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数字化席卷全球的当下，媒介技术已成为人类生存的基本工具，但随之而来的负面影响给青年群体带来极大精神压力，因此，部分青年个体自发连接起来追求低数字欲望的生活模式。其中，“数字极简主义”与这种生活方式不谋而合，因而赢得了广泛支持与实践。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徐冠群和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图书馆副研究员朱珊在《传媒观察》2023年第8期刊文，发现对“过度充盈”的信息、连接与媒介应用的倦怠和矫正需求，促使青年群体转向以“数字极简主义”为核心的后数字化生活；以“反连接的强化”“数字档案的清除”“选择性的永久离线”为主的“数字断舍离”是其践行“数字极简主义”的主要方式。“数字极简主义”帮助青年群体重塑数字边界、掌握数字生活，但其背后仍存在问题与阻碍：该群体时常以技术逻辑而非真正具体的自我来和媒介技术相抗争，对数字极简理念理解的混乱导致数字噪音与有价值事物的管理错乱；同时，技术逻辑与数字社会的客观现实也会给青年群体带来挑战，技术的上瘾性、“连接自我”的生存状态等都会让该群体陷入被动的状态。
一、绪论
“我们已经无处可逃。”海默尔在探究日常生活与文化研究的未来时，曾提出这句箴言。他站在过去预言了数字时代社会生活的基本面貌：数字媒介全面占领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无法逃避媒介化的生存规则，无法逃避技术体系的统治原则，亦无法逃避连绵不绝的信息流和连接无处不在的网络天堂，简单来说，个体无法逃离媒介作为通用目的技术的社会。对作为数字原住民的青年一代而言，媒介技术已成为自身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说现代社会对于“物”的消费是人的存在方式，在数字时代这种消费便转移到“非物（non-things）”的信息与数据身上，青年群体对互联网与数字媒介的痴迷使部分人沦为“数据性恋者（datasexual）”（注：痴迷于收集和分享个人生活信息的人）。
虽然数字媒介作为改善生活的力量能够帮助青年群体获得知识、满足情感需要、达成身份认同，然而由媒介技术融合而成的虚拟世界已经覆盖了现实社会的所有个体，人们被持续地赶入数字世界。数字技术用一种隐蔽却强大的暗示来定义着使用者的世界观，不断强化数字生活相对于真实生活的重要性，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部分人开始沉迷数字媒介并对其产生依赖。
近来，随着技术批判的进步，人们逐渐看到媒介依赖与信息巨瀑的背后是个体对自我失去掌控，人们便有意摆脱“数字媒介综合症”，以“数字排毒”“社交脱敏”“网络断联”等方式主动与媒介保持距离。这些方式遵循着同一种价值理念，即“数字极简主义（Digital Minimalism）”。该概念由计算机科学家卡尔·纽波特提出，是一种聚焦数字技术使用的指导哲学，其主张审慎地使用一切数字工具并将自身数字活动最优化，让数字媒介和数字实践的效用最大化，同时尽可能少地侵蚀使用者的现实生活。纽波特认为数字时代中的个体与主导文化的科技之间维系着令人担忧的关系，过度使用数字媒介带来的心理上瘾、自主权缩限、意义丧失等让个人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然而，对数字媒介的担忧不等同于成为新卢德分子（注：卢德主义指对新技术和新事物的一种盲目破坏）并放弃使用科技，而应发展一种成熟的媒介使用理念。这种理念以深度价值观为基础，能准确回答“该使用何种工具”“如何使用它们”的问题。纽波特将这种理念定义为“数字极简主义”，其以“简洁亦可丰富（less can be more）”为核心。
