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日报·人文周刊（第273期）

　　【记录】

　　【文脉】

　　【记录】

　　千年文脉，“苏”说中国式现代

　　□ 本报记者 顾星欣 陈洁

　　没有一种力量比文化更具有渗透力、影响力。5月20日下午，第三届江苏发展大会系列活动之一的“文化江苏建设论坛”在南京举行。应邀“回家”的海内外乡贤嘉宾共聚一堂，在“江苏文脉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主旨论坛演讲中，共同翻开江苏这部厚重的“大书”，为江苏人意气风发奋进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献计献策。

　　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钱乘旦：

　　文化自信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保障

　　什么是文化自信？它何以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钱乘旦以《文化自信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保障》为题发表主旨演讲。

　　从1840年到现在，中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随着国家命运波澜起伏，国人的心态也在变化。钱乘旦说，当年最早与西方接触时，国人普遍以乾隆皇帝那一句“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的心态对待西方，表达的是一种自大心理。以后，中国人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发现中国在变化的世界里落后了，因此开始奋发图强，努力追赶世界潮流，由此开始了艰苦卓绝的现代化进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的先进分子、志士仁人抱持着坚定的信心为国为民奋斗不懈，最后取得成功，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一个强大的中国再次出现在世界东方，举世瞩目。

　　“伟大的成就来自于正确的现代化道路。中国走了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发展之路，这条路是中国人自己摸索出来的。这就是我们的经验，也是我们的成功之路。”在钱乘旦看来，现代化是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每一个国家都不可回避；但现代化的道路是不同的，只有找到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之路，现代化才有可能取得成功。“中国自身的资源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在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应该充分运用，这就是我们的自信。面对取得的成就，我们应该更有信心说：我们将做得更好！”

　　这其中，需要摆正向西方学习和走自己道路的关系问题。

　　为什么要向西方学习？钱乘旦说，因为西方国家是现代化的先行者，它们在现代化过程中积累了很多经验，但也犯过很多错误，无论经验还是错误都是我们的前车之鉴。而为什么要走自己的路？因为近两百年的经历告诉我们，只有走自己的路，革命才成功了，经济才发展了，社会才稳定了，文化才繁荣了。“所以中国既要向其他国家学习（不仅是学习西方），永远做小学生；也要充分调动自己的历史资源和文化资源，让五千年的文明传承服务于中国现代化。面对别人，我们不需要‘俯视’，也不需要‘仰视’，以平等的态度做好自己的事，这就是自信。”

　　在钱乘旦看来，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在许多方面是可以互补的。比如，西方的逻辑是非此即彼，中国的理念是相生相克；西方倡导人胜自然，中国相信天人合一；西方主斗、以力克人，中国倡和、以柔克刚；西方强调“必然”，中国强调“或然”；西方重“法”，中国尚“德”；西方趋“利”，中国劝“义”等等，这些都是差异，但差异不意味着谁好谁不好、谁对谁不对；双方的传承都有道理，也各有欠缺，若能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人类才更有希望。

　　“尽管中国现代化仍旧任重而道远，但我们有充分的信心走完中国的现代化之路，直至完全成功。”钱乘旦说。

　　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洪银兴：

　　文化赋能中国式现代化

　　“我们谈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要解决好人的现代化问题。”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洪银兴结合党的二十大报告，从经济学的角度带来了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思考。

　　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的现代化为中心的全面现代化。洪银兴分析说，人的现代化包括人的生活品质、人的精神文明程度和人的全面发展三个维度。其中，人的生活品质的现代化中，也包含着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自由时间是衡量未来社会财富的重要尺度。当自由时间成为财富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时，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包括着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等五个方面的中国特色，并把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明确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在洪银兴看来，精神文明建设既是现代化的一个目标，也是我们现代化的手段，除了可以解决人的价值观问题、促进人的观念达到现代水准外，还可以“以文化人”，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微观主体行为。

