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2020，从“坚守”危城到“逆行”抗疫，一场跨越83年的人道主义精神传承

　　1937年，侵华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既是南京之殇，也是中国之殇、人类之殇。鼓楼医院成了黑暗时刻中的微光，留守的医务人员，不分国籍，以勇敢无畏的医者仁心从日军的屠刀下救治伤者，给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幸存者带来重生的希望。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广大白衣天使挺身而出、勇赴国内外抗疫一线，他们逆行的英姿是抗疫前线最美的身影，他们的坚守是人道主义传承的最好诠释。在今年的疫情中，中日两国互帮互助，悲悯共情，“风月同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新冠肺炎疫情以一种特殊形式告诫世人，人类是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重大危机面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团结合作才是人间正道。

　　铭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在第七个国家公祭日即将到来之际，交汇点记者选取了鼓楼医院这个特殊的交汇点，采访昔日“坚守者”的后人、最美抗疫“逆行者”，记载这段跨越了83个春秋的人道主义精神传承，也听日本友人讲述疫情期间中日友好互助的故事，谨以此向所有携手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人们致敬。

　　留守与逆行，人间大爱没有国界之分

　　“他是一位美国公民，也是一位人道主义英雄。”“他将因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英勇行为而永远被我们怀念。”美国加州阿卡迪亚市，罗伯特·威尔逊医生纪念碑上的碑文向人们讲述着他的事迹。

　　在鼓楼医院1892楼，威尔逊救治伤员的黑白照片至今完好保存，展现着他医者仁心、救死扶伤的职业操守。

　　罗伯特·威尔逊1946年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时的照片。

　　罗伯特·威尔逊，1906年10月5日出生于南京，1922年前往美国学习，之后在哈佛大学医学院获博士学位。1936年1月他回到南京，成为鼓楼医院的一名外科医生。

　　1937年11月，侵华日军逼近南京，美国大使馆多次催促美籍侨民撤离。但是，对南京深厚的感情、医生的职业道德都让威尔逊选择留在这里——“我们怎么能离开病人呢？”

　　约翰·马吉拍摄的罗伯特·威尔逊为伤员做手术时的影像截图。

　　当时的鼓楼医院，患者数量骤增，医护人员锐减，威尔逊一直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1937年12月15日，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150例病人中只有10例属于内科和产科，其余都是外科，我必须得抓紧时间……昨天做了11例手术，今天10例，还查看了病房。”

　　伍长德、梁庭芳、李秀英等东京审判、南京审判的重要证人，都得到过威尔逊的救治。对于威尔逊等人的工作，约翰•拉贝给予极高的评价：“他们在医院工作中做出了我一生中见过的最好的成绩。”

　　2018年12月12日，小罗伯特•威尔逊和家人访问鼓楼医院。（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威尔逊的儿子小罗伯特·威尔逊说，“作为一名外科医生，父亲总是尽力救治那些被日军残害的平民，有时候甚至一天工作20个小时。他在履行一名医生的职责，这也是源于对中国人民的爱。”在父亲影响下，小罗伯特·威尔逊也成为了一名医生。

　　如今，因为新冠肺炎疫情，72岁的小罗伯特·威尔逊不能像往常那样，去墨西哥为弱势人群免费诊疗。但让他感动的是，父亲当年工作过的鼓楼医院，有很多医护人员逆行而上、支援抗疫，中国政府赴委内瑞拉抗疫医疗专家组成员、鼓楼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顾勤就是其中之一。

　　顾勤说，那段时间她时刻准备着，也习惯了随时出发。“不只是我，我们全科室的人都是如此。”

　　顾勤与委内瑞拉当地医护人员交流。（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爱与爱并行”，这是江苏援助委内瑞拉防疫物资上的标语。作为中国向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派出的第一个专家组，这支由8名专家组成的“逆行者”队伍飞行30多个小时，跨越15000多公里，在没有硝烟的战场，展现了高尚的医德和人间大爱的人道主义精神。

