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98年，教育部颁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标志着中国新闻传播学在本科生教育中成为一级学科。在学术史层面，2023年是中国新闻传播学上升为一级学科25周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云南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廖圣清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付饶、钟美丽、周源及云南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程俊超在《传媒观察》2023年第8期刊文，使用文本挖掘（n=47593）、内容分析（n=3750）和社会网络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基于知识管理过程的理论视角，从知识创造、知识存储、知识转移三个方面考察1998―2022年9种CSSCI新闻传播类期刊文章的总体状况、发展脉络和地区差异，由此评估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情况。研究发现：从1998―2022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知识创造水平不断攀升，学科自主性仍需提高；知识存储环境更迭迅速，内在知识库更新缓慢，受众研究与效果研究有待加强；需推动理论研究与方法研究的规范发展，以促进知识积累与应用。

　　1998年，教育部颁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标志着中国新闻传播学在本科生教育中成为一级学科。2023年是中国新闻传播学上升为一级学科25周年。当前，中国传媒业处于结构性变革时期，媒介技术加速革新，新闻传播学面临学科的转型升级。推动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是学科自主性和民族自主性的结合。在学科自主性方面，新闻传播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在与其他学科的资源交流过程中，目前仍处于弱势；在民族自主性方面，当前，“中国经验”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西方概念、理论的注脚。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也应该建构自身知识的主体性，进而体现其民族自主性。

　　本研究以知识管理过程为理论框架，以1998―2022年9种新闻传播类CSSCI期刊发表的47593篇文章为研究对象，通过文本挖掘、内容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等研究方法，分析近25年间中国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内涵和外延，并考察其发展脉络和研究轨迹。

　　本研究基于知识社会学视角，以Alavi和Leidner提出的知识管理过程（Knowledge Management Processes）为理论框架，系统考察知识体系建构的前三个环节：知识创造、知识存储、知识转移。同时，本研究进一步考察知识管理相关变量的历时性和地域分布情况，以全面考察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历史与现状，为构建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实证资料和理论思考。

　　知识创造

　　（一）研究论文、作者及机构数量

　　9种新闻传播学CSSCI期刊1998―2022年刊发论文的数量：1998―2012年间论文数量逐年上升，2011、2012年均达到2632篇。2012―2020年，论文数量持续下降至1686篇。2020―2021年，论文数量增至1765篇，随后降至2022年的1537篇。

　　47593篇论文共有作者28376位，发表论文数量排名前5位的作者为：陈力丹（157篇）、曹鹏（148篇）、游苏宁（146篇）、喻国明（114篇）、郭建良（95篇）。共有7216家研究机构发表过论文，发表论文数量排名前5位的研究机构为：中国传媒大学（2881篇）、中国人民大学（1835篇）、复旦大学（1819篇）、武汉大学（1003篇）和南京大学（924篇）。

　　（二）跨学科合作研究情况

　　中国新闻传播学存在跨学科合作研究的论文占比为6.2%。1998―2022年间，跨学科合作研究论文占比逐年上升，从1998―2002年的1.8%，上涨至2018―2022年的13.1%。而且，跨学科合作研究时期变化的差异，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x2=100.667，p<0.001）。从地区来看，跨学科合作研究在地区上的差异，达到显著水平（x2=29.681，p<0.001）。中部地区（12.6%）和其他地区（12.5%）的跨学科合作研究论文占比高于西部（5.9%）和东部（5.4%）地区。

　　1998―2022年，共有来自70个一级学科的2985名作者合著完成了1238篇论文，占抽样论文总数的33.0%，在合著论文中，作者数量排名前5位的学科是新闻传播学（1843人次）、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496人次）、基础医学（76人次）、教育学（45人次）、戏剧与影视学（43人次）。总的来看，合作研究网络拥有较高的联通度（0.809）、较低的碎片度（0.191），这表明，大多数学科都参与到新闻传播学跨学科合作研究中；新闻传播学处在合作网络的核心位置（0.668），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0.345）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0.323）次之。

