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社交媒体日益发达的情境下，在出门便是熟人的乡土社会，亲密关系的变化不仅关乎单个家庭的婚姻存续，更像是联动机制，辐射至全村人际互动网络，影响着整个村庄的和睦发展。云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李宇峰与硕士研究生刘燕红在《传媒观察》2023年第7期刊文，以云南省昭通市L村为田野研究对象，采用观察法、深度访谈等方法，探讨社交媒体在乡村夫妻亲密关系变革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乡村社会中传统婚姻观念和现代婚姻观念并存，这使得社交媒体对不同年龄的夫妻亲密关系产生了不一样的影响。总体来看，社交媒体消解了年长一代夫妻间的亲密关系，也重构了年轻一代夫妻间的亲密关系。在传统婚姻观念的支配下，相较于年轻一代，年长一代更倾向于在怀疑和猜忌中勉强维持着夫妻关系。研究发现，社交媒体进入L村后，消解、重构了亲密关系，造成亲密关系的泛化和伪亲密关系的增多。在乡土社会中，建立在熟人基础上的亲密关系的非正常扩散，使得村内离婚率或家庭重组率大幅度跃升，村民间人际关系被重塑，乡村家庭的和谐生态被打破。
家庭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细胞。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转型使得传统的大家庭逐渐转变为核心家庭。家庭的核心化使得传统社会中占据权威地位的老年人逐渐被边缘化，夫妻间亲密关系成为家庭稳定的核心要素。
有学者认为，以夫妻亲密关系为基础的“家户制”是中国农村的本源性制度。然而，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1年全国离婚率为2.01‰，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出现，对亲密关系带来了较大的影响。有研究表明，科技网络加速了亲密关系的流动化，而网络技术，尤其是现代社交工具再一次拓宽了男女交往的空间与可能。在社交媒体日益发达的情境下，在出门便是熟人的乡土社会，亲密关系的变化不仅关乎单个家庭的婚姻存续，更像是联动机制，辐射至全村人际互动网络，影响着整个村庄的和睦发展。
总体来看，在夫妻亲密关系的研究上，社会学的研究较少关注社交媒体这一要素，而传播学更加强调社交媒体对亲密关系的正向功用。部分传播学研究虽然注意到了社交媒体给亲密关系带来的负面效应，但因为忽略了中国社会转型这一重要的现实语境，并未合理解释社交媒体在亲密关系变革中的机制。同时，社交媒体除了“强化”亲密关系外，是否还存在“强化”之外的作用？虽有学者注意到社交媒体所带来的亲密关系的变化，但是未能深入系统地对亲密关系的变化进行“深描”。基于上述考虑，本文以云南省昭通市L村为田野考察对象，讨论社交媒体是如何影响乡村社会中夫妻亲密关系，并进一步影响乡村婚姻关系的。
本文采用观察法对村民的离婚事件或婚内冲突事件以及村民对事件的讨论进行记录，并采用深度访谈法对相关成员的婚姻冲突过程以及离婚的动机和原因进行访谈。访谈对象共15人，其中，女性9人，男性6人；41―60岁的村民6人，他们是长期生活在村庄且未离婚人群；22―40岁的村民9人，他们是离婚和家庭重组者的家属、邻居或朋友。之所以将村民分为22―40岁、41―60岁两个年龄段，是因为在我们的统计当中，两个年龄段的村民对待婚姻的态度以及离婚或家庭重组的情况有着较大的差别。这样的划分还有利于对比在社交媒体进入L村前后村内夫妻亲密关系的变化。
稀释与冲突：社交媒体对亲密关系的多重影响
