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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风流人物》热播、致父亲丨文艺周刊荐读
2022/06/23 08:36  新华报业网  

  新华日报·文艺周刊(第17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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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金文艺评论丨《数风流人物》:对革命历史的当代“造型”

  最近,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荣誉出品,幸福蓝海影视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品,余丁执导、王青伟编剧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数风流人物》正在热播,并登上了爱奇艺历史剧榜第一名。该剧以李大钊先生演讲《庶民的胜利》、传播马克思主义,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毛泽东登上历史舞台为叙事起点,擘画了中国共产党怀揣“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从石库门登上天安门、从兴业路迈向复兴路的壮阔历程。

  近代中国从“老大帝国”向“少年中国”转变的这段历史,近两年格外受到影视创作者的青睐,那些身处理想和现实的错位与张力中,依然奋然前行、悲壮热忱的先行者,天然适合用艺术来表现。当彼此选取的历史时段存在重叠,对叙事角度的独特裁取就显得格外重要。如果说《觉醒年代》从“人性在封建桎梏中的觉醒”开启叙事,《数风流人物》则从一开始就牢牢扭住了“中国社会往何处去”的民族道路问题,完整呈现了以中国共产党为主要历史推动力量的一次成功的“寻路中国”。

  该剧一开篇,先以黑白影像手段简要回顾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失败,紧接着,镜头跳转至李大钊先生在北京市民公园发表著名演说《庶民的胜利》的情景。熙攘人群中,时任北大图书馆管理员的毛泽东举手发问:

  “为何当今的中国,始终没有迎来属于我们自己的庶民的胜利?中国人从来都不缺乏赴死的精神,可是今日之中国,却没有丝毫的变化。这是为什么?”

  “那是因为,他们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李大钊答道。

  “您说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真的能够救中国吗?”

  “能的!”李大钊笃定地说。

  短短一段开场对白,将“主义”之于民族发展的重要性勾勒而出,面对主义的不同态度(如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也决定了曾经的同行者在十字路口的分野。然而,《数风流人物》亦清晰地告诉观众,占有了先进的思想武器,并不意味着可以“躺赢”到终点,美好的“主义”必须落回到千疮百孔的中国。

  剧中有个情节很有意思。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召开时,遭遇法籍警官入室询问搜查,并搜出了一批进步资料。一大代表李汉俊急中生智,称自己是研究社会主义思潮的学者:“思想是自由的,只要它不被付诸实践,对吧?”——从而躲过了一劫。

  李汉俊带有反讽意味的谎言,侧面映衬了共产党的伟大。从找到真理,到坚持“韧的战斗”和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数风流人物》尽可能真实详尽,不虚饰、不回避地对这段历史作出客观、完整和翔实的展现。

  比如,该剧的一条重要线索是13位中共一大代表的命运起伏,长期以来,“13位一大代表只有两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其中7人脱党或被开除党籍)的史实,似乎成了讳莫如深的隐史,历史课上不讲,影视作品也不愿触及,往往“善意”地选取呈现他们携手建党的高光“片段”。殊不知,褪色变节、与“主义”分道扬镳,是历史的一部分,也是信仰在烈火中淬炼、分辨出真金与砂石的重要一环。

  可贵的是,在表现陈公博这位后来的汉奸、当时的一大代表时,《数风流人物》并未刻意将其脸谱化,反而细腻展现了他放弃转战南湖、与妻子泛舟西湖时流露的淡淡的遗憾与落寞。“总有人要走的,也总有人要进来”,蔡和森就陈公博的退党宽慰陈独秀时说的这句话,透露着革命家的通达。应该说,这种告别固然遗憾,却是革命走向胜利途中的“换血”与代谢。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没必要围一大桌整整齐齐,唯有真正的“志合者”方能“不以山海为远”。

  这份正视历史的真诚,使《数风流人物》在演绎这段被“翻炒”多次的历史时,找到了新的有效的增长点。该剧贡献的另一类增长点,是使那些曾被遮蔽的英雄从历史的星空中显影,并借助后人的纪念重获生命。

  剧中,1923年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工人领袖林祥谦面对北洋军阀的刽子手,慷慨陈词“你们现在要杀的,不再是一个当牛做马的普通工人,而是顶天立地想要改变中国的共产党人”——人们看到,信仰如何使普通人变得伟大。“劳工律师”施洋被捕后,他以法律角度向敌人条分缕析“你们无权审判我”,既显示了身份与性格,也暗示了彼时阶层之间“说不着”的隔阂与孤独。饮弹就义时,他的一个看似下意识的动作,是轻抿额头、保持仪容,然后在“劳工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宣言中倒下。这时弹幕上纷纷飘过:致敬施洋先生!

