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刘玉琴

母亲于2021年初匆匆辞世后，我在悲伤的河流里挣扎了许久，才终于爬到岸上，有勇气去收拾她留下的旧物。

我翻到了一份填写于1988年的履历表。第一眼看到封面上“杨欣凤”三个字时，我没认出来是母亲的笔迹。这几年母亲历经各种病痛，视力也不行了，写下的字总是歪歪扭扭的。我已经忘了她曾经能写一手方正有力的字。一页页翻看了表格的内容，我才确定，这是母亲自己填写的，那时她还不到40岁，比现在的我还年轻。

在履历表上“受到的表彰”一栏，母亲用工整的字迹写着：“1975年4月16日至22日，在兴化参加全县首届先进教师代表大会，获奖《列宁选集》、工作笔记等。”

我立刻回想起来，小时候家里灯柜上摆着一套四卷本的大部头，每一本都很厚很重印满了字，让童年的我感到好奇和敬畏。但直到现在我才知道，那套大部头的书原来是母亲年轻时获评先进教师的奖品。

母亲当过十年的小学老师，教一年级到三年级的语文。那会儿的孩子们没有什么早教和提前学，进小学时都特别的原生态。母亲要从怎样握铅笔教起，从“横、撇、竖、捺、人、口、手”教起，是学生们真正的启蒙老师。我们家乡话里把老师喊作先生，母亲就一直被大家称呼为“杨先生”。

杨先生书教得好，她的学生考试成绩总比别的班要高，她班上的人数也总是最多的，因为老有家长要把孩子塞进来。刚转来的孩子基础差，母亲下课后会把他们带到办公室里，手把手地教，一字一句地讲。因为说话太多，那时她的嗓子老是哑的。

我刚进小学时也在母亲班上，我隐约记得那个场景：上课铃声响起后，母亲左手拿着课本、右手拎着一块小黑板走进教室。小黑板上的内容是她事先准备好的——用白粉笔打好两排田字格，当天要学的新字词都用彩色粉笔写在田字格里，重点的偏旁部首用红粉笔描粗了，既醒目又漂亮。

那时的母亲正值芳华，走路脚下生风，手头有忙不完的事。因为父亲在部队工作，一两年才回一次家，所以，家庭的担子全都落在母亲一个人肩上。

每天窗外刚蒙蒙亮，母亲就起身了，从河边一趟趟拎水回来把水缸装满。然后生炉子做早饭，让我和弟弟吃完去上学。她自己马马虎虎吃两口，就急急忙忙赶去学校上课。有时粥很烫，她没时间等，就用前一晚剩下的凉粥拌着吃。上课、备课、改作业、做家务，忙到夜深人静时，我和弟弟都入睡了，母亲又开始做针线活，给一家人缝缝补补做衣做鞋。那时还经常停电，她就在煤油灯下干活。眼皮打架了，她会用凉水洗把脸或者吃个萝卜醒瞌睡，时常忙到清晨公鸡打鸣的时候，才匆匆睡一会儿。

“眼睛一睁，忙到熄灯”，母亲常用这句话描述自己当年的日子。现在想来，母亲那时已经过于透支自己了。她经常眼睛发炎，有时胃疼，有时腰疼。我记得她有一次腰疼得直不起来，连续好几天都像老太太那样，走路佝偻着。但她那会儿完全不知道爱惜自己，总是惦着工作、惦着家务，每天手不停脚不住，好像有使不完的劲。

母亲离开教师岗位是在1982年。那一年，在父亲的一再劝说下，她终于下定决心带着儿女去部队随军。放弃自己热爱的职业，母亲心里万分不舍，在此后余生的近40年时间里，她一再为此叹息和后悔。这也是她作为一名军嫂的奉献和牺牲吧。

2018年底，教育部门发文禁止老师在校外兼职，朋友开办的一家小学生培训机构急缺老师。我把此事讲给母亲听，她顿时来了精神，觉得自己可以去帮忙代课。其实那会儿她已年近七旬，刚做过双腿膝盖置换手术，走路还需要拄拐杖，显然是不可能去的，但母亲为此激动得一夜未眠，恨不得立刻重上讲台。就在去世前一个多月，她还跟我忆及此事，对自己的教师梦念念不忘。

母亲后来在部队服装厂工作，几年后父亲转业回地方，她又被分配到银行当出纳会计。母亲做事认真细致，干哪一行都没问题，但她唯一钟爱的还是教师这一行。母亲也曾热切期望我能当一名老师，她总是说“当老师多好啊”，可惜我少不更事，虽然大学读了师范专业，最后还是改了行。不过，这些年来，我一直都很享受跟随母亲回老家的感觉，走在街上，母亲时不时地会被人认出来。“杨先生回来啦！”随着一声热情的招呼，一个曾经的学生或是熟人就迎了过来。

这样的享受和感动再也不会重来了。2020年底，母亲因为脑垂体瘤压迫视神经去做了手术，还计划着出院后一大家子人一起过元旦。没想到出院当天突发状况，母亲陷入昏迷，在ICU抢救3天后因呼吸衰竭撒手人寰。

不管在什么年纪，没有人能轻易接受母亲的离世，她是我们生命中一个最重要的存在。在时间这趟飞驰的列车上，母亲一直陪伴着我、关爱着我。没想到，这样的时光竟戛然而止，母亲一言不发地下了车，留在了一个陌生的站台上，剩下我还在车上飞驰向前。

转眼之间，母亲离开我已有四年了。我在日复一日的回望与思念中明白了一个道理，死亡并非消失不见，而是把母亲从我身边转移到了我心里。变换了陪伴的方式，我们依然每天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