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随着我国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红色乡村作为特有的革命文化留存地，开始借助自身的红色资源发展乡村旅游。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传播系博士研究生邵沛与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郑欣在《传媒观察》2023年第7期刊文，基于对浙北地区“J红村”的实地调研，从空间的三重维度分析乡村空间中红色文化和乡土记忆的保存和传播状况。研究发现，作为景区的红色乡村与现实的生活乡村之间目前尚未实现充分的有机融合，走向精细化的旅游开发有利于推进双重空间的融合，对村落的记忆存续和文化振兴有着积极意义。然而，景观化的外向特质使红色文化较难与乡村之间建立紧密的连接感，作为空间主体的乡民与土地的连接渐趋弱化，以此方式进行文化传承与记忆存续存在村民缺位的传播风险。
在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众多革命老区的传统村落从红色资源的存留地变成红色乡村的建设地。随着乡村振兴的推进和红色旅游的开展，有关红色乡村的研究文献也逐年增多，但大部分研究从乡村振兴战略的角度探讨红色旅游的发展，并未充分把握红色旅游与乡村融合发展的规律与途径。同时，旅游功能之外，红色乡村建设对于乡村本身的意义在当下的研究中也缺乏体现。红色乡村应当首先是村民生活的空间，其次才是以旅游开发向外来者进行展示和呈现的场所。对红色乡村“双重空间”属性的忽视，使得当下的红色乡村研究仍然停留在外在功能研究，缺乏以乡村为主体的内生性视角。
本文以浙北“J红村”为田野调查地，基于笔者2018年11月在当地的实习经历。此后，笔者又分别在2019年1月、2020年10月、11月多次前往“J红村”进行补充调研。“J红村”以苏浙军区旧址群为依托，于2011年正式对外开放。当地既有美丽乡村建设的良好基础，又有丰厚的红色文化积淀，这一先行者的经验和不足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和价值。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探讨：以文化旅游为导向的红色乡村如何处理与原有乡村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发展之外，红色乡村是否达成了对原文化记忆保存和传播的建设目标，同时唤起村民的文化自觉感？
景观再造：乡村实体空间的遮蔽
作为一种常见的地理空间，乡村的实体形态处于持续变化之中。当下，乡村建设和旅游开发的热潮中最直观的改造同样也是景观层面的。空间生产理论的奠基者列斐伏尔（Lefebvre）赋予空间经济、社会和政治含义，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增长和知识的介入，生产已经从空间中的生产转变为空间的生产，即生产空间本身。红色乡村的环境改造和景观建设，本质上也属于空间的生产。红色乡村在大众媒体上经历了地方革命历史回顾、红色基因宣传之后，必然要完成线上虚拟展示向线下实景进入的转换。此时，乡村建设后的物质景观就会取代大众传媒上的宣传话语，完成乡村红色旅游中极为重要的下一环：将人居为主的生活空间与旅游为用的景观空间糅合。但从“J红村”现有的实体空间建设来看，作为生活场景的乡村和作为旅游景区的“红村”仍然是有些割裂的。
（一）“飞来的”红色空间
在“J红村”调研初期，笔者曾经问过一名村民，“你们这儿是红村吗？”村民回答：“红村在村口那一块。”在本地人的认识中，“红村”是村口新建的纪念馆、酒店、会议厅，而不是自己祖辈所生存的村庄的代称。但在外界的宣传中，“J红村”在广告牌和招贴画中已经和原有的地域名并列、重合起来。
名称错置感下是乡村景观的割裂。“J红村”的前部为旅游区的纪念馆、游客中心、餐饮住宿部，加上部分民居，都经过旅游规划和修整，民居间的道路宽阔，两侧有革命宣传画和抗战标语。而以纪念馆为界向后，仍属于自然村的范围，民居较为集中，路面较窄，两侧并没有绿化以及标语、宣传画、塑像等，与通常的农村景观并无差异。
在年龄较大的乡民记忆中，现今“J红村”旅游开发的主体区域在十余年前还是村头青绿的麦苗地，如今在旅游区的改造建设下，这块土地从乡民原有的生活中淡出，变成了“他者”的空间，而非生活的场景。
（二）重叠的红色展台
“J红村”所营造出的割裂感还来自于两个几乎同质的纪念馆。村前旅游区内的纪念馆是在景区连片的现代建筑中仍不失恢弘大气的殿堂。村中旅游区和居民区的分割线上的纪念馆系清咸丰年间民宅，保留清代民居样式，高墙深进，古意盎然。
外表各异的两馆，内容形式基本相同。两馆交替穿梭，容易因重复而显得有些乏味。当地旅游办的工作人员也坦言：“两个纪念馆是有些重复，新纪念馆以经营旅游和餐饮为主，不涉及文物保护职能，主要发挥餐饮和住宿职能。重要文物都还在老纪念馆。”