　　对于企业家来说，以文化人关键是要弘扬企业家文化。洪银兴认为，江苏沿江经济发达人文荟萃，其中的重要原因是近代以来当地的企业家文化发挥了作用：一是崇文重教，江苏出状元最多，出院士最多，沿江的整体文化素质高，有较高的人力资本，适应每个时期的先进产业要求，消化吸收创新能力强。二是江苏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家国情怀和创新精神。其中，张謇在兴办实业的同时，积极兴办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造福乡梓，帮助群众，影响深远，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

　　对于公民来说，以文化人就是人的全面发展。洪银兴说，中国式现代化所涉及的人的全面发展包括身体素质、文化素质、知识和技能的全面提升。现代社会的人应处在一个连续不断的教育过程中，终身学习，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增强就业能力，只有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才能形成人才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他特别提到，要解决失业等问题，我们的教育现代化特别重要。面对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学校教育、职业教育要和技术“赛跑”。

　　此外，文化赋能中国式现代化，还需要增加文化供给。让文化产业成为重要的主导(支柱）产业。加强文化国际化，不排斥对世界优秀文化的学习和吸收，并依靠高科技和创意把影视作品、体育品牌、书刊等各种文化形象通过文化载体将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向世界传播，展示自身软实力。

　　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著名哲学家成中英：

　　江苏文脉如何助推中国式现代化

　　“谈及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以及江苏文脉的贡献，我们首先要了解中西文化差异。”著名哲学家成中英以视频方式发表演讲，从中西方文化的宏观视角，细致剖析文脉之于现代化建设的推动作用。

　　成中英分析指出，中国文化最开始是以农业文化为基础的“天人合一”的文化，农业社会就在于靠天吃饭，讲究天时、地利、人和，这就造成中国人强调天人一体、天人相应、天人合德的融合精神，同时也代表中国人很重视人和人之间的和平交往、合作精神，强调人和人之间的彼此尊重，强调伦理精神。“可是，西方文化和中国相反。西方没有像中国这样的农业化，希腊人在海上，去捕捉生物以谋生，他们养成一种战斗精神、征服精神，当然他们也发挥他们对自然征服的能力，这就构成西方人的斗争文化。”

　　什么是现代化？成中英从中西方文化角度加以梳理。“这个词是从十七世纪、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逐渐发展起来。现代化就是利用工具来改善人生。”他特别强调，今天我们必须要了解，关于现代化，中国人是要扩大和谐的范围，使人之间和平相处，使人和天地、自然相处，是生态的、自然的、道德的。西方是利用工具来凌驾别人、强加别人他的要求，达到他自己强盛繁荣的需要，达到最大化的利益主义、功利主义。对此，我们要认识到中国自己的哲学文化的价值观，是适合人类真正需要的，而西方文化的工具主义、强权主义，是违反人类生存的。

　　这种情况下，再回过头看江苏文脉，成中英高度评价其为“中国文化的重要标签”。在他看来，江苏历史源流悠久，一代代文人哲人辈出，无论是宋代范仲淹等政治家，还是明代王艮“淮南格物”，一直到清代朴学，江苏文化一直发挥着深远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成中英表示，江苏有三个很好的条件可以发挥，以助推现代化——

　　第一，江苏在近现代发展历程中涵育了一种商业精神，以和为贵，强调沟通有无。江苏诞生了很多商业人才，包括工商界的张謇等一批有名的企业家。第二，人文精神。江苏在哲学、艺术、文化、文学方面都很有成就，江南才子多，这种人文精神在江苏还可以继续发展。最后，江苏人非常聪明，很细心、很专业，对发展中国的高科技尤其是信息科学的发展，一定可以做出更大的贡献。

　　“今天，江苏文脉有责任感，把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扛’起来并推广到世界，使中国能发挥影响人类发展的力量，不但为中国争取中国文化的发展传承，而且也能够为世界文化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成中英热情而充满信心地予以总结。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城市史学会会长熊月之：

