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第二个结合”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
为深入学习贯彻此次会议精神，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传媒观察》第8期特推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专题，邀请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刘永昶担当栏目主持人。此组专题共推出三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切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场域，观察火热的现实生活，呼应重大的时代命题，表达学者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关切与热爱。
其中，南京师范大学刘永昶教授的《从“江河奔流”到“星辰大海”——网络时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汇聚与再塑》考察网络时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日新月异、丰富多元的动人态势，主流媒体的联动呼应，技术更迭的形态演进，社会大众的积极参与，共同推动着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上海大学张斌教授的《传统何以现代：中国式现代化影像的文化逻辑》考察了作为资源和标识的传统文化、作为价值和精神的传统文化以及作为新文化根基的传统文化，探析新时代影视创作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及其表达。
南京艺术学院恽彩锋副教授、南京大学熊忠辉研究员的《形态再造：媒介转型驱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再生产》则考察传统文化元素与媒介产业发展的紧密关联，指出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中，优秀传统文化同样可以成为助力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
今天推介本组文章的第二篇。
1992年，吴贻弓导演的电影《阙里人家》上映，市场和评论反响并不热烈，十几年后，导演仍认为该片是“很超前的，即使现在来看仍然是这样”。在当时下海出国成为潮流的语境下，这部电影却将视野聚焦于住在曲阜阙里一个五世同堂的孔子后裔家族，讲述几代人的矛盾冲突和感情纠葛，并借片中老太爷的口喊出“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宗，他叫孔子”，体现出对中华文化传统的强烈认同与回归。现在看来，这部电影确实具有极为深远的文化眼光。由这一历史长镜头反观当下，该片想要讨论的正是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事实上，自晚清以来，中国一直陷入“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跨世纪之问中，这一对立被不断放大，以至于20世纪中国追求民族独立和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不时出现否定传统的不良思潮。
然而，马克思早就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面对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大命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进一步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只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两个结合”，才能“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这些重要思想论断，深刻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的传承创新关系，为解决前述百余年来的跨世纪之问提供了理论回应，从而打通“传统与现代”“内与外”“中国与世界”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认识鸿沟，在新的起点上为包括影视艺术在内的当代思想和艺术创新领航定向。作为当代最重要的大众艺术形式，影视艺术是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影像故事的重要载体。新时代以来，围绕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七十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香港回归祖国二十五周年、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等重要时间节点，接续涌现出一大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影视作品。