在“J红村”的实际建设过程中，地方旅游集团既要满足文物保护要求，又要追求商业利益。新建的纪念馆可以帮助赶时间的游客在基地内完成会议、培训、参观的“一条龙”服务，同时也有着营收考量，把游客留在旅游基地内，才能带来更多的餐饮、住宿等收入。
对“J红村”的实体空间的旅游开发并非是建立在原乡村基础上的景观挖掘与改造，而是呈现出两个空间的割裂感。在预设好的旅游区域内，乡村难觅其踪；而在作为生活区域的原乡村空间中，也并无文化景观的建设痕迹。被遮蔽的实体乡村，其生命价值有一定程度的缺失，难以享受红色乡村建设带来的发展红利。
文化弥合：乡村想象空间的移植与复制
景观并不只有物质的形态，其本身又是社会关系的代表，并由人从自身的价值判断和思想观念出发，赋予景观以意义。对于包含着多种景观的空间，意识形态的影响则更为明显。
在红色乡村的多重物质景观集合之上，同样存在着经过设计、加工和塑造的“想象空间”。无论是曾经的革命印记，还是乡村原有的地方文化和乡土记忆，都要借助文化符号的形式打开进入想象空间的大门，实现文化意义和价值观念的传递。
（一）就地城镇化下的记忆断裂
随产业调整升级，当地布局发展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等制造产业，工业园区内不乏行业翘楚企业。据儿子在电池厂上班的村民A说，“村民多数都在厂里上班，挣点零花钱。”村落当中，几乎家家户户都盖了小别墅和大院子，除苏浙军区纪念馆及其附属建筑保留了徽派建筑特征外，村民房子的形制设计都是自主决定的。村内，欧式穹顶立柱、尖塔阁楼等参差不齐。传统村庄惯有的祠堂、庙宇、戏台等景观未发现留存，也没有什么传统的民俗活动。
相较于其他风俗民情传承不绝的革命老区，当地历史根基并不算深厚，这使得它在乡村建设的文化层面显得无所适从。从想象空间所传递的文化记忆来看，电子产业发达的“红村”缺失了与乡村之间的关联。因此，仅注重物质景观的重建，离真正意义上全面振兴的美丽乡村仍然有着不小的差距，以红色旅游带动村落的文化振兴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二）旅游开发下的文化弥合
尽管“J红村”现有的实体空间仍然存在种种问题，但对于富庶的浙北地区，乡村的旅游转向仍有着独特的优势：既不担心经济投入与产出的压力，又有着全域范围内的政策带动。
据旅游办工作人员介绍，“县里针对红村的开发现状，进行了一个研学小镇的规划。因为整体的投资比较大，就请了专业的团队来设计了具体方案，目前也是按照这个规划方案逐步推进，现在的红村就是规划后整个研学小镇的核心区域。”
在规划书设计推进的片区，传统浙北村落的形态将会慢慢浮现。游客进入到全新规划设计的“研学小镇”后，感受到的不再是现今脱离土地的城镇化农村，也不是缺少地方特质的新农村模板，而是有着浙北地方特质的村落。原本分散且贫瘠的文化活动，也将在旅游开发的资金扶持和场地规划下得到重现。对于乡村而言，这种形态的文化复兴也达到了乡村振兴中对于文化振兴的要求。
但是，旅游开发客观要求的景观化表达，其本质仍然是服务于“他者”的体验，满足旅游者的诉求。单纯依靠旅游业振兴传统村落也有一定的“副作用”，无论是“J红村”还是“研学小镇”，都未能完全以乡村为主体，完成乡土情结的重拾和乡土文化的重现。更多地是借助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文化的移植和注入。“J红村”所表现出的景观化现象，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旅游转向乡村的共有特征，在外向的景观化要求下，真正的乡村文化传承者——村民，渐渐失去了主体性。
身份重塑：乡村空间主体的转化与离场
在红色乡村实践空间的众多参与者中，真正的主人应当是世世代代居于其中的乡民。他们的祖辈曾在这片土地上劳作生息。而在现代红色乡村的建设中，却往往是在种种构想与组织实践过后，他们才姗姗入场。在“J红村”的景观化建设之下，乡村性的文化和记忆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缺位传播的窘境。
（一）层级建构下的“寄居者”
随着乡村建设与旅游开发的推进，景区诞生了不少时间灵活、工作量较轻的岗位，许多原本在工厂工作的村民选择在全新的“J红村”工作。在笔者的调研中，景区场馆内的多位保安、保洁以及售票员都是本村村民，景区餐厅内也活跃着数名年龄较大的村民。进一步的入户访谈也证实，很多闲在家的村民都会选择在红村景区兼职。年龄较大的村民可以从事短期的体力劳作，而部分青壮年村民则获得了永久性的职位，甚至进入了旅游公司的中层管理岗位。
以直观的成果来看，红色乡村的建设在主体参与层面是成功的。但从红色乡村的记忆留存和文化传播的要求来看，这种成功不是乡土的胜利，而更多表现为资本逻辑的扩张。对于村民来说，他们在旅游开发前后对于土地的体验是完全不同的。