　　1998―2022年间，跨学科合作研究规模不断扩大，合作网络的节点数从1998―2002年的25个提升到2018―2022年的43个；跨学科合作研究活跃程度不断提升，网络的边数和平均度分别从1998―2002年的46条边、1.840上升至2018―2022年的140条边、3.256；跨学科信息流动先降后升，网络密度由1998―2002年的0.163上升至2018―2022年的0.251；尤其近5年，不同学科的跨学科合作研究参与度变高，网络的联通度从1998―2002年的0.573上升至2018―2022年的0.953，网络碎片度从1998―2002年的0.427上升至2013―2017年的0.592，随后下降至2018―2022年的0.047，这意味着合作研究由学科内部转向学科之间；学科之间的接近程度相对平稳；曾经位于合作网络核心位置的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戏剧与影视学，在最近5年被基础医学（0.427）、计算机科学与技术（0.416）所取代；新闻传播学（0.700）核心位置更加凸显。

　　知识存储

　　（一）研究样本

　　在随机抽取的3750篇论文中，涉及研究样本的论文为361篇，占比仅9.6%，论文数量呈逐年增长趋势，在2013―2017年达到顶峰113篇后，下降至106篇。研究社会组织（52.4%）和所有人口（23.5%）的论文比例最高。研究老年人群体的论文占比最低（0.8%）。涉及研究样本论文的时期差异，未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x2=27.148，p>0.05）。同时，涉及研究样本论文的地区之间差异，也未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x2=16.770，p>0.05）。

　　（二）媒介内容

　　在随机抽取的3750篇论文中，涉及媒介内容的论文为688篇，占比为18.3%。涉及媒介内容的论文时期变化的差异，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x2=39.856，p<0.05）。新闻和评论内容（47.2%）占比最高，但呈现逐年下降趋势，从1998―2002年的64.6%下降至2018―2022年的40.7%；相反地，影像呈现逐年上涨趋势，从1998―2002年的10.1%上升至2018―2022年的30.5%。涉及媒介内容论文的地区之间差异，未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x2=12.113，p>0.05）。

　　（三）渠道研究

　　在随机抽取的3750篇论文中，涉及研究渠道的论文数量达1000篇，占比26.7%。在时期差异上，印刷媒体渠道从1998―2002年的33.0%上升至2003―2007年的47.3%，后下降至2018―2022年的14.5%；互联网在2003―2007年后急剧上升，从2003―2007年的22.2%，上升至2018―2022年的65.8%，是所有研究渠道中变化最大的项目。涉及研究渠道论文的时期变化差异，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x2=160.383，p<0.001）。涉及研究渠道论文的地区差异，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x2=20.656，p<0.05）。东部地区研究渠道为互联网的数量（345篇）远高于中部（74篇）、西部（33篇）地区，但东部地区占比（43.8%）却低于中部地区（56.9%）、略高于西部地区（43.4%）。

　　（四）效果研究

　　在随机抽取的3750篇论文中，涉及研究效果的论文仅占比4.5%。态度（28.1%）、认知（24.0%）、行为（19.8%）是效果研究较为常见的项目。此外，情感是近5年来兴起的效果研究项目。涉及研究效果的论文时期变化的差异，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x2=40.095，p<0.01）。但是，地区之间的差异，未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x2=10.206，p>0.05）。

　　（五）研究议题

　　通过对47593篇论文的标题进行LDA主题建模，识别出的议题可明显分为两类：新闻传播类和编辑出版类，占所有新闻传播研究论文的68.5%。识别出议题的论文中，编辑出版类包含出版业务、数字出版、学术出版、主题出版等议题。新闻传播类议题，共识别出10个议题。其中，占比最多的是新媒体（17.9%），其次是新闻业务（13.3%）、电视研究（8.8%）和传媒产业（8.8%）；随后是批判研究、舆论监督、国际传播，占比均为8.5%；研究较少的议题是传播理论（4.7%）、新闻史（4.1%）和新闻传播教育（4.0%）。