基于此，本文将新时代以来的优秀影视作品视为贯彻“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文艺实践成果，分别从现象层、核心层、转换层三个层面讨论作为资源和标识的传统文化、作为价值和精神的传统文化以及作为新文化根基的传统文化，由此探析新时代影视创作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及其表达，彰显其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的来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大精神力量，促进影视创作的高质量发展以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作用，以此揭示中国式现代化影像应当遵循的文化逻辑。
一、现象层：作为资源和标识的传统文化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数千年绵延发展积淀着底蕴厚重的文化资源，形成丰富多元的文化标识体系，是影视艺术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头活水，可谓是全世界最庞大的IP资源库。创作者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译为“可视、可听、可感”的影视剧作品并呈现在中国观众乃至全球观众面前，使观众首先从影像的视觉感知上获得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多重接触，形成对“中国”这一文化实体的细腻理解，进而激发观众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核心层的价值与精神的向往。
（一）历史时空流转：和而不同的地域性与源远流长的连续性
中国是幅员辽阔、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具有和而不同的地域异质性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孕育于其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空间与时间维度为影视艺术提供了创作资源与创意主题。
空间维度上，中国山川河流众多，存在多样化的地理地貌与多姿多彩的自然景观，而“‘文化’通过时间作用于‘自然景观’并且形成多种‘形式’的混合物（人口、房屋、生产、交往），这些形式的混合物结合起来就成为‘文化景观’”。自然与文化景观共同为影视作品的“中国性”提供显著样貌。如长江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是影视作品经常聚焦的对象。从《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巴山夜雨》（1980）、《话说长江》（1983），到《三峡好人》（2006）、《长江图》（2016）、《春江水暖》（2019）；从《黄土地》（1985）、《黄河东流去》（1988）、《黄河绝恋》（1999）到《大河儿女》（2014）、《黄河尕谣》（2018），与长江黄河有关的影视作品频繁出现在观众面前，深刻反映着历史变迁中长江黄河两岸的物理面貌、百姓生活及其精神世界发生的巨大变化。
同时，地域文化的多样性，也在新时代影视作品的创作生产中得到愈加突出的展现。如在电影中出现了以万玛才旦、松太加、拉华加为代表的“藏地新浪潮”，推出了《塔洛》《阿拉姜色》《旺扎的雨靴》等藏语电影，引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当代转型。另外，以《春江水暖》《漫游》《柳浪闻莺》为代表的“江南电影”，以《路边野餐》《四个春天》《无名之辈》为代表的贵州电影，以《雄狮少年》《回南天》《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为代表的岭南电影等，共同构成广义上的“南方电影”。在电视剧领域，以《山海情》《装台》为代表的作品，则重新发现“西部”这一具有类型化标签的广阔空间中的历史与文化异质性。
时间维度上，“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数千年不间断的文明发展史，为历史题材影视剧提供难以穷尽的创作灵感，使其成为中国影视最具民族特色的庞大类型集合。
一方面，是以朝代为界的创作潮流，其以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帝王将相为故事核心，突出地体现在电视剧领域的生产创作上，并表现出某种回溯性的倾向。如在21世纪初期，清朝题材电视剧霸屏，不仅有《康熙大帝》《康熙王朝》《雍正王朝》等历史正剧，亦有戏说性质的《康熙微服私访记》和《还珠格格》三部曲等。此后则是以“大秦帝国”系列电视剧与《贞观之治》《贞观长歌》等为代表的反映秦汉与大唐时代的电视剧集中出现。近年来，《甄嬛传》《清平乐》《唐朝诡事录》等历史题材电视剧更具类型化特点，聚焦点也从帝王将相下移到士族知识分子或一般市井百姓。
另一方面，诞生于历史长河中众多光彩夺目的标志性人物也成为影视作品重点书写的对象。如《孔子》《司马迁》《王昭君》《大唐玄奘》《精忠岳飞》《天下长河》等作品，为中华民族史上具有高尚品格与傲然风骨的名人义士树碑立传，形成鲜明的民族精神标识系列
（二）文化记忆传承：历久弥新的典故与风情各异的习俗
扬·阿斯曼认为：“文化记忆是一个集体概念，所有通过一个社会的互动框架指导行为和经验的知识，都是在反复进行的社会事件中一代代地获得的知识，通过文化形式（文本、纪念碑等）以及机构化的交流（背诵、实践、观察）而得到延续。”对中国人而言，中华传统文化中历久弥新的经典故事与风情各异的民风民俗都是文化记忆延续与传承的符号与载体，是影视艺术创作不可多得的、意蕴深厚的“文化素材”。