20多年前，该村以典型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为主：男性外出务工赚钱，女性留守家庭，照顾老人和小孩。大多数夫妻的婚姻是“父母-媒人”式婚姻，夫妻之间也少不了争吵和打闹，但家庭的责任感促使夫妻二人齐心协力，同甘共苦。夫妻之间虽缺少激情，但不乏温情。随着个人财富的积累，许多村民成为个体户，办养殖场、砖场等增加了村民收入。加之周边务工机会增多，村民也逃离了一亩三分地的束缚。农业不再是家庭的主业，村民的闲暇时光也越来越多，村民将更多的时间花在了社交媒体的使用上。社交媒体具有空前的同步互动性、移动性与多媒体性，使得人际之间实现了虚拟的共时共在。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面对面的人际传播作用，而人际传播是维持传统亲密关系的核心所在，当“同时在场”转向“虚拟共时”，依靠面对面交流维持的亲密关系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一）被稀释的感情：中年一代夫妻亲密关系的消解
夫妻吵闹乃至打架在L村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之前，这类冲突的源头多集中在打牌输赢问题上，但现在的矛头又多了一个：手机聊天。该村41―60岁的夫妻中，男性识字率通常高于女性。该年龄段的村民因所处的年代相对贫苦，加之农村盛行的重男轻女思想，男性多数上过学。于是，L村女性在社交媒体特别是微信的使用上属于弱势群体，识字水平的高低也直接影响了该年龄段村民的聊天方式。男性聊天语音和文字输入两者兼备，而女性则主要以语音聊天为主。通过观察和访谈发现，不论是年轻夫妻还是年长夫妻，只要一方长期沉迷于社交媒体，势必会导致夫妻双方产生嫌隙，吵闹在所难免。
即使事件当事人最终容忍了丈夫的行为，但双方产生信任危机，感情出现裂缝。社交媒体虽然加深了社会群体之间的相互了解，但也减少了夫妻之间面对面交往。面对社交媒体带来感情危机以及由此造成的亲密关系的裂缝，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深感无奈。
面对不平等，作为受害者的女性也用“离婚”“冷战”“闹”等方式反抗，但对于年龄较大的女性而言，她们最终往往选择了妥协。
社交媒体为人们发展关系提供了潜在的更加私密的空间，在其中，人们受到的监督要远远少于传统乡村社会。在传统的乡村社会，基于人际传播而形成的对村民越轨行为的舆论压力或道德谴责会导致越轨者的顾忌，因为村民之间属于熟人关系，一旦越轨者得不到其他村民的接受和认可，可能面临被排斥的命运。而在社交媒体中，不识字、密码解锁、指纹解锁、人脸识别就能把另一半隔绝在隐私大门之外。面对朝夕相处的伴侣，异样的举动可能被放大，一旦猜忌和怀疑得到证实，一场家庭风波在所难免。只要另一半过多使用社交媒体，猜忌和怀疑就会一直存在。在这个过程中，夫妻感情被稀释，亲密关系被消解。
（二）破裂的家庭：青年一代亲密关系的重构
如果说41―60岁年龄段的婚姻中，女性只停留在追问“日子能不能过”这一问题上，那么，在22―40岁年龄段的婚姻关系中，夫妻双方则用实际行动做了回答——不能过，就离婚。这类村民在一段亲密关系中，如果女性发现男方在网上与其他女性聊天，作为报复，女性也有可能在网上聊。随着乡村开放程度越来越高，男性不再是主导婚姻的决定性力量，女性也影响着婚姻的存续，甚至决定婚姻的走向。
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女性的文化水平逐渐提高。这一年龄的女性村民，在使用手机的熟练度上和男性没有太大的差别。年轻一代女性地位的提升也解放了她们的思想，她们不再甘于仅仅扮演孩子母亲的角色，也试图通过在外打拼来实现自我价值。一些年轻夫妻之间甚至出现“反向依赖性”的特征。“反向依赖性”是指丈夫在家庭经济中依赖于妻子，过上高于自己收入水平的生活，有些在事业上也因为妻子而得到较好的发展或较髙的地位。除此之外，女性对于婚姻关系中男性的要求提高，对爱情的渴求逼迫她们主动或被动地选择在社交媒体上与陌生人、同村人、邻村的熟人抑或一面之缘的老乡，建立一段新的、平等的亲密关系。这种关系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延伸到现实生活，冲击原有的亲密关系。
不仅仅是经济地位高于男性的女性有可能重构新的亲密关系，与男性地位相当的女性也可能会提出离婚的要求。婚姻中的个体不仅追求物质上的富足，也渴望彼此能达到精神上的契合。而一旦无法满足其精神上的要求，她们可能会通过社交媒体进行寻找，以期找到知音或同频的灵魂适配者。