当“数字极简主义”的理念借由全球互联网进入中国后，部分青年群体如同找到对抗数字时代虚无与焦虑的良药，纷纷对此作出反响和行动。借助网络提供的共在空间，一些有意实施该理念的青年个体于豆瓣成立“数字极简主义者”小组，以践行纽波特在书中提出的“数字断舍离”原则为初衷，并以此为出发点合理使用数字技术。小组从2019年创建至今，成员已达2.9万人，他们在此讨论“数字清理（digital declutter）”的经历与心得。
正如海德格尔所言：“人类意识到自己的工具心态是好的开始，当我们认识到技术只是构建世界的方式之一，我们就能被它解放出来。”当青年群体开始有意识地反思数字媒介与自身关系时，就代表着一种“自我觉醒”，一种对个体如何自处以及如何与数字化现状相处的发问。本文试图从以上现象出发，研究青年群体为何想要过一种“数字极简”的生活，他们如何借助“数字极简”的理念调整自身与技术的关系，这一调整背后蕴藏着青年群体怎样的技术观念和生活哲学，并深入探讨奉行“数字极简主义”是否是数字一代应对技术负面影响的有效出路。
二、研究设计
本研究聚焦倡导数字极简生活的青年群体，对其数字实践行为和生活哲学作出分析。由于目前对“数字极简主义”与青年群体数字生活之关系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没有清晰的研究范围与概念界定，研究对象的内在联系也不甚清晰，且缺乏可供参考的理论框架与研究模型，因此难以对研究结果进行理论假设和统计分析。在此背景下，本文采用探索性研究的质性研究方法——虚拟民族志与深度访谈来研究当代青年主体的数字存在状态，发现与阐释其“数字极简”表象后隐藏的深层生活诉求与精神意义。
“虚拟民族志”以互联网为研究场域、以数字工具为媒介来收集样本信息，用来分析网络现象及与之相关的社会文化。首先，借由虚拟民族志方法，笔者进入“数字极简主义者”小组，以小组成员身份对组内用户进行观察，了解该群体的象征体系；然后，在掌握初步的成员画像后，通过互动和发帖等方式与成员建立深层交流，收集大量有关自我表达与价值观念的一手资料；同时，借助线上深度访谈与组内较为活跃且较有影响力的个体进一步交流，寻求对该群体数字理念与生活方式的全面了解；最后，对各类文本资料进行分类、归纳与编码，从而发现“数字极简主义者”的具体行为和观念特征。
三、数字极简：青年群体的媒介技术抵抗现状
（一）“过度充盈”的矫正：数字极简生活的出发点
首先，数字空间中的“过度充盈”表现为信息流的无穷无尽。斯丹迪奇认为信息在人类社会交流中扮演着核心角色，人类之所以不断地升级媒介类型与信息技术，就是要加强社会信息的交流、延伸社会纽带的连接，因此在早期人类文明史中，信息的获取与交流始终是技术发展的目的与驱动力。在前互联网时代，信息来源相对单一，信息数量微小且增长缓慢，社会生活很少受到信息的过度侵扰。然而数字技术带来的媒介大爆发让信息数量和传播速度呈指数级增长，个体能通过媒介的中介作用触及源源不断且丰富异常的信息流，彻底摆脱信息接触的贫瘠化状态。与此同时，数不胜数的信息已经远超个体的接受需要和处理范围，尤其是一些与自己无关的信息，正在强行将媒介使用者纳入信息流中；而对信息错失或接收延误的恐惧会导致“信息焦虑情绪的滋生”“注意力支离破碎、专注力被剥夺”“大脑被垃圾信息填满”等负面效应，这样的信息过载促使青年群体对数字媒介产生逆反心理。
其次，数字技术带来的社交关系的“过度充盈”使青年群体产生“连接倦怠”，渴求通过简化连接摆脱负面影响。人类是社会性动物，对连接和群聚的渴望推动着媒介技术的革新。数字媒介的运行逻辑建立在连接的基础上，社交网络实现了作为节点的个体间的相互联通，“连接在场”成为数字原住民的生活惯习。但是，过度的连接挤占了人类生存的必要活动——独处，个体在保持连接的社会性的同时，亦需要孤独的自处来维持主体性，然而无处不在的连接挤压了个体的自我时间，使之产生“连接过载”与社交倦怠。
再者，数字技术延伸出的媒介应用的“过度充盈”同样使青年群体产生使用与管理的压力，促使其迫切地借助“数字极简主义”修复被网络统辖的生活。彼得斯在论述媒介时提出“媒介并不只是各种各样的信息终端，它们同时也是各种各样的代理物”，只要能够帮助人类进入事件的都是媒介。因此媒介不仅是各种技术与终端的代名词，也是各类应用程序的内在本质，借助这些程序人们“不仅进入了事件，而且进入了事物本身”。媒介应用强调可得性、多样性和精细化，不同的应用承载着不同的功能，甚至同样的功能被划分为不同的区块并被分别赋予不同的应用程序。这使得现代人生活在“媒介的海洋中”，每天都需花费大量时间挑选、管理和整合不同的媒介应用，这导致了“信息终端综合征”，即个人“持续对媒介信息保持关注，从而在现实空间与媒介空间中来回穿梭，呈现出一种‘慢性注意力分散’的状态”。对媒介应用扰乱个体生命时间与生活节律的担忧促使青年群体采用“数字极简主义”。