　　江南文化是传承与创新的统一

　　中国众多城市群中，长三角城市群具有哪些与众不同的特质？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城市史学会会长熊月之用“卓越的自然禀赋，丰厚的人文底蕴”来概括。

　　自然禀赋是上苍所赐，人文底蕴则系人力所为。长三角人文底蕴是什么？熊月之以“江南文脉、江南文化”来提炼。

　　关于江南文化，学术界已有相当丰富的研究，熊月之梳理认为，对其特点亦有多种各能自洽的归纳，比较公认的有这么几条：开放包容，择善守正；务实创新，精益求精；崇文重教，坚强刚毅；尚德重义，守望相助。“这些特点，植根于江南历史，体现于江南现实，是长三角地区共同的精神财富，也是长三角一体化的认同基础。”

　　“从时间维度看，江南文化是传承与创新的统一。这从崇文重教方面可以看得很清楚。” 熊月之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诗赋书画文论等方面，都很发达，隋唐科举兴起以后，直到明清时期，江南在诗文方面继续繁荣，科举方面更是长盛不衰。近代科举废除以后，江南新式教育发达，留学生多，所出院士多。从进士、状元多，到留学生多、院士多，表现不一样，实质相通，其传承性与创新性的特点相当明显。至于科技、工艺诸方面对江南传统的继承与创新，更是难以枚举。

　　“从江南内部的分工与合作方面，从古代到近代，也有传承与创新关系。” 熊月之特别举例予以说明。明清时期，苏州是江南地区也是全国经济中心，嘉道以后，经济中心从苏州移到上海。但是，从江南与全国、与世界的关系来看，这种变化，仅仅是江南内部相关城市功能的调整与位移。利用江南不同城市的不同区位、不同特点，或错位发展，或综合利用，这在近代表现尤为突出。苏州的严（严裕棠）家企业、无锡的荣家企业、常州刘国钧刘靖基经营的企业，都是利用上海市场发达、人才密集、信息灵通的特点，利用苏州、无锡、常州等地的地价便宜、劳动力成本低廉等特点，优势互补，从而获得很大成功的。

　　正因为如此，长三角一体化，地缘相近，人缘相亲。熊月之表示，历史上，从杭州到扬州运河的开通，太湖流域多项水利工程，近代沪宁铁路、沪杭甬铁路的开通，多条公路的建设，长三角区域内河航线轮船的运行，密切了长三角内部的联系。这些都是自发性的地区一体化努力。明清以来，特别是近代，包括商人、学人、技术人员在内的各种人员，出于发展需要在区域内的频繁流动，都是长三角地区内部自发进行一体化的努力。

　　“观察、分析近些年长三角一体化的实践，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江南地区丰厚的历史文脉，正在得到激活与创新。”熊月之说，比如，苏州实行的优化空间布局，深度对接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有不少跨国公司，总部设在上海，但生产、物流基地在苏州。而上海与无锡，正在锻造长板、贡献长板，分工合作、优势互补；常州正在积极配合上海重点产业发展，主动融入上海产业链，承接上海产业转移，更好推动两地产业向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高端攀升。

　　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南大学教授、城市设计研究中心主任王建国：

　　城市活力营造需要“显隐互鉴”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在文化背景中，当前我们进行城市建设有哪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历史地看，城市活力是城市健康成长、持续激发社会正向演进动能的本源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南大学教授、城市设计研究中心主任王建国指出，今天，一个城市是否有活力已成为城市竞争力比较的重要尺度。

　　“城市活力可以分为显性活力和隐性活力。”王建国指出，显性活力，或者说具象的活力，是指人们直接可以具身感知和观察到的活力，如大量存在于城市街道、广场、公园、公共建筑外部空间中的人群活动，以及各种“非正式性”经济活动：小店铺、小作坊、街头摊贩、临时性观演等，在中国可延伸到茶室、书店、轻食等场所。