　　“疫情这么严重的时候，他们前往委内瑞拉，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援助，非常令人钦佩。”小罗伯特·威尔逊说。“大家都在为人类健康一起努力，这是没有国界的。”顾勤说。

　　“这么远，疫情这么严重，你们都来了，中国医生好了不起！”委内瑞拉医护人员和社区居民对专家组的到来非常欢迎。顾勤介绍，当地医护人员很想多学一些中国经验、江苏经验，他们问了很多问题，每一个细节都想知道。“你们为什么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遇到这种情况，你们怎么做？核酸检测阳性率应该怎么评价？抗病毒治疗的时间和剂量怎么确定？”

　　4月7日，中国政府赴委内瑞拉抗疫医疗专家组走访当地医院。（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两周时间里，专家组去了委内瑞拉国家卫生学院、疾控中心、4家定点收治医院、一家社区卫生院，还与当地疾控人员一起流调，在疫情防控措施、治疗方案优化等方面交流探讨。

　　“建议根据风险等级划分不同病区，进行分区管理。”

　　“病人出院后，也要继续观察。”

　　“轻症病人如果居家隔离，社区传播风险会比较大，建议进行集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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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予专家组成员的“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二级勋章。

　　两周的辛勤工作，毫无保留地传授抗疫经验，专家组的工作得到委方高度认可。4月8日，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会见专家组时，用中国传统的抱拳礼表示感谢。他们启程回国那一天，副总统罗德里格斯亲自授予专家组成员“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二级勋章。

　　“在抗击疫情关键时刻，我们国家派出医疗队，展现了大国风范，这就是一种大爱。”顾勤说。

　　守望相助，对“涌泉相报”的最佳诠释

　　12月13日临近，在位于德国海德堡的约翰·拉贝交流中心，烛光又将在约翰·拉贝塑像前如约亮起。

　　约翰·拉贝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他发起建立南京安全区，为20余万中国平民提供了栖身避难的场所，他记录下日军暴行的日记也成为揭露日军罪行的铁证。83年来，拉贝的国际人道主义善举闪耀出的珍贵的人性之光，始终指引和激励着后人。

　　为传承祖父对和平的追求，拉贝先生的长孙托马斯·拉贝在中德两地发起建立多个约翰·拉贝交流中心，还将祖父所著《拉贝日记》南京卷原件捐出，续写拉贝家族与中国的深厚情谊。

　　托马斯·拉贝在海德堡约翰·拉贝塑像前。

　　此外，作为海德堡大学医学院的妇科内分泌专家，托马斯·拉贝与中国同行长期保持着业务上的交流合作。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令几乎每个人都无法置身事外。托马斯始终关注着中国疫情，也关注着走上抗疫前线的医护人员。

　　江苏是向疫情中心的湖北派遣医疗队员人数最多的省份，南京鼓楼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苗立云就是驰援武汉的医生之一。

　　接到鼓楼医院将组建医疗队驰援武汉的消息时，苗立云没有丝毫犹豫就报了名。“2003年非典疫情时，我即将研究生毕业，在学校负责学生的防疫工作；工作后，在高致病禽流感疫情发生期间，我也曾被派往南京‘小汤山’支援。”他说，作为呼吸科专家，自己理应站到最前线，“论专业、论经验，我都责无旁贷。”

　　苗立云（后排左三）与鼓楼医院医疗队在武汉第一人民医院。

　　2月13日，苗医生所在的鼓楼医院第三批援武汉医疗队从南京出发，两天后即整建制接管武汉第一人民医院的两个病区，在一个多月中，共收治了70多位病人。之后，随着部分病人转入收治重症患者的定点医院，苗立云又随医疗队转战湖北省人民医院东院区。

　　“工作量虽然大，但我们平时的工作强度也不比在武汉那时候低，更多的压力来自于对病毒的未知。”苗立云感叹，为保证防护安全，医护人员每四小时换一次班，看似比平时的工作时间短，但厚重的防护服给行动带来诸多不便，“再加上在那样的环境和防护下，人多少会有些思想上的压力。”

