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今天醒目的不是曾经的宗族祠堂，而是一栋栋高楼大厦。与之相应的是，现代法人公司取代昔日依附于血缘关系的家族企业。

　　而在此之前——一直到 19 世纪鸦片战争之前，宗族才是仅次于国家的第二大力量，佛教等宗教组织最多是排第三的社会力量，而企业这样的商业组织只是宗族的附属，多以祠“堂” 命 名 ( 如 清 代 自 贡 盐 企 “ 王 三 畏 堂 ”“ 李 四 友 堂 ”“ 胡 慎 怡 堂 ”，这 些 既 表示宗族，又表示相连的共同企业)。彼时，企业往往根基于宗族，不是独立的存在。

　　经济学家陈志武在耗时 16 年写成的《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中讲到——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家族、宗族已几乎名存实亡。 洋务运动以来的商业，尤其是金融市场的发展逐步推演出全新的市场主体——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既不依附于血缘宗族，又不依附于国家，而是具有自己独立法律人格的商业组织，并且有些公司的规模和权力是任何当代和传统宗族所无法比拟的，甚至真的是“富可敌国”，这是古代人做梦也想不到的。

　　腾讯虽然是马化腾跟同人创办，也被许多人看成马化腾的延伸，但实际上既非马化腾家族拥有，也不是国有企业，又非任何其他个人或宗族拥有，而是属于千千万万个人、 家庭和机构投资者的共有公司。

　　根据 2021 年 1 月 18 日股票收盘价，腾讯公司市值为 6.3 万亿港元，相当于 8020 亿美元，只低于世界上前 18 个经济大国的 GDP，排在印尼、土耳其、荷兰之后，但超过沙特、阿根廷等 170 多个其他国家和地区。即使以腾讯 2019 年的收入 3773 亿元人 民币为参照，也只低于 74 个国家和地区的 GDP，高于剩下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规模。

　　因此，跟古代相比，今天的中国是一幅完全不同的场景：力量最大的当然是国家(国有企业也是其一部分)，力量次之的是这些民营现代公司，而宗族、宗教等其他传统组织的影响力在继续消退之中。

　　当然，中国经历的变迁只是人类总体趋势的体现，而非特例。

　　至少自中世纪开始，商业市场不断跨地区拓展，提升市场实现人际风险互助与资源共享的能力。在这个长距离贸易的演进过程中，荷兰人、英国人于 16 世纪加入海洋贸易行列，但他们的做法与众不同：采用股份有限公司，向千千万万投资者发行股票融资、分摊长程贸易风 险。只是在推出此创举时，他们可能没想到，公司这种跨血缘的商业组织将来会成为市场主体，全然改变世界。

　　在此，经济学家陈志武在其最新著作《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中，再次回顾了晚清薛福成在《论公司不举之病》中所说的，“西洋诸国，开物成务，往往有萃千万人 之力，而尚虞其薄且弱者，则合通国之力以为之。于是有鸠集公司之一法。官绅商民，各随贫富为买股多寡。利害相共，故人无异心，上下相维，故举无败事。由是纠众智以为智，众能以为能，众财以为财”。

　　也就是说，有了纠集公司这个办法，不管官绅还是商人、普通百姓，都可根据贫富而适当出资入股，这样众人的利益都捆绑在一起，就人无异心、上下相维了。

　　不过，在薛福成感叹公司之厉害的 19 世纪末，西方公司“纠众智以为智，众能以为能，众财以为财”的能力其实还没达到他讲到的程度。

　　到 19 世纪中期，在美国公司里，股东数量最多的也就是 2500 个左右；至 1902 年，股东数量最多的三个上市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和美国钢铁公司——分别有 1.2 万、2.8 万和 2.4 万股东，它们的股东到 1931 年分别上升到 64.2 万、24.1 万和 17.5 万，这时股权才真正高度分散。

　　在 1900 年时，全美有 440 万股市投资者，1929 年有 1800 万股民，而到今天，52% 的美国家庭直接或间接持有股票、股权基金，也就是近 1.5 亿居民跟股市利益相关联。所以，今天，公司集“众财以为财”的能力真是史无前例。