社交媒体给婚姻带来危机，给个体提供了建立新的亲密关系的可能。在L村，男性通过社交媒体重新建立一段新的亲密关系的现象并不少见，还可能会成为本人向同伴炫耀的资本。甚至有个别男性在网上和多个已婚或未婚女子建立亲密关系，由此带来亲密关系泛化和伪亲密关系增多。已婚男性在社交媒体上建立的亲密关系一旦被其伴侣知晓，婚姻则面临“破产”的风险；未婚男性则会从众多的亲密对象中，选取其中一个作为自己现实的伴侣。
手机等现代传播技术使现代亲密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出现了另类情感——暧昧。在L村，与异性之间的暧昧关系成为了夫妻亲密关系之外的常见关系。当个体使用社交媒体时，自律性以及他律性随之降低，一些在现实生活中不会说出的话，在社交网络上则可能因为聊天表情符号表意的模糊性而得到了表达的空间。
转型期的乡村婚姻观与社交媒体使用
通过考察可以发现，在L村，社交媒体对夫妻亲密关系变迁的作用存在差异，特别是在两个不同年龄段的群体中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在对社交媒体在夫妻亲密关系变化中的作用进行考量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对不同年龄段婚姻观念进行分析。
（一）姻缘婚姻、爱情婚姻与社交媒体使用
中国社会的转型是一种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转型”表征的是一种非此亦非彼的状态。在转型社会中，不仅仅是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急剧变化，而且价值观念也处于过渡阶段。转型期的过渡特征在婚姻观念方面体现为传统婚姻观与现代婚姻观交织在乡村社会中。这种观念的交织表现在年轻一代和年长一代对待婚姻的态度差异上。
翟学伟对比了中国和西方的婚姻，从关系角度提出两种婚姻模式：姻缘婚姻和爱情婚姻。中国传统婚姻无疑属于姻缘婚姻，讲求“门当户对”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婚是为了家族结交和传宗接代，并非因为爱情。从亲密形态来看，传统婚姻是角色中心型婚姻，即按照社会角色的要求行事，缺乏真正的亲密体验。在L村，41―60岁年龄段村民的婚姻可归入传统婚姻的范畴。在网络不发达的年代，多数夫妻年轻时候聚少离多，男性四处务工，女性在家，夫妻间几个月见一次面。女性要照顾家里的老人、孩子，侍弄家里的薄田，男性要赚钱养家，除了家长里短，夫妻间很少有情感交流，也很少表达想念、相思之情。平淡、稳定是传统婚姻的底色。
社交媒体进入村庄后，给亲密关系双方画出一条界限，频繁使用社交媒体的一方站在现代社会的那头，而不识字、也不怎么使用社交媒体的另一方站在传统社会这头。频繁使用社交媒体的一方，给仍处在传统社会的另一方以陌生感和危机感，进而造成双方感情消减、亲密关系的消解。不过，虽然社交媒体消解了亲密关系，但41―60岁的夫妻离婚率并不高。维持婚姻的并不是亲密感和双方的爱意，而是社会传统、价值观、孩子等外在条件。
如果说传统婚姻观念遇到现代媒介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极限拉扯，那么当前的婚姻模式和现代社交媒体的相遇则使得夫妻冲突异常激烈。在近些年，该村离婚率和家庭重组率飞速上涨，22―40岁年龄段的离婚率约占离婚总数的80%左右，离婚呈现低龄化倾向。22―40岁年龄段的婚姻更接近现代婚姻，也即爱情婚姻。多数是基于爱情建立的夫妻关系。他们的婚姻因为爱情而结合，也因为不爱而破裂，而社交媒体的使用，增加了吸引力的不确定性。
从关系向度上看，爱情婚姻是从松散关系起步的，它体现了一个人的内在冲动、自由与偏好等倾向，爱情婚姻有高度的内在性和紧张性，由此带来了婚姻质量的提升，但也很容易导致离婚率的上升。相关研究表明，相互吐露个人烦恼在为此而建立的网络环境中，确实给人们提供了情感支持。结合村庄的案例，可以发现：经常在网上彼此倾吐烦恼的两个个体，能透过语言获得精神安慰和情感支持，而这些支持，是传统亲密对象所不能提供的。
（二）社交媒体对夫妻亲密关系的影响
在社交媒体时代，传统亲密关系建立所必须依托的时间的持久性和地域的限制性被打破，甚至社交媒体成为建立亲密关系的媒介。