　　好在默契的配合给了大家十足的底气。鼓楼医院第三批援武汉医疗队的100多名医生、护士来自各个科室，“相当于一个小型医院，”苗立云介绍，“大家并肩作战、打好配合，不需要过多的磨合，很快就进入了状态。”事实也证明，即使与病毒正面交锋，只要防护到位就不会被感染。病患陆续好转、出院，也给了医疗队员们很大信心。

　　苗立云（左四）与医疗队员完成在武汉市第一医院的工作，在医院门前留影。

　　再谈起援鄂这段经历，苗立云只是说，治病救人是医生的职责，关怀病人、设身处地为病患考虑更是鼓楼医院一直以来所坚守的。这与鼓楼医院的历史密不可分。

　　“每年入职鼓楼医院的医生、护士都会从‘1892楼’开始学习和了解院史，我也不例外。”

　　1892楼曾是一座病房楼，因建于1892年所以也被称为“1892楼”。苗立云说：“每次从1892楼路过，都会觉得身上的责任更加明显。它承载着这么厚重的历史，鼓舞着我们这些后人。”

　　鼓楼医院是南京历史上第一所西医医院，也是南京大屠杀期间城内唯一对难民开放的医院。拉贝先生曾在日记中记录：“路灯熄灭了，在夜幕中，可以看见伤员在街道上蹒跚，没人去帮助他们，已经没有医生、卫生员和护理人员了，只有鼓楼医院的几个正直的美国医生还在坚持着……”在这里，美国医生威尔逊等中外医护人员将一条条生命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与拉贝先生一道，使安全区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诺亚方舟”。

　　2003年，苗立云从医学院毕业进入鼓楼医院工作。在逐渐成长为医院中坚力量的同时，也越来越深入地了解鼓楼医院以及南京的历史。经历了此次援鄂抗疫，他感慨：“无论面对战争还是未知的病毒挑战，向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是每个有能力、有良知的人的本能反应，相信拉贝先生和鼓楼医院的前辈们也是抱着同样的想法。这些国际友人身在异国、孤立无援，他们义无反顾的坚守表现出对生命的尊重，真正地体现出人道主义精神。”

　　相比之下，苗立云更觉得感恩和庆幸，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庆幸有得力的队友、有医院后方有力的支持，武汉以及湖北也正是得益于全国上下的团结合作，才能取得抗疫的胜利。“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更应该加强国际合作，把中国的经验带给更多人。只有世界的疫情控制下来，我们的国家才会更加安全，我们的生活才会重回正轨。”

　　这也正是南京——这座曾受助于拉贝先生的城市所在努力的。3月中旬，当湖北的疫情持续好转，苗立云和医疗队员们即将结束在武汉第一人民医院的工作时，疫情在德国暴发。因药品和防护物资短缺，托马斯·拉贝不得不向中国大使馆求助。得知消息，南京市政府迅速筹集了一批防疫物资，并多方打通物流通道将其运往海德堡。4月21日，这批物资顺利送达托马斯•拉贝手中。他感慨，在这一特殊时刻，来自中国的馈赠让他再一次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人民从来不会忘记向朋友施以援手。

　　南京为托马斯·拉贝筹集的物资即将出发。

　　4月21日，来自南京的防疫物资顺利送达托马斯·拉贝（左）手中。

　　这次跨越8000多公里的捐赠是一种回馈，也是一种传承，更代表一种开放合作的态度。在托马斯·拉贝眼中，两国医学界和社会各界在疫情期间紧密合作、真诚交流，以对话交流化解了危机。

　　当前，受第二波疫情影响，德国的“封城”仍将持续。这个公祭日，在距南京万里之遥的海德堡，一盏烛光将代表托马斯·拉贝遥寄哀思。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在与病毒的战争中，拉贝先生留下的人道主义之光依然给人们强大的力量。

　　薪火相传，“他们所在之处，便是安全区”

　　12月1日，南京，齐晓敏作为南京鼓楼医院的代表，参加第二届江苏慈善论坛暨2020全省社会组织展示交流会并捧回第五届江苏慈善奖“最具影响力慈善项目”大奖，她欣喜地与远在加拿大的布莱迪一家分享这一好消息。

