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3年至今的10年以来，“一带一路”倡议产生的政治经济效益和互联互通效果有目共睹，而其所蕴含的国际传播价值需要在反思西方国际传播理论脉络的基础上，结合理念传承、实践创新和认知转型加以发掘。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姬德强和博士生闫伯维在《传媒观察》2023年第9期刊文，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在中国国际传播中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正在凸显。“一带一路”倡议不是一种发展范式的单向对外输出，而是基于“五通”的合作互利，也是基于“中和”的尊重共赢，更是团结“全球南方”的发展动能，在数字时代为多元主体平等参与国际传播秩序构建提供了合法性来源。在这一全球公共思想产品和实践场域的驱动下，国际传播研究将有可能超越霸权主义和本质主义的认识论，在“将西方地方化”“将南方主体化”的前提下，为21世纪国际传播新秩序的重建提供从理念规范到基础设施再到实践策略的系统化支撑。
“一带一路”倡议及其10年来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实践，在数据层面的政治经济效益有目共睹，但该倡议的最终目的远不止于此。
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和话语权应当与其贡献和实力相匹配。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范围内所进行的巨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了广泛的包括信息基础设施在内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有助于弥合发展程度不一的各个国家以及各国内部的信息和数字鸿沟。在这一层面上，“一带一路”倡议具有深远的国际传播意义。
中文学术界有关“一带一路”的研究呈现出一个重要特点：跨文化传播、国际传播、对外传播、对外文化传播等概念纷繁复杂、界限模糊。这暗示的学术惯性是：“文化边界潜意识地被等同于民族国家的边界，跨文化的流动网络被固化为单向的对外文化输出”。此外，有关“一带一路”倡议的传播研究大量集中于实证的、量化的传播效果研究，寄希望于识别出传播效果不佳的原因并提出对策参考，往往基于二元对立的话语权斗争问题并落脚在直白的政治表态，或在不自觉间承袭西方学术话语，试图以区域的西方理论回答全球的问题，以过去的理论回答现在的问题。另一方面，现有研究对传播问题的思考“尚未充分建立在对共同利益和共赢发展的理解之上”，仍然执着于在二元对立的框架之下研究“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争夺国际话语权”等议题。
在此情况下，识别作为中国国际传播实践的“一带一路”倡议，首先需要回归到西方国际传播的历史之中，在对西方理论的扬弃基础上进行理论的再想象，在建立中国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的导向下发掘中国国际传播的主体性，将中国千年历史的“大一统”遗产以及近代独特的发展实践置于全球视野之中，在“以中国为方法”的语境之下开展“一带一路”倡议的相关传播研究。
“文化对立”：西方理论视野下的国际传播
国际传播研究的起源在美国。这一研究领域的诞生与国家利益，特别是美国的外交政策利益和目标是深度绑定的。可确定的最早的学术性著作是哈罗德·拉斯韦尔于1927年出版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他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参战国的宣传行动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具体策略和传播效果。尽管他在书中自认为秉持了“价值中立”的研究取向，然而事实上仍然无可避免地以美国利益为导向。
1960年以后，研究的焦点转向了冷战相关的议题。这一时期，麻省理工学院成为国际传播研究的重要基地，以现代化理论为指导，并得到了美国政府的积极支持。这一“现代化”的发展范式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当全方位跟随和模仿西方，现代化的传播体系将使第三世界的人民在观念和实践层面同时与“现代社会”接轨，从而获得更广阔的视野和更高的需求。它事实上是一种反对多元媒介体系的理论。
1970年代，冷战背景下，南北矛盾加剧，“众多穷国控诉美国垄断世界经济、控制信息分配”。在这个时期，拉丁美洲的“依附理论”与美式现代化理论形成了尖锐对抗。依附理论包括法兰克于1969年提出的激进的“不发达的发展”，认为拉美乃至整个第三世界的发展停滞是因为长期受到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剥削和控制。另一种是巴西总统卡多索提出的“依附发展”理论，主张深入分析内部动因，如半边陲国家内部的政治联盟和意识形态等。这些力量将外部因素内在化。与此同时，对于国家内部权力的分配也显得愈发重要。
冷战结束后，国际传播理论出现了泛化的现象。全球化理论与现代化理论紧密结合，驱动着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盛行。这一时期出现了“历史的终结”和“文明冲突论”等理论思潮。它们关注的重点并非消解冲突，而是担忧冲突如何影响美国主导的西方世界的利益。