　　在此基础上，王建国特别指出，我们需要关注当代城市的“隐性活力”。“今天，数字化、网络化和‘万物互联’引发城市活力的新形态。”王建国表示，与传统的物理城市空间中具身在场交流的活力营造明显不同，今天的城市活力营造已经不能没有数字媒介的参与。活力仍然由“人”所生，但是，这种活力与人在一个物理空间的“在场”或者“不在场”都可能有关，甚至同时相关。王建国认为，“今天，人们正在用全新的方式更加精确地测量和理解我们自己和社会。”他举例说，如今人们通过自媒体的博客、微博、抖音、快手、小红书、贴吧等社交媒体平台，可以对城市各种现象表达意见、传递个体差异化的感受和价值。由此，人类进入一个全新的个体能量迸发的时代，也即是“个体泛在”的“微粒社会”。过去城市规划设计面对的是“大颗粒度”人群，每个人都在归类中生活并被集体认知，如阶层、身份、血缘、职业、地域、年龄等，但在今天，现代主义时期人群所标设的平均值越来越没有意义，个人化的“数字化定制”IP（如基于算法的个人偏好画像）越来越显著，城市活力营造面临“个体即主体”的空前挑战，“以人为本”也有了更真实诠释的可能。

　　王建国特别提醒说，“显性活力与隐性活力结合的场所越来越重要，比如城市中一个又一个升级后的传统商业热点地区及分布更为广泛的咖啡吧、书吧、健身房、网红专卖店这样的‘信息流量’的汇聚点。”

　　如今，隐性活力营造不再完全取决于特定的空间场所和物理边界，而是与新一代数字时代“原住民”的行为特点有关，他们热切拥抱未来，勇于探索新知，并不断在日常行动中习得与陌生人交往的能力，从而建构出一个更加具有开放和包容性的现代社会，而与此相关的就是城市的“隐性活力”营造。王建国由此呼吁，“今天的城市应该以人民为中心，让最广泛的社会人群参与分享，通过人际交往和交流，邂逅陌生，习得新知，激发创新，共构未来城市。继而持续激发正向推动社会进步的新动能，从容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目标。”

　　【文脉】

　　黄海边的“东海县”、因秦始皇得名的小海岛 ——

　　海洋地名，凝聚黄海的宽广与激荡

　　□ 本报记者 于 锋

　　江苏是全国唯一拥有江河湖海的省份，拥有954公里的漫长海岸线。千百年来，江苏的先民向海图存、向海图兴，在惊涛骇浪间演绎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大海的博大与宽广，大海的包容与激荡，深深渗透进江苏人的文化基因，形成了以沿海的南通、盐城和连云港三市为中心的苏东海洋文化。

　　从连云港的赣榆到南通的启东，沿着曲折的海岸线一路前行，你会发现，在浩瀚的黄海边，镌刻着一个个“海洋地名”，在微咸的海风中讲述澎湃千年的海洋故事。

　　海洋地名，从海中“浮出”

　　“大部分江苏沿海的县区，其地名都与黄海有关。”南京出版社副编审、复旦大学博士徐智说，从先秦以来，江苏沿海陆续成陆，海滩日拓。许多本来是海边的地区，如今却离大海有相当距离。举例说来，南宋末年文天祥从元营脱险，从今南通市通州区石港镇渡海南归，民国年间张謇先生在此建有“渡海亭”，以纪念民族英雄文天祥。但如今去探访“渡海亭”，你会发现文天祥当年乘船入海处，距离海岸线已有数十公里。