　　“真为你高兴，齐！”斯蒂芬·布莱迪醒来后第一时间回复，“又是一年12月，可惜今年咱们仍是无法见面。”

　　理查德·布莱迪，外科医生，1931年至1942年在南京鼓楼医院工作。

　　提起祖父，斯蒂芬·布莱迪满怀敬重：“1937年，我祖父在帮助家人安置到香港后，立刻设法回南京。当时南京城禁止出入，他辗转很多地方，终于在放开后，第一个进入了南京城。”18岁的梅根·布莱迪说：“曾祖父在我心里就是英雄，他可以跟全家一起去安全的地方，但他义无反顾地返回战火中救助难民。”

　　齐晓敏介绍布莱迪医生当年在鼓楼医院救治难民的经历。（陈澄摄）

　　南京，就这样与布莱迪一家紧紧联系在一起。2008年，斯蒂芬便带着家人来到鼓楼医院，一家人四处转悠时，热心的齐晓敏接待了他们，从此与布莱迪一家成为了朋友。“当年大屠杀期间，布莱迪医生把自家汽车后排座椅拆掉，用来转运伤员，”齐晓敏回忆道，“斯蒂芬那次来就是想寻找拆下来的座椅，可惜我没能帮上忙。”

　　多年来，斯蒂芬多次带全家来南京探访，用齐晓敏的话说，“就像走亲戚似的。”“第一次去南京时，我女儿们还小，现在都是大孩子了。”斯蒂芬说。梅根表示：“来南京几次，我似乎更能理解曾祖父，他的奋不顾身，是对和平的追求，是对爱的传承。”

　　（左起）布莱迪一家四口、特里默家庭、齐晓敏在鼓楼医院1892楼前。（乐涛摄）

　　布莱迪医生身上那道人道主义的光芒，以奇妙的方式在这座古城、这家医院延续。

　　齐晓敏自2016年起，每年两次前往位于非洲的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参与江苏海外医疗队援助项目。第一次来到非洲，齐晓敏深深震惊于当地的医疗卫生状况。2018年，“茉莉丁香”中国（江苏）——桑给巴尔宫颈癌筛查项目正式启动。一直参与该项目的齐晓敏最开心的时刻就是“那边不断有好消息传来，接受筛查后经过治疗的女性，身心都恢复健康，就是我最大的收获。还有些患者治愈后顺利怀孕生下小宝宝，我真替她们开心！”

　　齐晓敏（左二）与同事（右一）在桑给巴尔与治愈的患者及患者孩子。（受访者供图）

　　不巧的是，这几年布莱迪一家每次来南京，齐晓敏都恰好在桑给巴尔援助。斯蒂芬说：“去年7月和12月我们去了南京，齐都在非洲，几次不遇甚是遗憾。”除了遗憾不能跟老友见面，斯蒂芬也曾一度为老友的安危担心。齐晓敏表示，援外医疗队队员们每次都尽可能做好一切防护措施，包括带上艾滋病阻断药等，希望在复杂的环境中保护好自己。“再危险也还是想去！”齐晓敏的语气很坚定，“今年因为疫情没能去桑给巴尔，项目进度已经落下不少，急人。”

　　齐晓敏（右）与同事在桑给巴尔工作中。（受访者供图）

　　老友忘我投入援助项目的精神，让斯蒂芬想起自己的祖父。“我的祖父83年前在南京救人，齐如今在非洲援助，他们都是和平与人道精神的传递者，只是仿佛在不同的平行时空，”他说，“我为他们感到自豪，他们所在之处，便是安全区。”

　　布莱迪一家送给齐晓敏的礼物。（受访者供图）

　　去年，斯蒂芬与梅根一起做了礼物寄给齐晓敏，卡片上，齐晓敏的照片与83年前的英雄们拼在一起，仿佛一个同心圆。收到礼物，齐晓敏感动之余有些羞涩，“与大屠杀期间坚守在南京城的英雄们比，我做的这些不足挂齿。我一定会坚持把‘茉莉丁香’项目做好，爱与和平，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人类的主题啊。”