  ——一如《觉醒年代》使陈延年陈乔年回归普通中国人的历史认知框架,《数风流人物》也试图使那些大历史中的吉光片羽重新璀璨。这再一次说明,每一次对历史的叙述与打捞,都是在强化对抗遗忘的记忆装置;历史是客观的,但记忆是后天塑造的,占有历史只是第一步,如何对历史进行“造型”,才是最考验影视工作者艺术创造能力的课题。

  观众无法忘记:《觉醒年代》里,陈延年兄弟就义时露出晨日初升般明亮皎洁的笑容,从头沾到脚的血污如鲜花粲然开放,这种对历史的“造型”使他们的故事最终“完成”,并升华到了顶点。在令一代人记忆恒新的《恰同学少年》中,三湘大地的连绵阴雨被创意地调度,毛泽东与陶斯咏的雨中论诗,与蔡和森在雨中岳麓的奔跑呐喊,皆成为激荡胸怀、晕染诗意的青春“名场面”。而在电影《1921》里,毛泽东在上海街头的一段富于动感的奔跑,融历史的重负、昔日的求索、未来的憧憬于混乱涌动的心理蒙太奇,从而使一段奔跑具备了强劲的历史意义和精神能量——这些成功的“造型”手段,均为历史锻造出了新的戏剧性。

  就《数风流人物》而言,除了前面所述,该剧在诗词运用上也表现出强烈的自觉意识。譬如与蔡和森重逢时,毛泽东脱口背出蔡和森的《少年行》:“大陆龙蛇起,乾坤一少年”,少年意气慷慨毕现。而讲到国民党官僚、著名南社诗人叶楚伧时,则巧妙引用了他的一首《如梦令·重阳感旧》:“帘外风风雨雨,怎不教愁留住。无计送秋归,分付哀鸿先去……”两个党派“气质”之殊异,不必着一字臧否,就这么自然而然地显露了出来。

  《数风流人物》之剧名,出自耳熟能详的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雪》:“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何为风流人物?他们是勇于搏击时代激流、领受时代使命的“在场者”,是敢于摆脱沉沉暮气,将历史的坐标系向未来开放的勇敢者。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革命历史剧是重返历史的记忆装置,也是去而复返、重新认识当下的穿梭机,每一帧在荧屏上“闪回”的峥嵘历史都在无时无刻地提醒我们:今人须抱持“看今朝”的勇气和自信,在我们手中创造伟大生动的新历史。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冯圆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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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你,父亲

  文/汪政

  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来说,父亲和母亲都至关重要,不过到了具体的家庭,情形并不一样。对我来说,父亲的影响要大得多,而且,我对这种影响的理解直至现在还不完全,虽然父亲离开我已经好多年了。

  我小的时候,父亲长年在乡下工作,只有周末才回家,平时都是母亲照顾三个孩子,还有乡下的爷爷奶奶。家里条件不上不下,也够难为她的,家里的难事小孩子能知道多少呢?常常是母亲在一边抹眼泪,我们却在一边嬉笑打闹。

  父亲周末回家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大事,大概也是他的一件大事。现在想来,父亲是一个负责任的人,因为平时不在家,那时又没电话,他就把对子女的教育集中在这一天了。他是做老师的,教育孩子对他来说轻车熟路,他把三个儿女叫到一起,让我们把这一周的学习与生活情况说一遍,他一边听,一边翻着作业本。我父亲是师范毕业的,属于全科老师,没有他不会的学科,语文、数学和音乐更是他的强项。他听我们说的时候好像也不怎么认真,我甚至怀疑他在走神,但等我们说完了,他的眼睛立马放起光来,总能一下子抓住我们的要害。他特别不能容忍我们惹母亲生气,因为他不在家,母亲不容易,这种严厉里大概也有对妻子的愧疚吧?