自古以来，中华大地上就流传着众多家喻户晓的神话传说与传奇故事。如以《二十四史》等为代表的史传传统，以《山海经》《封神演义》《搜神记》等为代表的远古神话，以牛郎织女、白娘子、花木兰等为代表的民间传奇，以唐传奇、宋话本、元杂剧以及明清小说为代表的古典叙事文学以及以京剧、昆曲、越剧等为代表的深厚戏曲传统等，都为中国影视“讲好中国故事”提供深厚的文化基底。也正是在传统典故的汪洋大海中吸收养分，当代影视才涌现出大量优秀作品。在动画电影领域，《大鱼海棠》《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国奇谭》等近年来深受观众喜爱的作品，既有中国传统故事的原型支撑，又结合新的时代语境进行价值重构。此外，从《人鬼情》《霸王别姬》《新白娘子传奇》到《梅兰芳》《柳浪闻莺》《青衣》《鬓边不是海棠红》，根据戏曲故事创作的优秀影视剧也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影视风景。而中国影视业对《水浒传》《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等文学名著整体故事或单一人物的反复改编，也反映出中国观众对传统故事资源的持久兴趣，这些作品亦是在海外最早被接受、传播范围最广泛的中国故事。
不仅如此，文化记忆更凝结在礼仪教化、诗词歌赋、琴棋书画、节日节庆、服饰饮食等日常生活状态中，并构成中国最为核心的文化传统，是铭刻在国人心灵深处的“集体无意识”。这非常典型地表现于文化类电视综艺节目的持续热潮中。以中央电视台《中国诗词大会》《中国国宝大会》《中国书法大会》等“中国大会”系列节目为引领标志，《朗读者》《典籍里的中国》《中华好故事》等一批“有意思更有意义”的原创文化类节目接续推出，形成长达数年的“文化节目热”创作浪潮。2021年，河南卫视推出的以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等传统节日为主题的节庆文化类节目——“中国节日”系列节目再次引爆观众的收视热情，全网点击量破百亿。此后，中央电视台接续推出“古韵新声”系列节目，浙江卫视以二十四节气为核心创作“中国好时节”主题系列节目，均收获观众好评。
同样，在影视剧中，此类文化要素也是构成作品文化内涵和美学品位的重要组成部分，如电视剧《清平乐》《梦华录》中“清明上河图”画卷一般展开的宋人生活图景，焚香点茶挂画插花，市井风情栩栩如生。《长安十二时辰》《风起洛阳》等剧中则使观众领略到唐代长安都城以坊成城、东西两市的独特构造，以及不良人、叉手礼等历史文化样貌。甚至在《庆余年》《妖猫传》等影视剧中，诗词和诗（词）人本身即成为故事情节的重要支撑，更为凸显了传统文化精髓。
二、核心层：作为价值和精神的传统文化
《论语》有云：“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文以载道”一直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色。如果说，当代影视作品援引传统文化资源并系统化呈现其具象标识，形成了中国故事的自我面目，那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苏时强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代相传，表现出的韧性、耐心、定力，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价值和精神，真正构成了与观众形成共鸣的深层逻辑。因为“文化的核心首先体现在价值观念”，这些价值和精神实实在在地发挥着极为重要的社会功能，形构着“中国人”的精神面貌。
（一）天下为公、民惟邦本的政治追求
《礼记》开篇就描绘出儒家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而要实现这一社会政治理想，首先要处理的就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尚书》指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即统治者要“以天为则”，提升自己的德行，同时要根据民意来做事，也就是要“以史为鉴”“民贵君轻”。这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政治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就形成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
《建党伟业》《觉醒年代》《县委书记》等影视作品中，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建党救国、执政为民的政治观。如电视剧《觉醒年代》深刻细致地描写五四前后，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艰难思想历程。面对当时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的局面，“中国到底要走向哪里”的未来之路并不明朗，陈独秀、李大钊等思想先行者逐渐将目光转向东方，找到布尔什维克与马克思主义，并相约建立中国共产党，成就开天辟地的历史大事件。
《山海情》中的山和海，分别代表“东西部协作”工作机制的两方：宁夏和福建。虽然是党和国家的扶贫政策让双方走到一起，但真正牵动他们的，还是对人民群众过上美好生活的深情期许。通过影像叙事，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宏大追求、东西部协作的使命责任转换成具体可感的人物命运，正是德宝、德福、水花等涌泉村村民，陈金山、凌教授、杨县长等福建援宁干部和当地干部，以及多个群体的团结一致、共同奉献，才实现涌泉村到闽宁镇的历史性变迁，由此艺术化地展现党领导全体干部群众努力奋斗实现全面脱贫坚定承诺的艰辛过程。
（二）家国一体、兴亡有责的社会情怀
