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第二个结合”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
为深入学习贯彻此次会议精神，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传媒观察》第8期特推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专题，邀请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刘永昶担当栏目主持人。此组专题共推出三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切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场域，观察火热的现实生活，呼应重大的时代命题，表达学者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关切与热爱。
其中，南京师范大学刘永昶教授的《从“江河奔流”到“星辰大海”——网络时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汇聚与再塑》考察网络时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日新月异、丰富多元的动人态势，主流媒体的联动呼应，技术更迭的形态演进，社会大众的积极参与，共同推动着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上海大学张斌教授的《传统何以现代：中国式现代化影像的文化逻辑》考察了作为资源和标识的传统文化、作为价值和精神的传统文化以及作为新文化根基的传统文化，探析新时代影视创作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及其表达。
南京艺术学院恽彩锋副教授、南京大学熊忠辉研究员的《形态再造：媒介转型驱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再生产》则考察传统文化元素与媒介产业发展的紧密关联，指出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中，优秀传统文化同样可以成为助力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
今天推介本组文章的第一篇。
当人们在使用类似于文化源流、文化潮流、文化思潮这些汉语词汇时，其实有意无意地就进入了一个暗喻的修辞情境。作为本体的文化与作为喻体的“水”也的确有着彼此呼应的相似性。
一方面，它们都是流动的。几千年来，中华文化就像长江黄河一样，始终奔流不息，奔流在中华民族集体的血脉中，也奔流在斗转星移的历史生活中。她从没有停歇，成就了这个世界上最悠久的延绵至今的人类文明。另一方面，它们始终处在各种形式的交织、融合、汇聚之中，就像万涓成流、百川归海。中华文化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集聚了各个民族各个区域的文化精华，凝结成光焰璀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至进入现代，从被迫打开国门到走向全球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人类更多优秀的文化元素相碰撞，便绽放出簇新的时代光芒。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第一个结合”是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第二个结合”则明确指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时代意义。
今天，在新时代澎湃的建设进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神州大地处处显现风采。她是物质性的显现，诸如名胜古迹、传统村落、文化街区、博物馆等。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苏州平江文化街区时，就“步行察看古街风貌，观看苏绣制作，体验年画印刷”，指出要对其“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不仅要在物质形式上传承好，更要在心里传承好”。她也是精神性的显现，诸如传统曲艺、国风歌曲、历史题材影视剧等。比如最近正在热映的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就将唐朝那些风神俊逸的诗人和他们传诵千古的诗歌，穿越时空带到了银幕之上。