  父亲是个传统的人,守着耕读传家的古训,我祖辈应该没有念过书,但对念书特别执念,祖父母特别以他们这个唯一的、也是念过书的儿子为骄傲。我们回乡下,爷爷奶奶教育我们,树立的榜样就是他们的儿子、我们的父亲,仿佛天底下只有他们的儿子念过书,能识字,有才学。

  我的文学启蒙就是父亲读师范时留下的课本。那时师范的语文是语言与文学分开来编的,祖父小心翼翼地把吊在屋梁上的一大堆书拿下来,掸去灰尘,打开一层层裹纸,说,这是你爸爸上学时的书,你接着念吧。于是,我看到了那三大册文学书,与我们的语文课本完全不一样的书。我不但看到了父亲当年的课本,还看到了父亲在书上的五颜六色的眉批,看到了父亲的读书生活,甚至,能够隐约体会到了父亲内心的世界,以及他对文学、对生活的理解。

  父亲是一个文字功夫很好的人,他做过记者,做过秘书,做过检察院的书记员。稍大以后,我在档案馆看到父亲在南通的《江海晚报》、家乡的《海安报》写的新闻和通讯,有的大通讯整整一版。父亲做记者的时间不长,好像没在省报发过作品,所以,他动不动就对我说,你要在《新华日报》发文章啊。这不是我发不发的问题,这里有他的理想,搞得我压力很大。

  父亲对我说:文章立身。这四个字我一直记着,不仅我记着,我还教给我女儿,教给我的学生。父亲对这四个字的理解并不是说一个人会写文章就可以了,不是说以文章谋生,就像当年科考一篇文章跳龙门。他的意思是,人的一生就是一篇文章,人的一生也是在写一篇文章,从立意,到起承转合,直至语言和标点符号,都不能错啊。我记得他说这四个字的时候一声喟叹——“都不能错啊!”然后又补充说,如果能注意修辞,写得精彩就更好了。

  父亲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而且兴趣广泛。每到一个地方,每换一个工作,他都会成为大家喜欢的人,都会发现不同的乐趣,许多人经常惊讶地对父亲说,你怎么会发现这个的?我们在这儿住了十几年了都不知道。有几年我随父亲到他任教的农村小学。那地方真是荒凉啊,大片大片的草荒田,一眼望不到边。白天,父亲带着我侍弄他辟出的小药圃,教我怎么辨别,它们的药性是什么,又能治什么病。晚上,代课教师与当地的民办教师都回家了,学校就剩下我们父子俩,父亲就着煤油灯给我讲故事,讲唐诗宋词,讲到高兴处,他会忘了我在旁边,独自一个人在低矮的宿舍里来回踱步,高声吟哦。有时,他会拿出一支箫,吹着我听不懂的曲子,箫音呜咽,在那风声月光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惆怅与感伤。就是这箫声,让我觉得父亲心里其实是有许多不快乐的,那种我不懂的大人的不快乐。我想问父亲,想问他是不是不高兴?想问他为什么工作岗位越调越往乡下走,从我没去过的“大城市”南通、到县城、直至这鸟不生蛋的蛮荒之地,搞得我连一个可以玩的小伙伴都没有。

  我没问,父亲也一直没有说。父亲只希望他的孩子过得比他好。看得出他是喜欢我的,甚至有些偏爱与宠溺,对我的需要他几乎有求必应。他说,你身体不好,要有一技之长。他跟邻居、著名的书画家仲贞子先生说,你看这孩子在书画上有没有灵气?仲老师就是我们学校的书画老师。仲老师说,书画要从基础学起。转而对我说,不要写现在的字帖,写我的。边说边拿起一本大字簿,在每一页的第一行,用朱笔写下四个正楷字,让我临着写。父亲对他的小儿子真是操心,他说,你把书画学好了,以后即便下放,也可以出黑板报挣工分,不要下地干活了。

  父亲希望他的孩子一切都好,唯独对自己不放在心上,很有点名士气。他的一生真是个往低处走的人,但走得自在,从容,到哪里都全无愧怍,他为身边每一个取得成绩的人高兴,特别是那些青年人,他不管到哪里,都能处到朋友,看门的,打铁的,哪怕临时摆摊的,都能拉上话。

  我没听他说过哪个人不好,后来我长大了,道听途说,和他提起那些对他不好的人,那些整过他的人,他头直摇,手直摆,说忘了忘了,弄得我一下子渺小起来。

  我说过,我有一个缺点,就是不会恨,没学会恨。恨,是一种情感,也是一种能力,但我没学会,我的父亲没教会我,他就没教过我。

  父亲,我的一切都是你给的。感谢你,父亲!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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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顾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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