　　在集“众智以为智，众能以为能”方面，19 世纪的公司最多雇用上万员工，而今天的沃尔玛在全球有雇员 220 万人，亚马逊雇用 100 多 万人，富士康雇用的工人则更多。这是古代人想不到的商业组织规模。

　　截至 2021 年 1 月 15 日，苹果公司市值为 2.1 万亿美元，只低于全球 前 7 大经济体的 GDP，亚马逊和微软市值都是 1.6 万亿美元、脸书市值 为 7159 亿美元，等等。这些公司的力量不仅在于经济规模与社会影响， 更在于其独立性，甚至可以与总统叫板。

　　在美国败选总统特朗普煽动支持者于 2021 年 1 月 6 日冲击美国国会后，脸书、推特等社交媒体公司决定关停特朗普的账号，禁止他发布言论，对此连总统也无法应对。 2020 年 12 月 7 日，特朗普召集相关公司高管参加白宫的“新冠病毒疫苗峰会”，但邀请立即被领头开发疫苗的两家公司— 辉瑞和莫德纳 (Moderna)的 CEO 拒绝，之后两家公司也未因此受到白宫的报复，足见现代公司的力量。

　　国家作为人造组织，至少在 5000 多年前就出现了，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人造的商业组织，才出现不到 500 年。可是， 这么短的时间内，公司的力量就在向国家靠拢。

　　陈志武在《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中认为这其中的原因有多个方面：

　　首先，公司创立的目的比国家单纯，就是通过商业达到赢利赚钱，以利润最大 化为目标。正因为这一点，发展公司比发展国家容易，世界上成功的公司远多于成功的国家；

　　其次，公司可以跨越国界到处投资、经商，改变众多社会的生活，而在现有主权体系之下，国家之间不能跨界渗透，因此跨国公司比多数国家在全球的影响力更大；

　　最后，虽然主权国家的政府掌握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理论上可以随便压制公司，权力大于后者，可是公司可以选择从一个国家迁往他国，以此平衡国家权力。

　　自中世纪商业革命以来，市场与金融逐步发展的结果，不仅是以非人格化的市场交易取代了原来基于血缘和其他社会关系实现互助的方式，而且还推演出股份有限公司这种超越血缘的市场主体，并以此大大改变人类景观。

　　今天，在美国、中国及许多其他社会，两种人造组织的资源调配能力最强，首先是国家，其次是公司，而家族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力量在持续衰退。

　　新书资料

　　基本信息

　　书名：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全2 册）

　　作者：陈志武 著

　　ISBN：9787521739800

　　内容介绍

　　迷信、婚姻、家庭、宗族、商业、金融……为何生产率不能完全解释文明进化逻辑？如何衡量文明是进步还是倒退？如何正确理解我们当下面临的一些社会现象？……

　　生产率和风险应对力是判断人类进步的两个关键维度，前者解决正常情况下的生活，而后者决定非常条件下的生存。在《文明的逻辑》一书中，作者以“人类与风险的博弈”历程为线索，使用数据量化分析和文献研究分析，通过人们所熟悉的创新、商业、金融等现象与历史，用翔实的数据与资料分析探讨文明演进背后的内在逻辑，创新性地提出衡量文明的新标尺——“风险应对力”（即应对风险的能力），以此来帮助我们更完整地解读人类文明化进程，为认识、发展人类社会文明提供独特视角。

　　作者介绍

　　陈志武，知名经济学家，香港大学冯氏基金讲席教授与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耶鲁大学原金融学终身教授，默顿·米勒奖得主。专业领域为金融理论、股票、期货和期权市场以及宏观经济与经济史。他担任学术总顾问的纪录片系列《华尔街》与《货币》，对中国金融文化的发展影响巨大。著有“金融的逻辑”系列、“财富的逻辑”系列、《24堂财富课：与女儿谈创业与创富》《陈志武金融投资课》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