在西方学术史的语境下，“国际传播”可以理解为一种“人类发展范式”的传播与博弈。但在中国语境下，“国际传播”一方面展现出作为国家、民族、文明的“信息自我呈现”，另一方面随着国际舆论形势而不断传承和创新舆论战博弈的理念与手段。党的二十大之后，中国式现代化以及人类文明新形态等表述成为国家意识形态领域最重要的话语，国际传播屡次被国家意志所强调，中国语境下的国际传播具备了成为发展传播新范式的意涵，旨在超越西方模式，团结全球南方，开辟更具自主性和包容性的国际传播新道路。如何突破国际传播的西方叙事是影响国际传播研究未来发展的重要问题，而中国应当在这一突破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
“一带一路”：国际传播的中国方案
在很大程度上西方意义上的国际传播执着于通过价值输出和发展范式输出来处理如何避免美式资本主义衰落的问题，并与对立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集团进行对抗。而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存在的、以中国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国际传播实践以各不相同的历史特征和时代实践呈现出了国际传播的另一面，使我们进一步探讨国际传播的替代性实践路径成为可能。
（一）作为中国国际传播的“一带一路”
如前所述，国际传播在人类社会不同阶段具有独特的历史表现和时代特征。国际传播的本质根植于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社会实践，在此之上产生了有同有异的多样认知。这为进一步探讨当代国际传播的另类路径奠定了理论基础。
“一带一路”倡议代表了一种创新的国际传播话语和实践模式。一方面，它植根于古代东西方交流中的丝绸之路历史遗产和经验积累。这种历史基因不仅为反思现代国际传播提供了另一种思想和价值体系，还为其理论本质和实际效果奠定了合法基础。另一方面，“一带一路”立足于现代世界多元合作和包容性发展的追求，旨在通过更广泛的合作将亚洲、欧洲和非洲联系起来，构建新型的全球体系。这一新框架包括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通”。与西方的国际传播逻辑相比，“一带一路”的理念、路径和逻辑选择“明显规避了不同文化、地区和发展阶段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从而避免了单向性和不平衡的增长。这些因素共同使它成为重塑当代国际传播的另一种探索。
此外，“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发起的一项重大国际合作计划，不仅在经济领域产生深远影响，同时在国际传播领域呈现出中国这一全球参与者角色的积极态度与负责任角色。此倡议不但是经济合作的平台，也是文化交流、政治协商和人民友好往来的媒介，通过国际传播阐释了中国在全球治理议题中的国际影响力。“一带一路”倡议所强调的和平与发展理念，充分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并作为一种中国提供给全球的公共产品，“是实现中国由地区性大国向全球性大国转变的重要路径，对于重构全球经济增长格局具有重要作用。”
最后，在数字时代，“一带一路”倡议成为中国国际传播自主性实践和原创性观念的重要源泉，主要聚焦于国际传播的平台化维度。具体而言，平台化研究聚焦于数字平台如何影响与重构传播主体、传播关系、传播思维和伦理价值等方面。而在当下，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数字平台扩大了参与者的权限，甚至成为了现代的“平民起居注”，更多的能动主体参与到国际传播之中。基于这一认知，作为中国国际传播的“一带一路”倡议能够激发调动国内外的多元主体参与国际传播实践，有助于丰富中国对外传播的话语体系。
就实践层面而言，围绕“一带一路”可以从四个方面形成国际传播的正向回声室效应，进而打造更多共识性传播实践：拓展跨国交往的“最大公约数”，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的个体拥有了更多可以共享的经验与故事；关注与多元他者共在的体验、互惠式理解的心理，共同推动情感回声上升为跨国交往的主要面向；推动知识共享成为“一带一路”国际传播的新增量，社交网络赋能知识传播走入多元主体共创、共建、共享的新阶段，知识与文化的边界不再同一；聚焦场景传播这一国际传播的新场域，来自“一带一路”国家的社交网络用户可以基于家庭、工作、旅行、娱乐、消费等多维场景，创造更具流动性和贴近性的文化故事。
（二）“一带一路”国际传播思想的文化传统
“一带一路”倡议所内蕴的国际传播范式，正通过多元主体共建共享的新型国际合作体系，塑造着更加包容、均衡和可持续的国际传播格局，为当代国际传播另类道路的探索提供了新的理论逻辑和实践路径。
“一带一路”的路径选择是受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影响和历史经验的启发而产生的。基于古老的农业文明，中国古代就提出了“和合”思想，主张万物共生共荣，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这种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国际传播理念，体现在“一带一路”的合作理念中。在这一理念中，合作被视为共同发展的关键，而不是一方牺牲另一方的发展。中国古代的“仁爱”思想也在“一带一路”中得以体现，强调了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和文明之间的尊重与包容。这种理念突破了西式国际传播中的自我中心、文化优越以及相应的同一性观念，鼓励各国坦诚交流，共同追求普遍价值和共同利益，以期创造出具有活力和创新性的国际传播格局。
与此同时，“一带一路”的路径选择还受到中国古代“中和”思想的影响，主张平衡和谐，避免单一方向的过度发展。如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鼓励多方参与，不追求“一国独大”，保障了合作的平等性和可持续性。通过综合考量国际局势中的复杂利益关系，中国在国际合作中倡导相互尊重、互利共赢。