在村庄里，随处可见年轻夫妻们借助社交媒体表达相思之情，把对方的照片作为QQ、微信的头像，或者当作手机壁纸；在朋友圈互动、公开表白，晒幸福、秀恩爱等。社交媒体为夫妻提供交流、沟通的可能，是维持夫妻亲密的重要中介，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样的情况在本研究的访谈中也得到了验证。在L村，社交媒体确实给相对比较封闭的乡村带来了相当积极的效应。然而，因为社交媒体对夫妻亲密关系的负面效应并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关注，因此，本研究需要重点讨论的是，在乡村社会夫妻亲密关系消解、重构时，社交媒体所扮演的角色。
首先，社交媒体在相当大程度上降低了夫妻之间的交往频率，导致共处现实空间的夫妻相顾无言，而在社交媒体上表现却异常活跃，这降低了夫妻之间日常交流的频率并将双方亲密关系推进更深一层的可能。一种特殊形式的共处本身就是一种亲密的实践，这是在选择花时间耗在一起并享受在一起的乐趣。“在一起”既可以表达亲密，提供时间上的优先次序，又可以提供专属时间和寻求“高质量的时间”。
其次，当夫妻之间日常生活产生矛盾时，双方往往会产生争执、争吵等冲突行为，但需要注意的是，这样的冲突行为无疑是一种双方面对面的互动，有互动就可能产生沟通、理解乃至忍让；而在社交媒体时代，冲突行为产生时，社交媒体往往成为注意力转移的方式，从而使得夫妻间面对面互动的机会降低，导致矛盾处于僵局，也就使得夫妻间矛盾悬而不决，产生累积现象。在此情况下，与其他人在虚拟空间中建立亲密关系就成为了可能。
再次，社交媒体多样化的传播形式赋予传播内容生动性、形象性，增加其可视、可感的同时导致亲密式微。通过访谈也发现，相较于社会现实，人们在网上聊天时用语更加开放和灵活，网络空间中的界限感更低，这也是为什么社交媒体能更快、更容易建立、发展和维持亲密关系的原因。亲密关系被社交媒体裹挟向前，带来传统亲密关系式微，使得亲密关系流于表面，随时进入、退出、删除，虽像购物一样友好但却快速而肤浅、急促而短暂，无法形成真正的情感联结。
最后，社交媒体充当解压阀的同时也带来亲密关系危机。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个体一方面要面对社会压力和快节奏的现实生活，陷入时间危机和巨大的压力之中。另一方面，当个体被嵌入社会加速的现代化巨轮中时，人际关系和整个世界变得更具流动性，这必然导致传统意义上亲密关系的式微。而社交媒体的出现成为人们情绪释放的阀门，利用社交媒体，个体的紧绷精神得以暂时放松；和朋友聊天倾诉、把陌生人当“树洞”，个体能从社交媒体背后的聊天对象中获得激励和能量，应对现实生活的压力和烦恼。
但社交媒体的使用并不总是产生正向能量，也可能滋生危机。
利用社交媒体发展的线上关系，能让人暂时获得快乐和力量，但挤压了维持现实亲密关系所需的时间和空间。原本只向亲密对象分享的话题，也开始在网络空间和特定的人分享；人们认为在网上找到了真正的知音，在日常生活中出现的种种困惑或问题有了倾听者，甚至觉得网络空间的人更能理解自己。怀抱被理解、被认同的想象，人们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网络空间，甚至试图将网络空间的关系复刻到现实世界，这就破坏了原有亲密关系间的信任、承诺以及双方间的不可替代和不分彼此等特性。
总体而言，社交媒体改变了夫妻亲密关系的互动环境和舆论环境，赋予了这种亲密关系以更多的可能性，这是乡村社会婚姻观处于过渡形态的体现。此外，在夫妻双方对社交媒体的使用能力和使用程度有差异的情况下，社交媒体的使用往往会成为引发夫妻争执的一个导火索。
（载《传媒观察》2023年第7期。原文约13500字，标题为《消解与重构：社交媒体时代乡村社会的亲密关系变革——基于昭通市L村的个案研究》。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传媒观察杂志”公号全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aKOoyU1Jixi4l6YKusDnjA。）
【作者简介】李宇峰，云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博士
刘燕红，云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