（二）“断舍离”：数字极简理念的行为实践
“数字极简主义”作为一种指导数字生活的理念方式，虽然其本质是提醒人们注意数字技术对日常生活的侵袭以及让个体对技术依赖产生警惕心理，但它并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主张通过改变用户的行为重建自身对数字生活的掌控。纽波特认为，想要在繁复的数字世界回归简单的生活，就必须进行“实践”，不仅要意识到自己得到或失去了什么，还要决定自己舍弃和拿回什么，这就是“数字断舍离”的过程。在“数字极简主义”理念的指导下，部分青年群体开始聚焦于实际的行动，他们通过不同层次的实践，有意识地改变自己的数字工具使用状况，在不完全隔断与数字世界的互动下，改善自身与技术的关系。具体来说，青年群体的“数字极简”实践聚焦于以下三个方面。
1.断联：反连接的强化
被凝视的不安、被计算的恐惧、过度连接的倦怠、技术与审美的疲劳等标志着一种正在大幅生长的“紧急的不安”，其引发了“数字极简主义者”的技术反感，迫使青年群体想要“就地断联”、“技术隐身”或“暂时被世界遗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部分青年个体开始有意识地强化自身反连接行为，此种反连接不是彻底离开数字媒介和中介化平台，而是根据自身需求制定反连接的战略方式。
首先是“独处”，在“24/7”制的网络世界中，个体需要“没有外界观念输入”的时刻。为防止不间断的社交对话对个人时空的扰乱，部分人会将媒介的使用时间集中化，通过有选择性地忽视某些信息或暂时“隐身”避免互动；抑或将社交媒体的聊天框与群组状态设为“免打扰”，来争取“独处的权利”。
其次是“社交断联”，面对微信或其他社交软件中不断攀升的好友数，部分个体开始对关系进行体系化管理，将陌生人和鲜有互动的用户、群组删除或加入黑名单，通过永久断联将不必要社交关系扫除。
第三是“打破规则”，社交媒体存在悖论，即个体总认为维持媒介关系对真实人际关系的发展影响巨大，但事实是媒介交往难以带来真实关系的实质性发展。部分青年认识到这一悖论，因此选择关闭朋友圈、放弃或减少点赞等行为来抵抗社交媒体的互动规则，他们仅将媒介视为沟通和介入的工具，并维持“潜水”的状态，以使自己从复杂的网络关系中“销声匿迹”。
2.舍弃：清除数字档案
德里达在论述记忆与遗忘的关系时，用“档案狂热（archive fever）”一词来概括互联网对记忆的影响。数字技术不仅是一种互动技术，更是一种存储技术，其为信息的收纳与保存提供了新的方式，个体通过网络交流与生活的同时也在“存档”着这些痕迹。可以说，数字原住民在使用数字媒介的过程不断地生产着记录个人生命历程的“数字档案”。无论是有意被记录在硬盘、云盘或个人社交网站中的数字记忆，还是无意留存在网络中的“影子档案”，这些数字资料的堆砌都导向了“数字极繁主义”。为避免数字囤积造成的杂乱与焦虑，部分人开始清除数字档案，他们将媒介视为“一个花园，只有勤为花坛除草，资产与杂物之间才能保持平衡，而一旦放弃管理，它的魅力就会消失，杂草很快就会打败花朵”（受访者：小荏，2022-04-12）。
3.离开：选择性的永久“离线”
在媒介中辍研究中，退出行为根据程度不同可分为暂时中辍和永久中辍，前者通过缩短数字媒介的使用时间和频率进行短期“离线”，而后者则通过注销个人账户或卸载应用程序等行为永久退出特定平台的使用，中辍的结果取决于个体在心理、文化、情境下与技术的动态协商。腾讯研究院在对青年人的“社交网络斋戒现象”进行考察后提出“小众退潮”的概念，用以指代个体离开特定平台并永久“离线”的状态。纵观“数字极简主义者”选择性地离开数字平台的大潮而成为一个“失踪者”，亦是其戒断媒介技术、践行极简主义的方式。
（三）自我的觉醒：数字极简主义背后的技术观念与生活哲学
