，报道主体是不完全意义上的主体，它更多是社会生成的后果。
新闻生产社会学之所以能够找到抽象化的属概念路径，与信息生产背后的强大理论体系有关。在新闻生产社会学看来，不同社会元素对报道主体的角色期待既可以从宏观政治经济学的高度加以分析，也可以从新闻机构的运作流程和惯例所造成的限定进行微观政治权力角度的分析，而这两者之间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宏观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路径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工业化生产的分析息息相关，马克思成功地分析并批判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的逻辑，类似的思路可以应用于探讨新闻与其社会生态各元素之间的关联与相互作用，分析新闻生产受到哪些社会逻辑的支配，这对于深入了解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新闻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微观权力分析，则与以马克思为起点的批判的知识社会学息息相关。从这个角度研究报道主体和新闻实践在当代社会的生成，尤其是当下数字媒体和媒体融合语境下的报道实践，毫无疑问是新闻学研究的重大课题。
如果从新闻生产者的角度将新闻界定为一种信息的生产过程给新闻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启发，那么站在受众认知的角度理解新闻，我们又能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理论系谱呢？
对于公众而言，新闻是一种知识。“知识”这个属概念的提出并不新鲜，早在20世纪上半叶，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罗伯特帕克就在《作为一种知识形式的新闻》一文中提出过新闻是一种“相识的知识”（knowledge of acquaintance），也就是说，新闻是一种与科学知识相对应的常识性知识。而将新闻视为知识的传统，此后一直生生不息。在议程设置理论的创建中，新闻的知识观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新闻机构通过传播人们想知道、需要知道和应该知道的信息，不仅传播着知识，而且规范着知识。”在“知识沟”的一系列经验研究中，新闻被当作知识的代名词来验证知识沟的存在。而塔奇曼则更加明确地表达出她对新闻的理解：“新闻既是一种知识资源，又是一种权力资源。”
尽管上述学者都提到了作为知识的新闻，但他们并没有真正开展系统化的研究，这也许是他们并没有真正意识到“知识”这个概念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正如帕克所描述的，新闻是一种不同于科学的常识，但常识也有许多种不同的分类。比如，新闻既可以是一种与此时此地相关的“地方性知识”，也可以是一种来自于共同的心理社区或社群的“社群性知识”，而新闻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知识，与社会的组织方式有着巨大的关联。在大众传媒时代，工业化的新闻生产和传播强化了受众的地方感，新闻的地理接近性原则成为新闻价值的重要内涵。而在今天的平台媒体时代，这一切仿佛烟消云散。新闻用户成为了“无地方”的公众：“在平静甚至平淡的日常生活中，公众的兴趣便不再被‘地方’所组织，而是被‘社群’所组织。在这里，共识因知识上的差距和区隔被前所未有地消解。因此，那些真正关涉地方公共生活的平凡而重要的本地新闻，比如城市管理能力、基础设施建设、公共设施的安全隐患等问题，反而最不受人待见。公众依然在地方，但他们并不扎根在地方；公众并不生活在虚拟社区，但他们的情感和认知却扎根在那里。”
当然，知识还可以像福柯那样被理解为一种无处不在的微观权力，这种观点在议程设置理论、知识沟理论和塔奇曼的研究中都有所体现。即使是像新闻这样的常识，它同样意味着一种资源和权力。罗伯特帕克在《作为一种知识形式的新闻》一文中颇具洞察力地指出了知识型与社会互动间的关系。一方面，新闻这种常识是在社区互动的框架上被建构起来的；而另一方面，要凭借新闻这种常识，人们才能够参与社会互动。就像帕克观察到的，移民只有通过掌握阅读本国书面语的移民报刊，才能逐渐掌握阅读美国报纸的能力，也才能最终完成对美国的文化适应。“在这里，帕克无意中开启了一种独特的新闻研究视角。该视角的体现是，新闻的内容、新闻的要素和新闻价值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知识型的新闻所建构起来的意义交往的方式和空间。这种交往方式的建构，不仅比新闻报道的内容怎么构成更重要，也比新闻传播业本身更重要。”由此可见，与新闻生产社会学一样，新闻的知识观背后同样是强大的理论系谱和理论传统——知识社会学和社会生态学。