在现实时空之外，浩瀚无比的网络时空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奔涌更加激动人心。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向度来看，文化在网络时空作为可看可听的符号信息流，其流动的速度——时间上的瞬间可达，空间上的无远弗届——远远超过其在实体空间的表现，并且凭借现实世界与网络世界无处不在的联结点，又投射成现实生活中生机盎然的文化活动。这种速度和规模既让人们感受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巨大魅力，也让人们看到了在网络时空中进一步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无限可能。
一、集合的文化：
从文化记忆到文化再生产
在媒介更迭的传播史中，人们常常会把互联网指认为继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之后的又一新型媒介。的确，在2000年前后的早期互联网时代，诸如门户网站、博客、论坛等诸种媒介元素，是可以支撑起互联网作为一种自成系统的媒介形式存在的。但很快，随着技术的飞速进步将桌面互联网时代推进到移动互联网时代，随着互联网以水银泻地般的速度进入到社会生活、集体生活、个人生活的几乎所有情境，互联网已经不太适于用纯粹的媒介概念来描述它。一方面，它以融媒体传播的名义将所有传统媒体的内容和形式尽收其间，以“泛媒介”的形态彻底打破了传统媒介之间泾渭分明的壁垒和界限；另一方面，互联网也容纳并创造着当下人们的数字生活。
这个时空无比辽阔，正如卡斯特对互联网的大体架构描述，“一是电子通信网络，二是各种指导性节点、生产基地或交换中心，三是占支配地位的管理精英的空间组织。”它已经完全具备了社会形态的特征。网络社会不仅是现实社会的投射，它更是数字意义上的第二“现实”社会，反过来又以无与伦比的影响力推动着现实的变迁。
因此在网络时空中，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遇到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媒介传播语境，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社会传播语境。伊尼斯在谈及“传播的偏向”这一著名命题时曾说，“根据传播媒介的特征，某种媒介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而不是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笨重而耐久，不适合运输的时候；它也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而不是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轻巧而便于运输的时候。”借用他的观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主要是依靠时间偏向的媒介——诸如“经史子集”之类的书籍文献；及至大众媒介时代，则主要依靠报纸、广播、电视这样的空间偏向媒介，某种意义上助力推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如果把网络看成是窄义的媒介，事实上它并不存在时间偏向或空间偏向，在时空的纵横坐标系上，信息的流动总是无拘无束——这为所有的文化生产与传播者提供了无限想象。
在时间的向度上，正如卡斯特所说，“在网络社会里，在格外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移转里，这种线性、不可逆转、可以量度、可以预测的时间正遭到挫折。”人们发现原本顺依着时间之流代代相传慢慢积累数千年的文化记忆，几乎是在20年左右的时间内以数字再现的方式汇聚到互联网场域。这像极了一直以自己的节奏静水深流的大河，突然从壁立千仞的悬崖飞流直下，汇成壮观的映着七彩虹霓的大湖。所以当人们在探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文本时，就可以在数字图书馆里找到珍贵的典籍影印版，可以在数字博物馆里近距离实现与历朝历代的文物对话，可以在各类数字文化展中去欣赏先贤名家的国画、书法、琴曲、雕刻等文艺作品，可以在流媒体平台看到那些作为童年记忆的传统文化影像，甚至可以在家族的自媒体公号上去做一次慎终追远的寻根之旅。
在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中，人们看到了这样的愿景，“到2035年，建成物理分布、逻辑关联、快速链接、高效搜索、全面共享、重点集成的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中华文化全景呈现，中华文化数字化成果全民共享。”套用一句流行语“互联网是有记忆的”，人们完全可以确认：对于传统文化，互联网也是有文化记忆的——尤其是在国家力量的推动之下。