中国文化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伦理中心，家国同构，天人合一”。伦理中心，表明中国文化以家为基础，以家的伦理为范型，推行于国，又推行于天。因此，“家国同构”就是“家庭-家族与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的共同性”，家庭和国家紧密连接，公与私、日常生活与社会政治之间并不是平行线，而是交叉线，最终形成《大学》里提出的“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具有实践理性的儒家人格理想以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情怀。“家国同构”的社会文化结构深刻影响并反映在从古至今中国的文学艺术传统中，如杜甫的诗歌、名著《红楼梦》、中国早期电影的家庭伦理情节剧传统与当下的主题影视剧创作等，大多数作者都保持着“个人-家庭-国家”的创作自觉，以家喻国、从国观家，通过两极之间的积极互动形成“家国同构”的叙事艺术传统。
具体而言，个人选择与国家需要密切相关，从而构成矛盾冲突，“舍小我为大我”往往是主人公最终一致性的价值选择。电视剧《功勋》通过英雄与妻子（丈夫），英雄与战友，英雄与领导者三组人物关系结构，从功勋之后、功勋之内、功勋之外等三个角度表现英雄与集体、国家的紧密关系。每一位功勋人物，都承受着正常家庭生活的严重缺失，怀抱着将自己和家庭都奉献给国家的发展需要、实现“愿天下人都有饱饭吃”“一万年也要搞出核潜艇”的理想。电影《守岛人》中王继才夫妇同样如此。他们在偶然中上岛，在几十年里坚守，为此不仅其长女失去受教育的机会，也错过为王父送终。从人伦上讲，王继才夫妇是有遗憾的，但因为“守岛便是守国”的信念升华了人伦的缺失，其自我牺牲的崇高品质获得广大观众的认同。电视剧《清平乐》描写宋仁宗时期众多熠熠生辉的知识分子群星，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人，其个人命运的浮沉、人格的光辉与政治理想的起伏，鲜明地与国家发展方向关联。此外，《人世间》《漫长的季节》之所以受到观众的喜爱，也是因为从周家和王家两个工人家庭的命运跌宕中看到整个国家发展变迁的艰辛历程。
（三）诚信义利、以义节利的经济伦理
马克思曾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的逐利本性，使得“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着绞首的危险”。中国古代社会虽然没有孕育出典型的资本主义，但却诞生出独具特色的中国商业伦理。这一商业伦理的核心是在诚信的基础上追求义利平衡，以义节利，因而可以纠偏市场经济中资本的逐利本性，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伦理。这种商业伦理的产生，一方面来自于传统儒家的道德规范对商人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来自行业自身规范的传承。如电视剧《那年花开月正圆》中，周莹进入吴家学习经商，吴蔚文对她的诚信教育与周莹自己对养子的诚信教育，形成前后映照，鲜明体现诚信义利的中国商业伦理。
再如电视剧《鸡毛飞上天》描写改革开放的历史语境中，浙商如何既传承优良传统又发扬新时代精神的故事。剧中“敲糖帮老资格”金水叔秉承“进四出六”“赚一分撑死人，赚一毛饿死人”等祖传的货郎口诀，广结人缘、脚踏实地、诚实守信。他的养子陈江河则在拥有优良品行的基础上，以极强的行动力和执行力在改革开放浪潮中发现新的商机，洋溢着中国新一代创业者自信大胆、勇于创新、包容开放、与时俱进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
（四）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观念
2022年2月4日立春，第24届冬奥会在北京开幕，开幕式上二十四节气数字倒计时的设计惊艳世界，“天人合一”的思想让中国文化再次闪耀全球。“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思想之一”，在儒释道三家思想体系中都有所阐释。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亦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其意均在表达人要向天地万物学习，尊重自然规律，行为要合乎万事万物自然而然的本性。如此，方能包容圆融，执两用中，守中致和，形成万物并育、生机勃勃的状态。
这种生态观念实际上包含两个方面。其一是中华文明与时偕行的生命观，集中体现在传统节日节气中。中国人用二十四节气来记录四季转换与农耕时节，并逐渐形成时节体系和民俗事项相互交织的复杂系统，将“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这一整体循环的时间体系，以及“临水”“登高”这两个与时间轮转相应的节庆习俗结合起来，蕴含着悠久的文化内涵和历史积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与节气随行的传统节日，“与大自然的四季迁化有机地组合在一起，与一个又一个精彩的节日传说结合在一起，为先民的时间轨迹雕上了美丽的刻度”。在“中国节日”系列节目和“中国好时节”系列节目等节庆文化类节目中，无论是对节日本身习俗的展现，抑或是对节日传说的重述，还是对与之有关的诗词歌赋的大量引用、文人墨客与民族英雄的贯穿聚合，都以一种生动可感的方式彰显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及有机传承，同时也激活深藏于观众心中的文化基因。
其二是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意识，蕴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发展理念。如《我的父亲焦裕禄》 《千顷澄碧的时代》《绿水青山带笑颜》等影视作品，聚焦于我们党长期以来致力于生态脱贫工作的伟大实践，使曾经气候恶劣的盐碱之地、高山之地、沙漠之地，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持续治理下，如今都变成了生机盎然的生态绿洲。