　　海岸线逐渐移动，人们创制与大海相关的名字，赋予这些从大海中“浮出”的土地，以强调这些区域的海洋属性，寄托对海不扬波、风平浪静的美好期盼。

　　直接含有“海”字的江苏县区地名，包括盐城市的滨海县， 因濒临黄海而得名；南通市的海门区，其前身是长江入海口的沙洲“东布洲”，后周显德年间建县，地处江海门户，故名“海门”；南通市下辖的海安市，建县可以追溯到南朝刘宋年间，以当时的宁海县西境设置海安县，由于地处海边，海水常浸淹农田，“海安”二字表达着百姓希望在海边生产生活平安无事的愿望。

　　地处海滨的乡镇，因海得名的更是数不胜数，包括启东市的海复镇、近海镇，南通市海门区的海永镇，南通市崇川区小海街道，盐城市大丰区小海镇，射阳县临海镇、海河镇、海通镇，连云港市海州区宁海街道、 新海街道，连云港市赣榆区海头镇等等。

　　濒临黄海，江苏为何有“东海县”

　　众所周知，我国有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在全国范围内，县区级地名中，直接使用海域名称的，主要是两处，一是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一是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那么问题来了，江苏濒临的海域是黄海，现在的东海则是指长江口以南、台湾海峡以北的海域，为什么江苏会有一个“东海县”呢？

　　南通地方历史文化学者黄浪解释说，其实在清末以前，江苏东边的大海都称为“东海”，复旦大学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上，多幅明清以前的地图上，江苏东面的海域基本都标注为“东海”“大海”。清初泰州诗人吴嘉纪的诗作《经三里庙》中有“同仇东海上，授命战场中”之句，把海安（三里庙位于海安）视为东海沿岸的城镇。而在《西游记》中，吴承恩所描绘的花果山（一般认为其原型是连云港云台山），紧邻的大海也是“东海”。孙悟空去借金箍棒的地方，正是东海龙王的龙宫。

　　据考证，“黄海”名称的广泛使用，是在清末以后。在此之前，作为行政区域的“东海”，在江苏已经有两千多年历史。据《江苏地名溯源》一书介绍，汉高帝刘邦时，设置东海郡，疆域相当于秦代的郯郡。东汉时，东海郡下辖13个县，范围相当于今天的鲁东南、苏东北的广大地区。汉代至南北朝时期，因海得名的东海郡拥有较高知名度。汉代东海孝妇的传说千古流传，南朝东海徐陵是著名文学家，有“一代文宗”之誉。至今，在连云港市连云区，还保存着两处汉代东海郡与琅琊郡之间的界域刻石， 是我国迄今发现内容明确、有确切纪年、唯一的汉代界域刻石，已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上的东海郡和现在的东海县，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不能混为一谈。1912年，海州直隶州改为东海县，因东濒大海，沿用了历史上“东海”一名。东海县出产的水晶全国闻名，这里也是著名文学家朱自清先生的出生地。不过，由于行政区划调整，现在的东海县与大海之间已被连云港市赣榆区和连云区隔开。

　　有趣的是，在启东市，也有一座东海镇，设立于1957年。而在盐城市盐南高新区有一处“黄海街道”，是全省极为罕见的直接用黄海命名的地名。

　　泰州和常熟，也曾在海边

　　在漫长的历史中，江苏陆续出现过一些“海洋地名”，在各种文献典籍中频频留下印记，有的已经消失，如静海、海西、宁海、海阳；有的虽然还存在，但其地域范围已经发生了变化，如海虞、海州。

　　“但愿海波平”是南通人自古以来的愿望。从北宋王安石的诗句“万里昆仑谁凿破，无边波浪拍天来”（《狼山观海》）中，就能推想滔天的海浪对这片土地曾产生怎样的威胁。因此，当五代十国时南通地区逐渐成陆，有了建置，设东洲静海都镇、静海都镇制置院时，其拥有的第一个名字“静海”，就含有祈望海疆安宁的愿望。南通市所属的如东县，其前身名为“扶海洲”，“扶海”二字记录着如东厚重的海洋文化基因。