在空间的向度上，人们更容易注意到网络社会中无数个大小节点源源不断进行文化再生产的经验表征。詹姆斯·凯瑞称，“我们所有的经验塑造了我们的思想和生活——更准确地说是经验的表征塑造了我们的思想与生活。如果把社会当作一种传播形式加以考察，那么就可以把它看作一个从中创造、分享、修正并保存现实的过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再生产的过程中，从传统媒体转身而来的主流媒体无疑起到了主力军的作用。主流媒体的优势在于：通常有明确的创作目的、有系统的生产规划、有专业的制作队伍。
一个众所周知的经典案例是，2021年河南卫视春节晚会的单个节目《唐宫夜宴》以精妙灵动的创意迅速引发了全网的追逐热捧，更出色的连锁效应是河南卫视在2022年连续推出了《元宵奇妙游》《清明奇妙游》《端午奇妙游》《七夕奇妙游》《中秋奇妙游》《重阳奇妙游》等系列节目，形成了关于“中国节日”的影像集聚。
再如最近江苏几家单位联合出品的《中国智慧中国行》，作为一档通俗理论节目，其构建了一个通古达今的时空叙事格局，以10集内容围绕“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素朴理念，表现了古老的传统理念历经时光的冶炼从未褪色，及至与马克思主义在现代中国的丰富实践相遇，便又焕发出生机勃勃的时代新质。
在主流媒体的系统性生产之外，更为广阔的文化再生产景象的主体显然是大众。这里的“大众”涵义并不等同于文化工业语境中大众文化的“大众”，而更多地带有了自主、自觉、自发的色彩。一份哔哩哔哩网站在2022年发布的读书生态报告显示，B站书评视频时长排名前10中的9个都是关于中国古典名著，分别是《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聊斋》《诗经》《论语》《易经》《道德经》，其中“排在首位的是《红楼梦》，合计超过14.04万小时，看完站内所有《红楼梦》书评视频，需要整整16年”。这份有趣的略带娱乐性的统计结果，代表的却是一个真实普遍的文化现象。
费孝通说，“文化自觉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B站上的这些文化内容UP主们绝大多数是青年人，很多情况下他们的生产是没有商业诉求的，仅仅出于喜欢和热爱。这其实就是一种普泛意义的文化自觉。从喜马拉雅、蜻蜓这样的声景流媒体平台，到抖音、快手这样的视频流媒体平台，再到微博、微信、小红书这样的社交自媒体平台，大众无处不在，而他们相伴相依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就无处不在。
二、交互的文化：
从衍生文本到衍生行动
文化的传播是抽象的运动，但文本的流动则是具象的行为。
费斯克在分析大众文化的文本流动时说，“以互文的方式，流通于我称之为初级文本（原初的文化商品）、与初级文本直接相关的次级文本（广告、媒体故事和评论）和持续存在于日常生活过程中的第三级文本……文本本身指向的不是对象，而是大众文化的行为人、例证和资源。”这个过程描述大体适合属于报纸、电影、电视的大众传播时代。在网络时空，文本的迁移和流变现象更加显著，因此，裂变的层级会更多——某种意义上是无穷尽的。因此费斯克的“次级文本”“第三级文本”更适于被称作衍生文本。无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经典文本，还是当下文艺生产的现象级文本，事实上都有着相当的专业化色彩——并非普通大众所能企及，但网络强大的技术支持与立体的媒介通道给予了大众海阔天空的衍生文本创作空间，给予了大众“一种创造、修改和转变一个共享文化的过程”。
来看一个最新的生动案例。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在今年暑假掀起合家欢观影的热潮，也引发了网络时空人们对于唐诗、对于传统文化的热烈讨论。该片暂时还不会转场到流媒体平台，但7月8日上映后仅仅10天，就在B站上有了大约3150条的衍生短视频——除了少量的官方宣传预告片，绝大部分短视频都是网友自发的二次制作或创作。“我敢说，90%的国人根本不了解李白”“这部电影凭什么叫好又叫座？”“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在人人都会作诗的大唐，就连李白也会遇到对手”“《长安三万里》带你了解你所谓的诗仙”……以上这些冠以灵动活泼标题的视频每个播放量都在百万以上，每个视频又有数千条的跟帖评论以及难以计数的流动弹幕。而显而易见的常识是，B站只是网络时空中一处青年人的领地而已。
再拓展到近年来的影视生产场域，《长安三万里》如此，文化类电视节目《国家宝藏》《典籍里的中国》《中国诗词大会》，纪录片《中国》《河西走廊》《舌尖上的中国》《我在故宫修文物》，电视剧《梦华录》《天下长河》，电影《大圣归来》《哪吒之魔童降世》《满江红》等，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题材影视作品无不是如此。它们一旦进入了网络时空，就进入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文本流转过程，即便数学家或统计学家看到如此规模的衍生文本也会叹为观止。影视艺术是综合艺术，它可以集纳所有文学艺术的表现手段；影视艺术是最直观的可以借助数字信息流传播的艺术，因此它也是网友们最乐于选择的源文本形态。
