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西班牙语是当今世界广泛使用的语言之一，是全球23个国家和地区约5亿人口的母语。推动中华典籍在西班牙语地区传播，可以让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增强中华文明的域外传播力和影响力。
早期中华典籍在西班牙语地区的翻译和传播始于来华传教士。西班牙汉学创始人沙勿略(1506-1552)虽然从未到过中国，但提出的“适应政策”促使其后的来华传教士融入中国文化。拉达（1533-1578）是西班牙政府派往中国的第一位大使（1575年），曾在福建旅行两个月，并且得到上百本中国古籍。多明我会士高母羡(1546-1552)将范立本编于1393年的《明心宝鉴》译为西班牙语，1592年在马尼拉刊印，目前在马德里国家图书馆有藏本。
西班牙18世纪“传教士汉学”注重汉语研究，19、20世纪由于历史环境的影响开始走向萧条。由于法国、德国和英国是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西方汉学研究的中心，因此中国古代典籍多以拉丁语、英语、法语、德语翻译出版，偶有以西班牙语翻译出版，但多数是从其他语种转译而来。
到了20世纪后半期，三位传教士推动了西班牙汉学的复兴。耶稣会士、汉学家杜善牧(1901-1989)从中文直接翻译了《道德经》《庄子》《诗经》《易经》《墨子》等中华典籍；费尔南多·玛迪奥在香港成为《中国杂志》(New Analiysis China)编辑，其最重要的作品是西班牙语版的《中文辞典》；多明我会的安东尼奥·杜明基斯致力于各种翻译，1978年出版了《中国文化中的孝道》(Filia Piety in Chinese Culture)。此外，中国驻西班牙外交官之女黄玛赛(1905-1981)将中国文学介绍到西班牙，主要翻译了《中国故事集》《中国古代故事》《东方幽默故事》《古鉴与其他中国故事》《中国诗歌精华录》《中国诗歌精华录再编》《中国古今诗歌》等短篇小说、诗集和戏曲。
20世纪末西班牙出现了“新汉学”，以大学为研究中心，拥有专业的科研团队，出版大量的论文和专著。1973年中国与西班牙建交，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外译。此时诞生了一批“外交官汉学家”，如毕隐崖和拉米雷斯，分别翻译了《老子》和《儒林外史》并荣膺西班牙国家翻译奖。毕隐崖还有《列子》《黄帝四经》《唐朝诗人王维和裴迪的诗歌》《杜甫诗》《中国诗歌集》等译作；拉米雷斯还翻译了《六祖坛经》《元朝秘史》《维摩诘经》《孙子兵法》和《佛国记》。20世纪80年代起，西班牙外交部国际合作署开始选派留学生到中国学习，其中很多人成长为西班牙汉学发展的中坚力量。格拉纳达大学的雷林科(1960- )翻译了《红楼梦》《文心雕龙》《金瓶梅》《牡丹亭》《西厢记》和《窦娥冤》《赵氏孤儿》等元代曲目；卡布列尔·加西亚(1966- )翻译了《韩非子》《山海经》《中国古典神话》《中国古典民间诗歌》《诗经》《孙子兵法》和《易经》。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的安娜·伊莲娜（1960- )翻译《论语》《道德经》，以及李白、王维、白居易、苏东坡等人的诗歌。这些作品都在西班牙翻译出版，然后传播到了拉美的西班牙语国家。
此外，中国古典诗歌尤其受到西班牙诗人、汉学家的青睐。宫碧兰（1960- ）对李清照的译介贡献突出，被称为“西班牙李清照”，此外还有《庄子内篇》《文赋》《二十四诗品》《辋川集》等译作。西班牙著名诗人戈麦兹(1936- )主要翻译了唐宋诗词。
西班牙语在美洲传播较广、受关注度较高的古代诗歌和古典名著，多数是从法译本或英译本、德译本转译而来。墨西哥著名诗人、散文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1990年）奥克塔维奥·帕斯(1914-1998)从法语和英语转译王维、李白、杜甫等中国古代诗歌，翻译出版了《庄子》《中国古典诗歌22首》。阿根廷著名作家博尔赫斯阅读的《红楼梦》是从德语转译的，1975年他为西班牙语版的《易经》作序言诗，该版本也是从德译本转译而来的。拉美汉学家整体数量较少且多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但对中华典籍的翻译也作出了一定贡献。秘鲁汉学家吉叶墨(1929- )曾经在中国任教，翻译出版了《史记选》（外文出版社出版，大中华文库）以及李白、王维、杜甫、白居易、张可久、陶渊明等人的诗歌，还译有《中国古代文学集》《中国故事集》《中国故事》《中国谚语》等作品。
此外，国内学者也为中华典籍西译发挥了重要作用。西班牙籍华人陈国坚（1938-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翻译出版了10部中国古诗译本，译诗1500首，得到西班牙文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和认可。赵振江（1940- ）与格拉纳达大学汉学家合作翻译了西班牙语版《红楼梦》，最后由加拉西亚·古登堡出版社出版。
总体而言，中华典籍在西语世界的传播起步早且流传广泛，但是存在典籍种类有限、地区不平衡的问题。鉴于中国与西班牙语地区之间的三个落差（时间差、语言差、影响差），就必须开展同西班牙语国家和地区的全方位合作。为进一步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首先要加强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和完善本国翻译人才的培养机制，一方面打造本国优秀的西班牙语翻译“人才蓄水池”，一方面壮大知华友华的汉学家队伍，同时促进海外汉学家与中国译者协同合作；其次，找准中西文化语境的相融相通之关键点，了解该国读者的阅读需求，主推蕴含哲学义理的文学作品，扩大海外阅读群体；再次，加大与海外文化机构合作力度，如出版社、通讯社、电视台以及影视制作机构，共同开展针对西班牙语图书市场的翻译出版项目，定向设计和制作电影电视等大众文化项目，推动中国图书直接走进西班牙语世界。总之，在中华典籍外译和中华文化的传播过程中，我们应树立文化自信，传承优秀传统，构建中国文化话语体系，促进世界各民族文学文化交流合作。
吕霄霄（作者为常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系讲师，博士。本文为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一般科研项目〈2021SJA1229〉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