（五）美美与共、休戚相关的全球理念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费孝通曾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交流十六字方针，其基本立场就是各民族文化平等交流互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早已认识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道理，中华民族始终崇尚以德服人、以文化人。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提出了国与国交往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发展理念，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加以落实。
近年来的新主流影视作品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发展理念也得到充分表达，引发世界观众的关注。《流浪地球》系列、《红海行动》、《埃博拉前线》等作品将中国价值体系融入到全球价值体系中，用艺术形式形象生动地阐明“中国国力强大之后会怎样”这一世界之问，传达具有全球普遍性的共同价值，提供好莱坞之外的另一种答案。如《红海行动》就通过“中国在非洲他国撤侨的故事，形象地展现了中国承担国际责任、尊重他国主权和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的理念，在电影中表达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共同价值，并传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中国和平崛起的基本国家立场”。而《流浪地球》系列、《独行月球》等电影所提出的“带着地球去旅行”和“舍生取义”的情节构造，更是用中国人的价值理念刷新科幻电影千片一面的状况，生动诠释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
三、转化层：作为新文化根基的传统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为中华民族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和丰厚文化滋养。毋庸置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本源，是培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沃土，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因此，影视艺术创作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作为文艺实践的方法论深入挖掘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技术赋能与年轻态审美的两翼路径拓展观众的想象力消费空间，实现传统和当下的情感共鸣，促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的新文化。
（一）守正创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方法论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理念，成为指导当下影视创作的根本方法论。“两创”是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挖掘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于“批判继承”的扬弃发展中实现其现代性转化。质言之，“两创”是守正创新的有机统一。
“两创”的前提是“守正”，即充分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涵的现代价值，值得大力传承与弘扬。影视艺术在“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过程中，需增强“以我为主”的文化主体意识，形成创作上的文化自觉，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尊重、保护、继承、鉴别中，认清源头、分辨优劣，“正面发掘、诠释与提倡其优秀的、精华的、有现实生命力的部分”。在理性科学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质属性的基础上，创新则是着力点和关键环节。
一方面，要紧密结合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语境，用影视化语言表达其中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呼应的理念精神与思想精华。如学界提出电视节目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三种方式：留存、体验、创造。所谓留存，即对传统文化进行一种普泛式的打捞寻迹、多层级的凝练提纯以及艺术化的精美再现；所谓体验，即对传统文化的一种临场式的观摩体察、多元化的亲历体味以及友好性的分享传播；所谓创造，即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动态化定位立意、时尚化的重塑改造以及开拓化的融合创新，是影视创作镜鉴的具体参考路径。
