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中国企业在几年前曾对海外并购的“热忱”，2019年，他们在“跨国买买买”的行动上则显得更加审慎。
近日，上海交大国际并购研究中心主任、凯石资本管理合伙人俞铁成接受了财经头条、新华日报财经客户端、交汇点新闻的联合专访。对于近几年中企海外并购由热转冷的趋势，他认为，除了监管趋严外，前期一些盲目“走出去”的企业，因战略错配、估值体系差异和缺乏优良并购资金来源等原因交了“学费”，也给后期观望的企业敲响了警钟。
上海交大国际并购研究中心主任、凯石资本管理合伙人俞铁成接受新华日报财经客户端专访
2016年海外收购趋向火爆
2019年出境投资回归冷静
几年前，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市场还是一路高歌猛进至“火爆”态势。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企业共实施对外投资并购579起，实际交易金额544.4亿美元；2016年，中国企业共实施对外投资并购765起，实际交易金额1353.3亿美元。根据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2016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6年这一年的对外投资并购活跃，金额创历史之最。
但中国企业如火如荼的海外并购行为，也暴露出“水土不服”的异常情况与问题。这同时引起了监管部门的密切关注，对这些企业的警示也随之发出。2017年8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人民银行、外交部四部委共同发布《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旨在加强对境外投资的宏观指导，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推动境外投资持续合理有序健康发展，有效防范各类风险，更好地适应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政策的收紧，给一些自身体量不足却跃跃欲试“走出国门”的企业上了一道“紧箍咒”。
而与前几年海外并购金额愈涨愈高的“行情”相比，2019年的海外并购市场则恢复到相对冷静与理性的阶段。今年11月，安永(EY)发布了《2019年前三季度中国海外投资概览》，该报告称，2019年前三季度，中企的海外并购总额428.1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44.6%；并购数量424宗，同比减少31.2%；但第三季度，其海外并购总额，环比大涨了152.2%，同比则仍然下降了21.4%，相对降幅收窄。
对此，俞铁成指出，“2017年四部委的联合发文，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形成了规范和约束，使海外收购的“大幅浪潮”得到了收敛”。
海外并购“反面教材”：
企业在战略、估值、资金方面都要“补课”
对于一些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方面曾遭遇到“水土不服”的问题，俞铁成表示，“有很多原因值得我们深思”。
盲目追求热点，欠缺战略布局，是导致一些企业收购后结果不理想的重要原因。“这就来自于战略上的错配。这个企业在收购的时候，事先在并购逻辑上并没有想好，只忙着追求热点，”俞铁成举了两个例子，“比如一个国家突然冒出来个金矿，企业觉得金矿有钱，就去开采金矿，但它没想过自己的主业和金矿有什么关系？再比如一些企业都倾向到欧洲收购一些所谓的‘隐形冠军’——一些小的家族企业，但它没有考虑到，收购这些上百年的隐形家族企业，凭什么把他们的技术很好地进行消化，再变成自己的技术？”
同时，中外企业估值体系上的重大差异也成了摆在中企进行境外收购前的一道门槛。俞铁成比较道，中国企业在国内做并购，是按照净利润市盈率多少倍来算；但国外企业在收购方面，更看重的并非是净利润的指标，而是按照EBITDA——就是税息、折旧、摊销前利润的指标来做核心的谈判。“所以中国企业在国内习惯了按照10倍的市盈率收购，然后到国外去收购的结果就是，按照净利率算，可能这个市盈率收购下来就是30倍、40倍，那么收购价格就非常高，也就是说这会导致它在收购完之后的很多年里，都不可能将资金的成本赚回来”。他指出，这说明，这部分企业缺乏一些关于企业并购估值的基础知识。
而一些企业通过“高杠杆”融资加速收购海外资产，也给自身带来了潜在的风险。俞铁成认为，这些企业在资金筹措方面，缺乏良好的并购资金来源。“一些企业去做并购，比如说一个交易有10个亿，企业自己出2个亿，然后想办法去借7、8个亿，用了很高的杠杆。那么它用的杠杆，在目前国内民营企业平均贷款利率可能要在8~10个点的情况下，就是真实的贷款利率去收购国外的企业。而国外企业本身它的净利率可能就不到3%，在这种情况下，国内企业就会出现问题？它收来的企业的利润还弥补不了它的利息。最可怕的是，它往往申请的是短期流动资金贷款，然后去做一个长线的并购投资，就出现了叫做‘资金错配’的情况。”
同时，俞铁成表示，与一些“栽了不少跟头”的企业相比，在海外收购浪潮当中，也不乏一些像“吉利汽车收购沃尔沃汽车”这样的成功案例。正因有以上负面案例作“反面教课书”，现如今的企业在做海外并购的计划前，有了更多冷静的观望与理智的分析。对此，俞铁成指出，很多企业在走出国门之前，要做好预习的功课。“在并购之前多充电，多学习一些专业知识，不要犯低级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