　　1998―2022年，不同研究议题的论文数量存在显著差异（x2=228.127，p<0.001）。整体而言，排名第一的新媒体议题呈明显上升趋势，从1998―2002年的15.9%上升至2013―2017年的19.1%，而后在2018―2022年小幅下降至17.8%。同时，国际传播议题的占比大幅上升，从1998―2002年的6.8%上升至2018―2022年的10.1%。舆论监督、新闻史和新闻传播教育等议题出现小幅上升趋势。占比较多的电视研究数量比例下降，从1998―2002年的10.6%下降至2018―2022年的7.4%；与该议题相关的新闻业务、传媒产业研究同样呈下降趋势；批判研究比例趋于平稳。另外，传播理论议题也呈现下降趋势，从1998―2002年的5.3%下降至2018―2022年的3.4%。此外，2018―2022年，部分研究议题发展趋势有所变化，新媒体议题从原本的上升趋势转为下降，新闻业务议题从原本的下降趋势转为平稳。

　　（六）研究领域

　　在随机抽取的3750篇论文中，媒介产业占比37.1%，位居第一。其次是媒介内容（14.9%）、讯息生产（9.7%）、媒介从业者（8.6%）以及新闻传播学研究（8.0%）。占比最少的研究领域是新闻传播学方法，仅为0.2%。研究领域时期变化的差异，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x2=301.149，p<0.001）。此外，媒介产业领域东部和西部地区占比都为37.5%，中部地区为34.4%。研究领域地区之间的差异，未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x2=28.828，p>0.05）。

　　知识转移

　　（一）理论构建

　　在随机抽取的3750篇论文中，317篇论文含有理论，占比不足一成（8.5%）。1998―2022年，论文包含理论的比例呈现先升后降趋势，由1998―2002年的5.7%上升至2013―2017年的11.2%，后减少至2018―2022年的6.3%，下降幅度较大。西部地区的论文含有理论比例最高，为9.2%，东部地区的论文含有理论的比例最低，为8.3%；然而，论文是否包含理论在地区上没有显著差异（x2=0.379，p>0.05）。

　　317篇包含理论的论文，7种理论被提及10次以上。被提及最多的理论是议程设置理论（44次），被提及10次以上的理论还包括“框架理论“（17次）、“麦克卢汉思想”（17次）、“沉默的螺旋”（13次）、“把关理论”（12次）、“使用与满足”（11次）、“创新扩散”（11次）。在这些理论中，传播效果理论较多。但在被提及3次以上的理论中，批判理论较多。同时，被提及3次以上的理论大部分为新闻传播学理论，较少涉及其他学科理论。

　　研究涉及的理论主要来源于传播学，占比为48.3%（一种理论可能有多个来源）。此外，社会学（11.1%）、经济学（11.1%）和心理学（10.5%）也是研究的主要理论来源，且占比远高于其他学科。

　　1998―2022年，论文的理论来源是传播学的比例，呈现下降趋势，从1998―2002年的60.0%降至2018―2022年的41.1%。

　　在理论使用方面，大多数论文停留在“仅引用”“理论应用”上，占比分别为46.5%和30.2%。将理论“作为研究框架”的论文在1998―2022年之间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从1998―2002年的3.4%增加至2018―2022年的21.3%。“理论应用”从1998―2002年的20.7%上升至2008―2012年的36.4%，随后下降至2018―2022年的19.1%。

　　（二）研究方法

　　含有研究方法论文的时期差异，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x2=65.102，p<0.001），包含研究方法的论文比例，呈现上升趋势，从1998―2002年的5.4%上升至2018―2022年的16.0%。中部地区论文含有研究方法的比例（28.3%）略高于西部（26.2%）和东部（23.0%）。同时，有无研究方法在不同地区存在显著差异（x2=8.472，p<0.05）。在随机抽取的3750篇论文中，77.3%采用诠释研究取向，19.0%采用实证研究取向，0.6%采用批判研究取向，3.1%采用其他研究取向。在方法论方面，89.5%的论文不包含任何研究方法。在包含研究方法的392篇论文中，8.6%的论文持定量方法论，1.4%持定性方法论，仅17篇论文（0.5%）持混合方法论；同时，内容分析、调查法是最为主要的研究方法，分别占比5.1%和3.4%；话语分析、民族志是使用较少的研究方法，占比都为0.2%。