无论在哪个时期，对媒介技术的评价总是两极分化：乐观主义者将人视为驾驭媒介的主人，认为通过无穷无尽的连接与信息，人类文明将迈向更高层级；而悲观主义者恐惧技术的神秘力量与对人的未知伤害，无论是“照相机摄魂术”“沙发马铃薯”，还是现在的“数字毒品”，技术的社会观念总处于撕裂状态。技术主义主张将媒介技术应用到社会发展的各个维度，通过“量化自我”把数字工具整合到生活的种种方面；反技术主义者则高举“新卢德主义”大旗，试图将数字媒介剔除出生活经验。以上非此即彼的技术观念造成社会与个人对媒介技术功能认知和评价的混乱，缺乏折中且合适的理念指导数字生活。而“数字极简主义”及其指导的技术抵抗行为之所以会成为一种潮流，是因为它象征着媒介充盈情境下青年群体自我的觉醒及个体对技术依赖和主体性侵蚀的警惕心理，其背后蕴藏着的是泛媒介时代技术观念与生活哲学的转变。
四、理想与现实的对抗：媒介技术抵抗中的悖论
通过前述数字极简理念的行为实践，部分青年群体的确在媒介技术抵抗中取得了明显的成功。根据文本资料，其成功之处主要表现为：减少信息和社交焦虑、摆脱数字依赖、戒除网络成瘾、缓解情绪疲劳、提高注意力与专注度、信息有序化、重新定位自我、回归自然世界等。借助“数字极简主义”，部分青年群体确实在吞没生活的繁复商业与科技中进行了突破，实现了托马斯·默顿“升格到一种积极的接收、体会理解与爱，或是像海德格尔那般努力找回与‘存在’的紧密联系”的期望。然而，这些成功掩盖了两个更本质的问题：我们对媒介技术的抵抗多大程度上真正取决于真实具体的自我，而非引入其他技术或得益于技术的自我改变？我们在聚焦“精心挑选的最适合活动”时，所丢弃的到底是数字噪音还是其他有价值的事物？
第一个问题经常出现在“数字极简主义者”的自我表述中，但很少有人将其视作应该思考或解决的问题，如在“如何清理手机相册”“如何提高专注度”“如何提高极简效率”等主题的讨论中，部分小组成员提出引入新的应用程序对内容或使用数字媒介的时间进行管控。这其实是另一种媒介依赖和数字极繁的形式，它体现了部分青年仍然秉持着“依靠技术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而非真正实现“以我为中心”的理念。
第二个问题则聚焦于物理极简和数字极简的区别，虽然两者都强调流行性胜过固定性，但前者聚焦的对象是唯一的实体，而后者的对象则是联结着无数复杂关系与档案记录的社会性物品。当个体删除应用程序的路径或暂时离开特定的数字空间时，其背后的关系网络与数字资产亦会同时消失，而很少有人会对这些社会性数字物品的性质与内涵进行思考。当他们发现数字极简不仅清理了固定的技术噪音还清理了流动的价值资本时，只能陷入这样的状态：
“后悔当时没有备份，现在想找到那个同学已经不可能了，我在把数字生活极简的同时也丢掉了很多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受访者：雾松，2022-04-09）
除了上述问题，青年“数字极简主义者”的生活实践还面临着数字世界的客观制约。首先是技术的强大隐喻性功能使“技术的抵抗”面临巨大阻力。媒介技术是一种主动式的、存在交互性的事物，当使用者以强势的态度对待技术时，后者不会以强反抗，而是以退为进，利用人类的弱点反过来支配人类。技术具有致瘾性，“我们活在精心设计的注意力经济之下，各种便捷性会为我们的改变造成摩擦，最终抵消改变的惯性，直到滑落回起点。”虽然人们对媒介技术始终保持警惕，但技术本身的运行逻辑却像“装进口袋的老虎机”一般将人与数字媒介紧紧捆绑。
（载《传媒观察》2023年第8期，原文约15000字，标题为《媒介技术的抵抗：青年“数字极简主义者”的生活实践——基于豆瓣话题小组的田野调查》，“传媒观察杂志”公号全文链接。节选，图表和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
【作者简介】徐冠群，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朱珊，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图书馆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