另一方面，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影视创作应深刻把握中华文明包容性的突出特性，积极吸收世界各个民族国家的优秀文明成果，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焕发出蓬勃生命力。如在中国影视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过程中，通过“外国人讲好中国故事”“中国叙述全球故事”等方式开拓国际化创作视野，以“转文化”传播交融共同价值等等。不论是向内的古为今用，还是对外的兼收并蓄，都是要“使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中的优秀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优秀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二）技术赋能：想象力表达的空间延展
互联网语境下，受众对充满想象力的艺术作品的艺术欣赏和文化消费具有巨大需求。如前文所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拥有数不胜数的神话传说与文化典故，内蕴着中华民族高度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而技术是赋能想象力表达的重要手段，伴随着虚拟现实、增强现实、CG动画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应用，影视艺术正突飞猛进地走向虚拟化、智能化，技术赋能使得之前弥散于日常生活中难以表达的传统文化内容能够进行创造性的影像转化，在想象力表达的美学扩容中实现“思想+艺术+技术”的意义增容。
从电视节目的生产来看，信息化的技术工业体系打破传统舞台边界，将其转变为超真实的“虚拟-现实”空间，形成观众、作品与文化融为一体的动态场域，促使观众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韵外之致与味外之旨。线上，《祈》创造了曹植笔下的洛神在水下翩翩起舞的唯美画面，《唐宫夜宴》根据安阳张盛墓出土的乐舞俑再现隋代歌舞的生动场景，《只此青绿》传达青绿山水杰作《千里江山图》的悠远意境。线下，《非遗里的中国》等文化类节目将舞台置于光禄古镇、尧坝古镇等真实存在的物质文化遗产中，通过技术加持构建虚实共生的“展演空间”，观众不仅可以“虚拟在场”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亦可以“亲身在场”进行种草、打卡等互动活动，切实达到“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文旅融合发展效果。
同样，在动画、电影等领域，技术创新助益影视作品“故事世界”的搭建，有力地支撑创作者的想象力肆意飞翔。譬如中国动画源源不断地将中华传统文化中丰富的神话传说、传奇故事、历史演义等搬上银幕，构造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神话宇宙”，每一部作品的问世都为中国特色“神话宇宙”的开发贡献了力量。可以展望，影视艺术的想象力边界仍会不断拓展，依托中华传统文化中取之不尽的灵感创意，创作出更多艺术审美和价值引领兼具的精品力作。
（三）年轻态审美：传统和当下的情感共鸣
随着社会的深度媒介化与数字化，社交媒体成为数字时代的“基础设施”，年轻观众群体热衷于“参与式文化”，积极通过在线互动方式加入到影视作品的生产与传播过程，业已是影视作品最主要的消费主体与受众群体之一。而通过对影视作品的审美消费，增强年轻观众对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自信，进而在全球化时代确立民族文化主体性，正是“两个结合”形成的新文化所要达到的主要目标之一。
在影视作品的“生产-消费”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性、古典性与深刻的文化内涵，常常对年轻观众构成一定的接受挑战。这一矛盾成为影视艺术工作者必须要克服与解决的困境。可喜的是，近年来影视作品创作者逐渐摸索出一条具有可行性的发展路径——年轻态审美。所谓年轻态审美，指的是“影视作品在思想传达、艺术表达、情感触达等方面与青年观众审美需求形成的显在或潜在的协调沟通方式与能力。它不仅仅是在故事构造和情节语言等具体手段上采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来进行艺术创作，更重要的是通过精巧的艺术构思营造能与青年观众进行精神对话的综合性艺术空间”。
年轻态审美意味着在历史质感与文化支撑的基础上，寻求影视艺术与青年观众的通感与移情。可以显见，几乎所有取材自传统文化资源的影视剧均悉心打造高度艺术性与标志性场景以形成具有冲击力的视觉展示。如《深海》中粒子水墨构造出瑰丽奇幻的海底世界，《春江水暖》中创化自中国传统绘画的卷轴式电影语言，以及《长安三万里》中重现繁华气派的盛景长安、风光旖旎的雅韵扬州以及苍凉辽阔的萧瑟塞北等等。不止于此，以“中国节日”系列节目为代表的文化类节目基于历史文物的深稽博考，从深层文化进一步激发与年轻观众在情感与精神价值上的强烈共鸣。影视作品作为当代最具影响力和传播力的艺术样态，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有效地传达中国形象、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负有至关重要的历史使命。
（载本刊2023年第8期。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