衍生文本的形态可以是“拆条”，网友们会把他们最感兴趣的片段从源文本抽离出来，一片怡人的风景，一道诱人的美食，一次慷慨的演说，一阕动人的歌曲，一段优美的舞蹈，一个惹眼的服化道细节，都有可能被网友发现并赋予其相对独立的传播价值。河南春晚中的《唐宫夜宴》、央视春晚中的《只此青绿》就是如此出圈的，《中国智慧中国行》中的法国女孩吟唱“明月几时有”也是如此被“围观”的。
衍生文本的形态可以是“对话”，网友们习惯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在类似于豆瓣这样的网站上发表他们的快人快语或者睿智深思，对于传统文化，很多情形下你可以发现“高手在民间”，他们的言论往往是发自肺腑、无拘无束的。
衍生文本的形态可以是“重组”，网友们往往会以快剪的方式汇集单个源文本的精华段落，再以“解说”的方式注入自我的表达；另一种情形是将不同的源文本进行“合并同类项”组合，比如一位UP主就号称花整整6个月时间来剪辑，推出了长达一个小时华丽无比的、名为“中国女性历史编年表影视化混剪”的短视频作品，收获了250万以上的播放量。
衍生意义的文化再生产其本质的运动特征是交互。网友与文本的交互，网友与文艺生产者的交互，网友与网友的交互，平台与平台的交互，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网络时空散发出“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活力。爱德华·索亚说，“空间本身的属性可能是原始赐予的，但空间的组织与意义却是社会生产、社会变化和社会经验积淀的产物。”归根结底，优秀传统文化并非是表象意义上在网络时代的“王者归来”，而是她本质上就是沉淀在整个中华民族心灵深处的作为集体无意识存在的“根与魂”。
如此我们更可以理解另一片活色生香的文化天地——网络时空衍生文本的交互正进一步转化为现实时空衍生行动的交互。比如线上的书评文章、书评视频会转化为线下大众在图书馆、书店里对经典书籍的追寻；比如关于汉服之美的无数图文影像，会唤起青年们对于古典优雅的传统服饰的大方尝试；比如影视剧里精美的国风场景，会吸引“打卡”的游客们寻踪而来，带动体验传统文化的旅游热潮。诚然，线下的衍生行动有时会有商业消费的诱因，但文化经济与文化生产形成良好的循环互动，又何尝不是文化建设繁荣的一个标志。
再举一个典型案例，2019年，古装悬疑剧《长安十二时辰》在优酷视频热播，很快形成全网的衍生文本景观。2022年，“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即在西安建成亮相，宣称要让游客“观一场唐风唐艺、听一段唐音唐乐、演一出唐人唐剧、品一口唐食唐味、玩一回唐俗唐趣、购一次唐物唐礼”。当“梦回大唐”的游客们穿着唐装徜徉时，其实并不是简单的昔日重来的文化体验，而更是从现代回望传统的文化认同。
三、选择的文化：
从个体选择到群体选择
伯明翰学派的代表学者威廉斯在对文化形态进行分析时有一段著名的论述，“我们需要区分出文化的三个层面，即使是最一般的文化定义也要如此区分，首先是某个特定时代和地方的活文化，只有生活在那个时代和地方的人才能完全理解它。其次是被记录下来的文化，从艺术到日常事务在内的一切都包罗其中：它是某一时期的文化。第三是选择性传统的文化，它是联结活文化和某时期文化的因子。”这段论述阐明了文化潮流自身运动的重要特征，即文化是被“选择”的。他继而指出，“在一个完整的社会里，在这个社会的所有活动中，文化传统可以看作是对前人所作的一种持续不断的选择和再选择。”
某种意义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即是在几千年漫长历史的中华民族集体选择中大浪淘沙、去芜存菁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选择”的参与主体与参与场景显然并不一致。古代的“选择”更多体现在知识分子青灯黄卷中写就的经史子集，近现代的“选择”更多体现在大众媒体在信息传播中的责任担当，互联网时代的“选择”则更多地表现为多元主体的介入——其中，普罗大众的自发参与是最具革命性的变化。
观察抖音2022年发布的《网络直播文艺生态报告》，有一段陈述颇值得关注，“2021年抖音传统文化类直播同比增长超过100万场，主播收入同比增长101%，其中书法、国画类同比增长339%，曲艺类同比增长232%。抖音戏曲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看播人次超25亿，其中不仅有受众广泛的京剧、豫剧、黄梅戏、越剧，还有潮剧、庐剧、花鼓戏、傩戏、茂腔等濒危剧种。”这里大体呈现了传统文化借助网络直播形式实现了直接的线上线下的面对面交互，但更有意思的关键词在于“濒危剧种”。也就是说，网络时空中，那些传统文化中相对为今天的大众所不熟悉、为漫漫时光所搁置的优秀文本、优秀元素也随时有可能重放光芒。