　　结论与讨论

　　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是不断变化的过程，容易受到技术、文化、社会结构等因素的影响。本研究考察了1998―2022年9种新闻传播学CSSCI期刊论文，试图从知识管理的视角分析近25年来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知识体系建构情况。

　　（一）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知识创造水平不断增强，正拓展学科“融合性”，但学科自主性仍有待提高

　　经过25年的发展，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论文数量、作者数量、研究机构数量都有明显增长。1998―2022年，9种新闻传播学CSSCI期刊共刊发论文47593篇。有28376位作者、7216家研究机构参与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知识体系构建。论文数量自1998年逐年上升，在2011、2012年达到2632篇后开始回落。2022年，期刊发文数量为1537篇，仅为巅峰时期的58.4%。这体现出，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知识创造水平在近10年出现从重量到重质的新趋势。

　　整体而言，中国新闻传播学正努力拓展学科“融合性”。跨学科合作研究比例不断攀升，从1998―2002年的1.8%，上升至2018―2022年的13.1%。另外，跨学科合作研究也呈现明显的地域特色。中部地区（12.6%）和其他地区（12.5%）的跨学科合作研究论文占比高于西部（5.9%）和东部（5.4%）地区。由此可见，作为一门交叉学科，中国新闻传播学始终在寻求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发展，中部地区的跨学科合作研究水平更为突出。近5年来，中国新闻传播学跨学科合作研究呈现新的趋势，跨学科合作取向由“自环”逐渐转向“外联”，学者们更倾向于和基础医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自然科学学者合作。

　　然而，其他学科背景的学者进入新闻传播学领域，也会分散新闻传播学科核心的知识体系。研究发现，论文的理论来源是传播学的比例，从1998―2002年的60.0%下降至2018―2022年的41.1%。来自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的理论比例不断上升。这些数据表明，跨学科合作研究的确促进了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理论发展，推动了知识体系的发展。但同时，跨学科合作研究也分散了新闻传播研究对传统概念、理论的关注。因此，在推动跨学科发展的同时，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也需要创新发展新闻传播学的核心基础概念，探索信息传播规律，以回应社会发展中的传播问题与媒介产业现象。

　　（二）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知识存储环境更迭迅速，内在知识库更新缓慢，需加强受众研究与效果研究

　　从知识存储的角度来看，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知识存储库包含两个维度：知识本身和与知识相关的环境。一方面，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知识存储在不断顺应媒介环境的变化，“新媒体”研究带动知识的流动与创新。研究发现，研究印刷媒体和电视的论文占比分别从1998―2002年的33.0%和21.6%下降至2018―2022年的14.5%和8.1%，研究互联网渠道的论文数量从1998―2002年的26.1%上升至2018―2022年的65.8%，涨幅近250%；对移动设备的研究实现了从0%至3.8%的突破。从新闻传播研究的研究议题，也可以看出类似的规律。“新媒体”是排名第一的研究议题，占比17.9%。而且，在LDA模型识别出的主题词中，“互联网”“数字化”“媒体融合”等关键词散落在各个主题中。这表明大多数的中国新闻传播研究议题，都考察了媒介技术、媒体转型等主题。值得注意的是，1998―2022年，国际传播议题占比从6.8%上升到10.1%，这表明新闻传播研究对文化输出、民族自主性话题尤为关注。自主知识体系，主要是针对以西方中心主义为主导的“他主”知识体系而言。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新闻传播学本土化的中心任务是明确知识的主体性、知识管理过程的自主性，关注中国新闻传播议题，以构建学科自主性和民族自主性。