塔奇曼在《做新闻》一书的开篇第一句和结尾最后一句都以一种隐喻式的方式提到了“新闻是人们了解世界的窗口”“新闻是观察世界的一个窗口”。塔奇曼把这种隐喻与框架联系在一起，但其实这种隐喻更多地暗示着新闻是一种对世界的呈现，这是从存在而不是功能的角度对新闻的思考。
克莱默尔认为：“传媒与工具和机器不同，工具和机器是我们用来提升劳动效率的器具，而技术的传媒却是一种我们用来生产人工世界的装置，它开启了我们新的经验的和实践的方式，而没有这个装置，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是不可通达的。”其实新闻就是这样一种媒介，它作为一种世界的呈现面帮助人们通达整个世界。这个世界不同于人们的日常经验世界，而是一个在人们日常经验之外的景观世界，它以其新鲜性和异常性引发人们的关注，完全不同于人们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平淡。新闻就是通过这样一个外在的景观世界，建构着人们的新经验。这种新经验把人从一种“触觉的动物”变成了“视觉的动物”。
舒茨曾经以一种空间的维度将人们生活的世界划分成“周遭世界”和“共同世界”。通过“看”新闻，公众从“周遭世界”抵达了“共同世界”，而“共同世界”中那些与“周遭世界”格格不入的新奇体验，成为了人们观念世界中最重要的经验。“现代报纸的出现，使新闻的阅读具备了现代性的体验，它将‘共同世界’嵌入进‘周遭世界’之中，人们不仅感受到了遥远的、陌生的、匿名的他人及事件之于自身的意义，还与它们产生了某种时空的联系。”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将这种体验称为传播的“麻醉功能”，新闻让大家无所不知，但其实一旦遭遇具体实践仍然束手无策。而这恰恰说明，在大众传播时代，“新闻”成功地将自己设定为最重要和最值得关注的体验和议题。然而，这种呈现必然是具有偏向性的，新闻不断通过技术和体制的偏向呈现那些它更容易呈现的景观，从而建构着人们头脑中的知识地图和情感方式。
在新媒体时代，由于平台组织起来的用户新闻生产对专业媒体的新闻生产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使新闻产生了边界危机。“新闻业外的威胁，尤其是在新媒体不断冲击传统新闻业的背景下，来自外部的挑战越发频繁，使得新闻业必须保卫自己的边界。”用户新闻生产更接近用户“周遭世界”中的经验，导致的结果是“新闻”的边界模糊不清，“什么是新闻”“新闻以何种方式存在”重新成为亟待回答的问题。这说明，新闻和新闻价值并不是被规定的，而是在实践中生成的。
将新闻的属概念看作是一种景观呈现同样有着与信息生产、知识型相比肩的思想系谱和理论脉络——现象学与存在主义哲学。对于现象学意义上的观念世界，海德格尔曾经有过“上手状态”和“在手状态”的划分。“上手的东西在世界之内来照面。因此，这种存在者的存在即上手状态无论以何种方式总归在存在论上同世界及世界之为世界有关系。在一切上手的东西中，世界总已在‘此’。”上手状态通常是不被知觉的，一旦感知发生，上手状态便会转换为在手状态。新闻是一种在手状态的景观呈现，但它却试图使自身消失从而转化为具身关系的上手状态。新闻呈现世界的万事万物，但唯独不呈现自己，它自身的存在在呈现其他事物的过程中逐渐透明，努力地让人在“看”的过程中将景观等同于现实或事实，极大地呈现了媒介具身关系的特点。在这里，新闻以何种方式存在便成为一个现象学意义上的哲学命题。
上述这些一斑窥豹的陈述，仅仅只是从有限的视角重新界定“新闻”的属概念，就直接带来了新闻学的理论想象力和新的研究问题，可见，当下新闻学研究的理论体系并不是已经日臻完善，正相反，它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块未经开垦的土地。
（载《传媒观察》2023年第5期，原文约12000字，标题为《论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拓展：基于属概念界定的视角》。有删节，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
【作者简介】胡翼青，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