村民拥有土地，是村民与自己生存空间的直接对话。而旅游开发对于原有民居大院来说是“翻修”“绿化”“设计”，这种“设计感”是对原有的生活秩序的冲击。随着景区的扩展，功能理念影响下的土地成为职员们的工作场所，其乡村形态来自自上而下的规划，而非底层场景的使用。
此外，“J红村”地区的旅游开发，从理念构想到实施动工，都属较高层面的统筹，乡村村民较难参与决定。除了在“涉及用地的事情”与村民谈判协商外，村民更多被置身事外。在景区蔓延的过程中，不断有民居被征用重建，服务于景区整体规划。长此以往，村民对土地的掌控感和依赖度越来越弱，渐渐陷入“寄居”状态。
（二）文化复兴下的“出走者”
在乡土记忆逐步衰落的同时，看似日益勃兴的红色文化与村庄之间并未建立深切的现实关联。过去“J红村”会邀请村里的一些老人来给游客讲讲当年的红色记忆，但近些年，作为革命故事见证者和传承者的老人们也在逐渐凋零，村庄和旅游区之间的纽带逐渐松弛，最终，红色文化传播者和继承者的角色只能由体制内的地方精英所承担。
经历再建的乡村，其丰盈多样的文化活动更多也是针对远道而来的游客，而非身处其中的村民。传承和接续下的丰富活动与村民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少，虽说“一些活动如举办晚会什么的会邀请村民来参加”，但村民往往觉得这些活动都是“旅游的人才看的”。
依托文化的重建，必然带来土地征用、拆迁补偿、旅游开发等一系列与之配套的现实经济举措。对红色乡村的民众来说，现实的经济收益才是他们更为关注的。红色乡村建设于村民而言是一个现实的机遇，许多村民更愿意以红色文化为交换的资本，在让渡出自己祖辈的生活方式和故土空间之后，去追求更为丰富的物质生活。村民“出走”之后，更符合旅游经济要求的商家填充进原有的乡土空间，红色乡村中的属地之人减少。
现今来看，即使文化记忆和乡土特色保存良好的古村落，其村落的发展也有“空心化”的趋势，如景区管理人员所说：“村里面都只剩老人了，稍微年纪轻一点的要么在县城打工，要么就是去大城市，所以房子很多，家里面其实都是空的，租给外地人了。”
当下的红色乡村建设虽然以一定的经济效益塑造了村民全新的经济身份，让红色乡村的部分村民得以安居于此，但许多“出走”的村民则对原本的乡村越来越陌生。他们本是乡村的空间主体，却随着红色旅游开发在流转中潜隐。在地之人和属地之人减少，使得红色文化展示和传递面临“缺位传播”的风险。
“J红村”既是特殊的，又是普遍的。特殊在于其所在的浙北地区产业经济发达，在乡村的人居环境建设方面已经走在全国前列，旅游开发既有充足的资金投入，又没有过多的收益压力。专业团队指导下的旅游开发对于乡土风貌和乡村记忆进行了较为细致和完备的留存。对于更多处于欠发达地区的红色村落而言，旅游开发有强烈的营收压力，能否在旅游开发中注意到纷杂繁多的地方文化特质，这仍是一个严峻的问题。“J红村”的普遍性则在于，它体现了红色乡村建设中的共有问题，那便是当前的红色乡村仍是一种景观化的旅游乡村，外在的展示和宣传功能远大于对乡村自身文化存续的关注。那么，应该如何安放红色乡村旅游开发中的村民？
因此，“红色乡村”成为当下乡村振兴热潮中一个值得反思的路径。红色乡村建设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乡土记忆的传承和乡村文化的振兴？事实上，红色遗址作为部分乡村可利用的文化资源，可以帮助乡村完成初步的发展转向，但乡村本身的文化复兴仍然需要其他更具下潜性的发展抓手，单纯的“红色”尚无法与乡村之间建立紧密的连接感。当前部分地区所推广的“红色+绿色”“红色+农业”“红色+生态”“红色+非遗”等发展模式，都是在红色之外寻找村民更具主动权和参与感的乡村文化形式。如果红色文化总是借助其他文化理念进入乡村，这与部分研究者所期冀的“借助红色文化激发乡村民众的参与动力和乡村社区的内在活力”又产生了某种背离。或许，依托地方精英实现红色文化在乡村中的制度性嵌入是一个可能的方向。由乡镇一级的基层管理者先树立红色文化的坚定信念，再激发群众活力，实现红色乡村中集体经济发展的制度优势，从而推动红色文化的传承。当然，这种形式的红色乡村畅想仍然需要进一步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探讨。
（载《传媒观察》2023年第7期。原文约9000字，标题为《缺位的传播：红色乡村建设中的景观化——以浙北“J红村”为例》。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本文为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百层次”科研项目“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文化建设与传播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邵沛，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传播系博士研究生
郑欣，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