　　“海虞”是历史文化名城常熟的曾用名之一。西晋太康年间，吴县虞乡被设为海虞县，因境内有虞山，又依傍沧海而得名。“海虞”一名流传至今，现在还作为街镇名称使用，透露了如今的常熟也曾是滨海之地的过往；类似的情况还有“海陵”。在沧海桑田的演变中，今天的泰州也曾坐落在入海口，部分地区甚至还曾在海中。数千年前，长江入海口在扬州蜀冈断崖之下，水北为阳，西周时期，入江口北岸遂被称为“海阳”，到战国时又改称为“海陵”。秦汉时，又在今天的泰州地区设海陵县（也写作“晦陵县”，“晦”“海”古代相通），即“以其地高阜而又傍海得名”。“海陵”从此流传下来，一度作为整个泰州的名称，现在是指泰州下辖的海陵区。

　　“海州”是连云港的旧称，也是全国仅有的直接用大海命名的地名。《江苏地名溯源》记载，“海州”之名始于北朝东魏时期，因濒临大海而得名，曾长期指整个连云港地区。新中国成立后，成立新海连市，1961年更名为连云港市，因作为海港港口的连云港港口而得名。而细究“连云”二字，也同样因海而生。“连”者，江苏最大的海岛——连岛；“云”者，江苏最高峰玉女峰所在的云台山。此山原在大海之中，曾有都洲山、郁洲山、苍梧山、田横岛等名称，唐代日本僧人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直接将其称为“东海山”。

　　这座小海岛，因秦始皇得名

　　尽管不含“海”字，“启东”却是江苏不能遗漏的“海洋地名”。启东是江苏唯一滨江临海的城市，原在沧海之中，清末民初时才渐渐从海中涨出新沙，形成陆地。1928年，当时的江苏省民政厅决定：“崇明外沙应即设县分治，定名‘启东’”。因为地处“江之委海之端”，而且沙洲还在向东延伸，故而启东明显是“启吾东疆”的含义。启东境内的很多地名均与海洋有关，比如长江入海口的寅阳镇，地处江苏最东端，面临大海，寅时（凌晨3点钟到5点钟）人们就能看到海上日出，这里也是每天江苏最早看到日出的地方，故曰“寅阳”。

　　有海就有岛，有海就有港口。资料显示，目前江苏省共有连岛、达山岛、平山岛、车牛山岛、开山岛、秦山岛等26座海岛。这些岛屿面积虽小，但大部分名字都源于大海，位于海州湾内的车牛山岛有“黄海鸟岛”的美誉。它的旁边有前后相接的两个小岛，形似一牛一车，海浪拍打小岛，激起阵阵水花，好似水牛拉着大车在海上航行，故得名车牛山岛；又如位于连云港市赣榆区的秦山岛，相传秦始皇曾经登临此岛，岛上留有秦山神路、受珠台、徐福井等相关遗迹。秦山岛，也被称为“神山”。明顾乾《云台山志》：“墟沟西北二十里，上有碧霞宫，僧人守之。先名秦山，后因春融屡现楼台人物之状，与蓬莱海市无异，故以神名。”

　　在954公里长的江苏海岸线，还分布着一系列和“港”有关的地名，除了前面提到的连云港， 还有弶港、吕四港、东灶港、老坝港、黄沙港、滨海港、陈家港、燕尾港等，分别位于南通、盐城、连云港等地。它们大多为渔港、渔场。以吕四港为例，其得名来源于八仙之一吕洞宾的传说，相传黄海边的这个小镇风景优美，物产丰饶，竟吸引吕仙人4次前来。而东台市的弶港，见证的却是黄海渔民向海求生的苦难与艰辛。“弶”本来是指抓捕鸟雀的罗网，东台方言将古代渔民在海边搭建小棚子以遮挡风雨的行为称为“打弶”，将避潮墩称为“弶墩”。久而久之，“弶墩”演变为“弶港”。沧海桑田，黄海边的小渔村已成为风景如画的生态港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