　　三月初，齐晓敏（中间）与同事一起准备口罩捐助给桑给巴尔人民。（受访者供图）

　　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全世界人们的生活，却无法阻止爱和人道主义的传递。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工作人员没有忘记我们，之前还给我们寄来两箱口罩，”斯蒂芬非常感动，“像收到亲人沉甸甸的爱，我想这就是人类的伟大之处吧，全世界都有爱的传递。”

　　齐晓敏则自年初就坚守在工作岗位，想方设法为医院到处募集防疫物资。三月初，国内疫情刚刚好转，防疫物资储备也稍微宽裕些，她立即想到了桑给巴尔人民，又组织筹备了一万只口罩给她牵挂的人寄过去。

　　“爱会浇灭那些战火，和平也将随着雨水到来，它在灰烬中缓缓升起，包裹好那一切的痛楚……”

　　接受记者采访时，梅根在家准备着假期前的期末考试，一边哼着自己去年在烛光祭上演唱的原创歌曲《感同身受》。

　　曾祖父当年奋战在废墟中的信念给予了她力量，如今医护人员们冲锋在没有硝烟的“战场”，再次给她希望：“很快一切都会好转，很快我就可以去南京了，我要更加努力学中文了！”

　　坐标南京，共绘爱与和平同心圆

　　一位为历史真相奔走、致力促进中日友好交往的日本僧侣；

　　一位南京保卫战后在鼓楼医院奋战144天的中国医生后人；

　　一位冲在抗疫前线、在武汉重症病房与死神赛跑的南京医生；

　　一位传播中国文化、助力《拉贝日记》欧洲巡演的德国学者。

　　12月13日、第七个国家公祭日前夕，他们共同发声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呼吁全世界团结合作，跨越地域、国籍、种族之别，携手应对挑战。

　　铭记，这是一场历史真相的接力传播

　　12月9日，日本真宗大谷派南京友好访华团秘书长、真宗大谷派僧侣山内小夜子吃完早饭就匆匆回到办公桌前，与团员们讨论4天后为悼念南京大屠杀遇难者而举行的和平法会的流程细节。

　　山内小夜子（右一）与团员为12.13和平法会做准备。（受访者供图）

　　山内小夜子这个名字对南京人来说并不陌生。她的外祖父是一名曾经参与进攻南京的日本士兵，被誉为“日本良心”的日本老兵东史郎站出来揭露日军侵华事实之后，被日本右翼告上法庭，山内小夜子成为东史郎案“日本后援团”秘书长，并在东史郎逝世后，继承他的遗志，继续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告诉日本民众。

　　从1987年第一次访问南京至今，山内小夜子始终致力于为寻找和传播南京大屠杀与日本侵华真相而奔走。她说：“我们不能忘记祖父辈时代的加害历史，要正视并学习历史，诚挚面对南京大屠杀受害者，通过谢罪反省构筑新的关系。”

　　自2003年开始，每年12月份，日本真宗大谷派和平法会访华团都会访问南京，参加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的悼念仪式和国际和平法会。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她们今年无法亲临现场，所以计划于12月13日当天，在日本京都的东本愿寺内同步举行悼念和法会。山内小夜子介绍，为避免群体感染，法会严格控制参会人数，现在已经有40人报名，涵盖普通市民、学生等各阶层、各年龄层。她曾说：“希望我这些微不足道的行动，能够为中国人民带来一丝抚慰。中日人民更加友好，是我心中最大的愿望。”

　　传承，这是一份代代相传的人间大爱

　　在南京鼓楼医院充满现代化元素的大院里，一栋青灰色的西式小楼静静地伫立在院区东北角，它是鼓楼医院的旧址。创建于1892年的鼓楼医院是南京地区第一所西医院，所以这座小楼又叫“1892楼”，在这里陈列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在鼓楼医院工作的中国医生周纪穆的一本32页的回忆录手稿。