识别“一带一路”倡议的文化传统之后，可以针对“一带一路”的国际传播与相关国家的国际观的互动与超越建立一个相对清晰的认知。一方面，西方世界自17世纪以来一直笼罩在一种渐进的“欧美中心论”之下，“种族决定论、制度决定论和文明决定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据了国际传播的主流，而“一带一路”倡议的思想记忆事实上超越了这种本质主义的二元对立国际观；另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南方国家一直秉持着的一种开放、包容的基于“南南合作”的发展路径，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思想基因形成了共鸣。
综上，“一带一路”作为中国的一种国际传播实践，不仅在理论上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智慧和思想，借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解答了当下“人类往何处去”之问，还在实践中构建了多元主体共建共享的合作平台，推动了国际传播格局的变革。这一模式通过“五通”，为国际传播注入了新的价值观和动力，强调了平等、和谐、可持续的合作关系。与西方的国际传播范式相比，“一带一路”倡议展现了一种更加多元、平衡和包容的国际传播未来格局，从而为当代国际传播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论范式和实践探索，为国际传播的未来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三）作为全球南方传播的“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传播与“全球南方”视角的结合可以为我们提供三方面的深刻启示。
首先，识别当前世界仍然存在广泛的发展不平等。在全球化进程中处于“边缘”地带的全球南方国家仍然面临巨大的发展困境。这些国家在西方“现代化”发展范式的牵引之下往往成为西方资本和意识形态输出的终点站，一方面逐渐丧失了其主体性，另一方面也往往落入“债务陷阱”和“发展陷阱”。“一带一路”倡议则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一种基于平等互利原则的新的发展路径。
其次，全球南方国家及其市场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将成为“一带一路”倡议蓬勃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这些国家的社会多样性、文化丰富性和独特的发展经验为国际社会提供了更多学习和借鉴的机会，也丰富了全球发展的路径选择。在这种背景下，倡议的传播不仅仅是一种信息传递，更是一种思想碰撞、知识共享和文化交流。它强调的是在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基础上共同推进发展，为全球经济和政治秩序注入新的活力。
第三，在当前的学术背景下，西方国家亦在积极争夺定义“全球南方”概念的话语权，而“一带一路”倡议事实上为“全球南方”注入了全新的内涵。如前所述，西方的国际传播研究形成了一种对全球南方的本质化理解，先验地将一些规范性框架加于南方国家的问题之上，进而以具有强烈资本主义色彩的西方中心主义视角加以审视，最终形成的是一系列以民主与专制、自由与威权为代表的二元对立认知框架，全球南方由此成为了西方的“他者”。而作为国际传播的“一带一路”倡议赋予了“全球南方”这一概念空前的主体性，“一带一路”倡议的繁荣实践更进一步在实践意义上使这一主体性显现出来。
“全球南方”视角下的“一带一路”倡议绝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合作，更是在全球化背景下重新审视发展不平等、激发南方国家的自主动力以及构建更加平等和多元的国际秩序的深刻启示。这将为世界带来新的思考和展望，引导我们走向更加和谐与共同繁荣的未来。
“一带一路”倡议的诞生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背景，与其作为一种国际公共产品的国际传播形成了一体两面。“一带一路”倡议是对“现代化”执念和发展传播的告别与否定，是互利共赢而不是发展模式的输出。它将贸易化约为其至为核心的“互利”，虽强调国家在其中的角色，但国家不是为了支配他国，而是为了共同发展而进行能动的经济作为者。它的自我表达基础不是自由主义的无为国家，而是强力有为的能动型国家。它的方法不是政治支配而是基于“协议”双方的互利发展。“一带一路”明确地拒绝霸权——即单一国家的主宰性领导，而特别强调平等互利的自主合作。它呼应着第三世界国家或全球南方国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广泛的国际传播抗争，一方面是基于中国千年历史的观念智慧，另一方面是基于中国现代的革命主义、发展主义实践的建设方案，最终是中国对未来全球、全人类发展生存的高瞻远瞩和责任担当。
（载《传媒观察》2023年9月号，原文约11000字，题目为《主体性探寻：“一带一路”与国际传播研究的想象力》。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传媒观察杂志”公号全文链接。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标准和实现路径研究”（22ZD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姬德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副院长
闫伯维，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