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媒介时代的特征之一便是图像的极速“繁殖”，各种图像形式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铺设了文化的形式及语言。由于技术逻辑完成了从模拟到数字的跨越，并释放出前所未有的生产欲望，图像生产的机械复制模式逐渐“进化”到W.J.T米歇尔所说的以生物控制、自动生成、几何增殖为特征的全新阶段。因此，如何解读图像，又如何理解“图像世界”，并抵达文化深层的视觉性命题，成为图像阐释学亟待拓展和创新的一个理论命题。

　　文本不会自我“言说”，所有的意义都是阐释的产物。在阐释介入之前，图像只是一个有待认领的对象物或人造物，而阐释的功能便是复活对象的“文本”属性，将其从自然状态带入社会状态，发现或复原文本的意指性、意向性内容，从而赋予文本以意义。

　　必须承认，语言文本往往携带着较为顽固的元语言系统，如体裁、文体、结构、语法等，其功能便是对各种可能的“自由发挥”加以限制和束缚。然而，由于图像文本高度依赖语境本身的语言和规则，图像的边框必然承受着外部线索、意图、欲望的“肆意入侵”。因此，如果说语言文本的阐释往往有“章”可循，图像阐释则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性，这势必影响阐释意义上的共识形成。

　　只有回到图像阐释的学术原点，才能更好地确立“再次出发”的起点和方向。关于图像阐释学的系统论述，需要追溯到瓦尔堡学派的图像学。不同于维也纳学派所擅长的基于艺术形式分析的意义取向，瓦尔堡学派转向了艺术史研究，其跳出了纯粹的“形式”向度，转而基于严密的图像志方法，尝试挖掘潜在图像中的主题内涵。这一分析路径经由瓦尔堡学派的代表性人物欧文·潘诺夫斯基的系统论述，最终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图像学阐释范式，即从自然意义（natural meaning）、规约意义（conventional meaning）和内在意义（intrinsic meaning）三个维度出发，形成了图像阐释的三大意义系统。

　　尽管瓦尔堡学派正式拉开了图像阐释学的序幕，但其中的若干阐释问题依然未能得到系统解决。例如，瓦尔堡学派以一种极为精细的史学路径对图像意义加以论证，然而，这里的意义系统却面临着不容回避的“象征之殇”，即图像的意义最终笼罩在一个时代的宏大话语所设定的神话、母题和观念之中，这使得图像阐释所揭示的意义，不过是宗教原典或神学母题在图像那里所投射的象征意义。

　　必须承认，在传统的艺术图像那里，图像学依旧具有强大的阐释能力，但是对于以数字图像为代表的其他图像形式而言，其阐释能力却大打折扣。例如，传统的图像阐释多是基于“再现”这一基础性的表征模型，而数字媒介时代的图像则已不再完全拘泥于“再现”的生成逻辑，图像存在的“管道”逻辑愈发凸显，图像对面的“现实”似乎难以辨析或不再重要，这意味着建立在“再现”分析基础上的图像阐释学亟需发展和创新。再如，从传统图像到模拟图像再到数字图像，阐释实际上面对的是不同的“图像时代”，这意味着图像阐释需要回应的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画面”问题，而是更为普遍和深刻的“生成”“界面”“流动”“境况”等问题。图像阐释学唯有聚焦于这些问题，进行系统性的范式创新，才能真正获得阐释的生命力和想象力。

　　阐释，既是问题，亦是方法；阐释的价值，已然超越了纯粹的文本与意义维度，同时也指向深层次的人类存在及沟通命题，即以阐释为方法，促进更大维度的社会对话与理解。而要达此目的，图像阐释学的知识体系创新势在必行。

　　那么，如何创新图像阐释学的理论范式？一种可能的理论建构进路便是针对具体的阐释困境，如象征问题、再现问题、语境问题等，拓展和丰富图像阐释的多元视角及其知识生产方式。笔者曾撰文《超越“象征之殇”：物质逻辑与图像阐释的媒介视角——兼论以媒介为方法的图像阐释学》《图像的境况：视觉实践与图像阐释的传播视角——兼论图像阐释学的释义系统问题》等，主要思考图像阐释的媒介视角、传播视角等。但这样的探索也是刚刚起步，希望学界能够对图像阐释学这一跨学科领域给予充分关注，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图像阐释学。

　　（《传媒观察》2023年10月号卷首语。作者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