　　另一方面，新闻传播研究的知识存储库更新缓慢，亟须加强受众研究和效果研究。从研究样本和研究效果来看，中国受众研究与效果研究发展较为缓慢。涉及研究样本的论文仅占比9.6%；社会组织和考察所有人口仍然是占比最多的研究对象，对老年人、妇女、青少年研究较少。这表明，当前的新闻传播研究更关注媒介产业发展，倾向于用普遍的人口样本揭示基本的传播规律。如今，中国人口结构发生明显的变化，正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在时代变迁与社会转型背景下，新闻传播学科需要将学术研究融入到国家发展战略中，充分考虑老年人、青少年、女性等少数弱势群体面临的传播问题。同时，涉及研究效果的研究仅占比4.5%。此外，与情感效果相关的研究在近5年逐渐兴起。未来的研究，仍需加强受众研究与效果研究，打开传播受众与效果研究的“黑箱”，探索全新的知识情境，以创新中国新闻传播学知识库。

　　在媒介内容方面，依托于社交媒体的兴起，影像内容占比从1998―2002年的10.1%上升至2018―2022年的30.5%，直接考察新闻和评论的论文占比从1998―2002年的64.6%下降至2018―2022年的40.7%。未来的研究，也可以广泛考察基于图片、声音、文字、视频的多模态信息，以综合考察媒体的信息传播效能。与媒介内容相关的“媒介产业”研究占比37.1%，在研究领域中位列第一。然而，学术界关于社交媒体、数字转型的研究热情高涨，尽管带来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也会导致基础研究不足。技术改革背景下，5G、元宇宙、ChatGPT人工智能等热点媒介现象层出不穷，以媒体融合为代表的国家政策得到广泛讨论。在很大程度上，这些研究反映了中国特色与中国经验。然而，大多数是诠释性和批判性研究，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较少。因此，中国新闻传播学在建构具有民族自主性的知识体系上，面临如何在本土议题中寻求科学方法和原创理论的挑战。

　　（三）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理论知识转移不足，诠释研究多，需加强规范的理论研究与方法研究

　　研究发现，论文包含理论的比例在1998―2017年间呈现上升趋势，但在近5年间，包含理论的论文比例从11.2%下降至6.3%。同时，76.7%的论文对于理论的使用停留在“仅引用”“理论应用”等理论的浅层使用上，较少涉及“将理论作为研究框架”“理论比较”“理论评价”“理论检验”“理论整合”。绝大多数研究都是引用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现象。这表明，在知识转移过程中，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仍然缺乏创新能力，需要不断推进对中外理论的转化、实践与理论的转化。

　　1998―2022年，论文包含研究方法的比例逐年增加，从5.4%上升至16.0%。这反映出，中国新闻传播学者的研究规范性有所加强。然而，诠释研究依然是中国新闻传播学的主要研究取向，占比为77.3%。当前，学术界对前沿国家政策、媒介现象关注较多，且主要是阐释性或批判性分析，较少构建自主科学的概念体系和理论体系，同时也缺乏科学规范的研究成果。由此可见，在学科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知识的积累以研究方法和理论的缺席为代价。但如果没有科学的理论和规范的方法，已有知识则难以为后来研究者所用，也就无法服务于知识体系的构建。因此，构建中国自主的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一方面，需要提升知识管理的转移效率，促进知识的积累与循环。另一方面，需要积极主动加强国际对话，批判吸收西方理论，推动文化互鉴，促进多元文明实践。另外，也要坚持理论创新，把握方法自觉，将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作为抓手，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科系统性、创新性发展。

　　（载《传媒观察》2023年第8期。原文约23000字，标题为：《何以自主？中国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演进脉络（1998―2022年）——基于知识管理过程理论的内容分析》。此为节选，图表、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传媒观察杂志”公号全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fdwtsymUCNAo6pdZF_-U8w

　　。本文为广电总局部级项目“广播新闻舆论引导力研究”（GD1904），复旦大学人文社科先锋计划“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知识谱系：议题、方法与理论（1998―2017）”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廖圣清，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云南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付饶、钟美丽、周源，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程俊超，云南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