安德森在他著名的《长尾理论》一书中说，“数字化的神奇效率所引发的品种大爆炸也将拓展到生活中的其他每一个角落。明天的问题不是更多的选择是否更好，而是我们真正想要什么。在无穷无尽的空间里，一切皆有可能。”安德森将网络时代描述为长尾时代是恰如其分的。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言，无数个长尾文本既映射了她内容的博大丰富，也意味着个体选择的更多可能，进而助力保证着中华文化每一条支流的连续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景观就颇为典型。中国目前有43个世界级非遗项目、1557个国家级非遗项目，数量更多的地方级非遗项目已难以统计。这些成千上万的文化遗产项目正从被“保护”走向被“传播”的态势。互联网提供的搜寻与链接机制，让有“心之所向”的受众可以轻易地找到他们的所爱。来自传统文化大省陕西的一份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5月，陕西地区非遗直播超57万场，用户观看3185万小时。仅过去一年，陕西地区非遗直播超24万场，共6.5亿人次观看；1.9万名陕西非遗主播在抖音开播，带来超264万小时技艺演出。”每一个主播都可能对应着一种“选择”——既是播主的选择，也是受众的选择。这是何等壮观的传播景象，更多的人从文化产品的接受者变成了生产者与传播者，在这个万众参与的网络场域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也会有更多的可能性与想象力。
网络时空的离/合机制进一步将个体的选择集结成群体的选择。人们通常会注意到青年亚文化部落化生存的现象，事实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同样被无数个“部落”或者“趣缘”群体簇拥着。因为青年人尤其是Z世代的青年人是这些文化部落的主力居民——比如目前B站1.9亿的会员用户平均年龄仅为22.8岁，那么青年亚文化的各种活泼样态同样会被移植到传统文化的表现上。有的时候，人们甚至感觉到两者内容上穿越时空的心灵契合。比如“国风”，这个名词从遥远的先秦顺流而来，它依然带着《诗经》所赋予的朴素性和日常性，却大大方方地进入了当下青年人的生活。
今天青年人眼里的“国风”是什么？“国”显然是中国的、民族的、传统的，“风”显然就是群体的、流行的、变化的，这是典型的兼具传统文化与青年亚文化特征的融合形态文化。《锦鲤抄》《九九八十一》《不谓侠》等网络歌曲，《剑网情缘》《天涯明月刀》《逆水寒》等网络游戏，《天行九歌》《雾山五行》《侠肝义胆沈剑心》等网络动漫，无不有着浓郁的“国风”氛围。它们也许并不为社会大众所普遍认知，但也不是极少数人的“通关密语”。它们在各自的圈落场域中活跃着，踩着青春的节奏和节拍，回到古代历史的情境，回到传统文化的场景。
另一方面，这些在微博超话、微信社群、QQ社群、小红书社区、豆瓣小组、抖音粉丝群等场域存在的“趣缘”群体也是开放的，既有此起彼伏的消长，也有你唱我和的沟通。他们并不排斥其他文化场域“破圈”而来的优秀产品，前述主流媒介的现象级产品正是在他们的接力传播与衍生创作中得以云游天下。反过来，他们的创意文化产品同样可以绚丽“出圈”。比如2020―2021年B站跨年晚会广受欢迎，其中“游园惊梦”般的九分钟戏曲节目《惊·鸿》更是惊艳全网，现代舞在昆曲、秦腔、评剧、川剧、河北梆子、京剧六种戏曲表演中穿梭，现代与传统对话，梦幻与真实交错，充分展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再塑的魅力和潜力。
四、体验的文化：
从视听景观到虚拟景观
现代的学者们对其生活的时代通常有高度凝练的概括。自从有摄影术以来，人类文化的“可见性”越来越强。苏珊·桑塔格就直接将现代性赋以“可见”的逻辑，她说，“当一个社会的主要活动之一是生产与消费形象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变成了现代的。”而在居伊·德波看来，“在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spectacles）的庞大堆聚。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都转化为一个表象。”文字传承文化的古典时代，无论是一墙之隔的园林，还是一分钟前离开的美人，如果没有画家的助力，只要“目不可及”，便只能依靠描述和想象。从摄影、电影再到电视，影像技术的进步与影像化程度的扩大一直伴随着人类现代文明的进展。在网络时空，以短视频为代表的大规模影像生产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类文化的生成方式。是文字还是影像？当一个都市街头的路人看到春天的一树桃花盛开时，他大概率不会去吟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而是会下意识地举起他的手机。