　　周纪穆资料照片（乐涛摄）

　　1937年日军侵占南京期间，鼓楼医院是城内唯一一家为平民提供全面医疗救治的机构，国际友人威尔逊医生和布莱迪医生就是在这里不分昼夜地救治了数千中国难民。其实，这支医疗队中还有14名中国护士和3名中国医生，当年20岁出头的周纪穆临时作为威尔逊的助手，在鼓楼医院坚守了144天，参与救治5000多人。周纪穆的二儿子周锦碚介绍，2004年80多岁的周纪穆来南京探亲时，参观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悲痛沉默了许久后，找到工作人员，揭开这段经历尘封了67年的经历。周纪穆决定趁着记忆力尚可的时候，将这段经历记录下来，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历史，接下来的几年，他完成了一部2万多字的回忆录《风雨九十载》，成稿六个月后，周纪穆在上海病逝。

　　“去世前父亲一直都想再去他战斗过的地方鼓楼医院去看一看，由于身体原因，抱憾离世。” 周锦碚说他们后来与威尔逊医生的后人在南京相聚过，“医生是一份高尚的职业。美国大使馆多次劝威尔逊撤离，但他还是留下来保护南京人民，这是人道主义精神。”每年公祭日前后，周锦碚都格外关注南京的相关报道，“有机会我会带着第3代第4代去南京参加悼念活动。”

　　无论是外国医生还是中国医生，他们都以勇敢无畏的精神坚持了下来，成为危难中百姓的守护者。80多年过去了，这种救死扶伤的精神一直都在鼓楼医院流淌着。鼓楼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唐健就是其中一位传承者，入职24年以来，她始终谨记“健康所系，性命相托”这句誓言。

　　唐健所在的武汉同济医院光谷院区确诊清零。（受访者供图）

　　“救死扶伤就是我们的本职工作，不论是在自己的医院，还是到其他地方去支援，都是在履行我们的职责。”作为江苏第五批援湖北医疗队成员，唐健在武汉同济医院光谷院区战斗了50天，总共收治了90多位重症新冠肺炎病人，每天都在与死神赛跑，唐健和同事们坚定地“守好生命最后一道防线”。在重大危机前面，唐健总是冲在前线，她参加过2003年SARS抗疫，也支援过昆山和响水的爆炸事故救治，医者仁心的使命感让这些白衣天使成为逆行的勇士。

　　跨越，这是一簇命运与共的和平之光

　　在武汉疫情暴发初期，来自日本的援助物资外包装上那句“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一时间在各大平台刷屏，成为中日友好的象征。山内小夜子所在的访华团成员也四处收集口罩，买不到一次性口罩，她们还连夜赶制了手工棉布口罩。几周后，疫情在中国逐步得到控制，但在日本却迅速蔓延。投桃报李，南京给他们寄来了口罩，访华团团员立山映用中文写下感想：“已经差不多2个月在日本的药店都买不到口罩了。我们以为再也不会得到一次性口罩了。却万万没想到戴上了来自南京的口罩。”山内小夜子动情地说感受到了中国跨越国界，对全人类的贡献，“地球上面有着不同国家、历史、文化、习俗、价值观，但应当像是一个村落一样，跨越不同，彼此尊重，互相帮助。”

　　中国与世界携手抗疫的事迹也让来自德国的尼克感动又骄傲，在南京生活了十多年的他现在是南京大学德语精英班的教师。2019年7月，原创歌剧《拉贝日记》赴欧洲巡演，在西方掀起阵阵高潮，这个德语剧本就是尼克和同事常晅一起翻译的，“我很荣幸能帮助这段历史走进西方世界。”

　　原创歌剧《拉贝日记》欧洲巡演。（资料图）

　　他清晰地记得，2007年12月13日，二期扩建完的纪念馆重新开放，他陪同一个中日教授代表团前去参观访问，短短一个小时给他带来深深震撼，“很压抑，情难自控，在参观结束后看到那尊洁白的和平女神雕像，那种意象深深刻在我脑海里，那一刻我真的感受到了和平的光芒。”他意识到经历过历史惨剧的南京正在成为一个发挥和平重要性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