不过，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言，这实在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崭新时空。几千年的文化经验似乎都能够在技术赋权的影像海洋中变得“历历在目”，成为“可见”的文化视听景观。视听景观可以是静态的，让《清明上河图》《富春山居图》《南都繁会图》这样的古代生活图卷，在鼠标的移动下展开每一个细节；也可以是动态的，让李白和岑夫子、丹丘生千年之前的一场“将进酒”以浪漫的动画形式情景再现。视听景观可以是知性的，让《道德经》这样言有尽而意无穷的5000余字文本，衍生出动画、纪录片、微电影、网络综艺等洋洋洒洒的解读与搬演；也可以是日常的，让李子柒的田园慢生活，一集一集地铺展开传统文化的意境——正呼应了文化研究学派最重要的论断“文化是日常的”。视听景观可以是大众的，无数部手机就是无数个镜头，记录着人们在现代社会的传统创作或者传统生活；也可以是小众的，很多传统文化艺术家也在用VLOG、文化直播、网络课堂等方式与拥趸交流。“艺术家不再把艺术作为远离生活和公众的独立王国，而是愈加强调艺术与日常生活的汇流和融合，不再像过去那样拒斥应用艺术或实用艺术。”
以上枚举的文化景象是“可见”也“可听”的，但网络空间还有另一片让人感动的声景。在喜马拉雅、蜻蜓这样的音频分享平台，无论是驻点的建制广播机构，还是不计其数的大众主播，都会在人们的通勤时间或者深夜，以读书、说书、戏曲、音乐等方式表现丰富的传统文化内容，成为人们在加速社会中心灵休憩的声景空间。再者，根据中国盲人协会2021年的统计数字，中国的视障群体人数有1730万。对于他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可听”其实就是暗夜里的光亮，其媒介社会学的传播意义更加深远。
视听景观营造生产力的井喷释放在于影像技术——越来越强大且便捷的摄影技术、剪辑技术、传播技术，而虚拟数字技术的日新月异又将视听景观推向更全面更立体的虚拟景观。第一个层面是在影视产品中嵌入技术包装的特效视听场景，使其更有参与感和体验感。比如2023年春晚的电视与网络直播集成了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MR（混合现实）、XR（扩展现实）等一切最新的拍摄、特效、合成影像技术。让白泽、麒麟、貔貅、甪端、凤凰和鲲从《山海经》《庄子》等典籍中走出，以生动的姿态和孩子们做一次传统与现代的对望；让少林功夫的一招一式回荡于长空，与壮阔的山川同台，在肃穆的庙宇中操演；让青、黄、赤、白、黑等水墨点染的色彩具有了生命，伴随着裙裾飘飘、剑气萧萧，展现着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洒脱意境。
第二个层面的虚拟景观则创造了“沉浸式”的传统文化体验。比如在《王者荣耀》《原神》《逆水寒》等青年人喜欢的网络游戏中，年轻人能够以角色扮演、“皮肤”置换、时空游历等方式，在虚拟情境里接触亭台楼阁、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各种传统文化元素——它们普遍的风格是精美绝伦、意境隽永。这种比较长时间的游戏化生存对于受众的影响往往润物无声。有意思的是，《原神》这样的游戏甚至在“想象的生活”中培养了一大批热爱中国文化的海外粉丝。越来越多的博物馆，比如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开始通过VR数字虚拟展览的方式让人们在线上具身体验。以数字敦煌网站为例，只要注册登录，人们就可以用最熟悉的手机触屏方式，进入一座超时空参与式的“数字藏经洞”。这里有高清的三维立体影像还原，游戏化设计的友好界面，严谨专业的解说链接，让人们可以身临其境地直观感受；这里菩提树的细节可以放大，莫高窟的空间可以行走，千年之前的雕像可以“触摸”，人们有了比现实世界更自由更立体的感知方式。
历史延绵不断，新和旧永远是相对的。传统文化不是“社会结构中无生命的历史化了的板块”，而是“有生命的、积极参与社会形构的处于激活状态的文化历史元素组成的连续体，是不断更新的生长体”。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今天，习近平总书记“第二个结合”的新时代召唤进一步指引了承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方向。在这一文化继往开来的宏阔历史进程中，主流媒体与主流文艺生产机构责无旁贷，需要更加努力地去寻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契合点，创造出更多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文化产品。而网络时空万众参与、万众创新的文化生产与传播热潮，以及技术更迭、技术介入带来的文化产品形态演变，又已经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不竭动力。如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浪潮澎湃、江河奔流，也必将汇聚成中华民族精神的星辰大海。
（载本刊2023年第8期。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