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数字平台的兴起对民族志研究提出了深刻挑战。传统民族志依赖研究者长期浸入地理固定、边界清晰的社区，难以应对平台生态中研究对象的高度流动性与结构不稳定。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助理教授王怡霖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董晨宇在《传媒观察》第5期刊文，以中国的直播产业研究为基础，提出“转场民族志”的方法框架，主张将“断裂”而非“连接”视为平台田野的常态，并重审数码民族志的观察逻辑与策略。该框架聚焦三个层次的“转场”：研究对象的伪装与跳转策略反映其劳动轨迹的制度性重塑；研究者在关系中断中的角色调整凸显“在场”的不确定性；平台机制则持续重构田野的可见性与秩序边界。文章认为，“转场民族志”不仅突破了对地理空间与稳定连接的依赖，更为理解平台社会中制度性断裂、权力调度与知识生产提供了新的理论路径。

从2019年开始，本文两位作者开始分别对中国秀场直播产业进行数码民族志意义上的研究工作。在田野过程中遇到了很多主播，她们在直播产业和其他职业之间来回切换，经常突然消失或回归。一个难以回避的困难在于：在田野工作中，研究者对于被研究者并没有足够的掌控力，更多只是跟随她们到处转场，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很容易产生失联。这一状况进一步导致了如下两项方法意义上的困境：其一，在数码民族志中，田野究竟（不）在哪里；其二，在数码民族志中，田野究竟可以（需要）持续多久。

在文本撰写过程中，两位作者基于各自的田野经验开展了长期、反复的共同讨论，并最终提出“转场”作为平台社会语境下数码民族志研究的关键词，意在回应研究过程中持续遭遇的对象流动、关系中断与路径变更等现实。我们将“转场”初步归纳为三种类型：其一是研究对象的转场，即主播在平台、职业与地理位置之间的持续跳转；其二是研究者的转场，指涉研究者在角色身份、观察位置与介入策略上的灵活调整；其三是平台的转场，聚焦于平台机制（如界面、算法与政策）本身的更新变动如何重塑田野可见性与研究路径。

研究对象的转场：内化的生存策略

在对于中国秀场直播行业的田野调查中，“转场”并非偶发的个体选择，而是一种被平台经济结构反复塑造的生存节奏。对于直播行业中的关键参与者——无论是主播还是公会运营者而言——转场已成为他们在制度规范、经济压力与关系断裂之间反复调适的行动逻辑。此处，“转场”这一行动并不仅仅是在平台之间的跳转，也包括账号重置、身份伪装、职业路径重构，甚至包括在地理与生活轨道上的回撤与重返。更重要的是，转场并不总是主动的选择，更多时候，它是一种应对观众流失、算法失宠、公会淘汰的防御性策略。

Angela是第一作者在田野初期接触的第一位主播，她曾在直播平台B签约了一家中型公会做秀场主播，收入主要依赖一位“大哥”的定向打赏。因为这位大哥的存在，Angela的直播间曾短暂辉煌过一段时间。他几乎每天准点上线为Angela打榜。直播之外，大哥只要求下播后私聊几句。Angela并不抗拒，甚至在惯性中逐渐建立起某种依恋，直到某天，他彻底消失，没有告别，也没有拉黑。Angela的打赏流水立刻崩盘，平台算法取消推荐，直播间瞬间从热闹回归沉寂。她并没有正式退出这个行业，而是处于一种模糊的“离场”状态。这次短暂离开成了我们进入田野的“切入点”，也让我们意识到，主播的转场，往往不是出于清晰的职业规划，而是对崩断互惠关系的一种自我撤离。

另一种典型的转场策略，则源于制度博弈下的生存智慧。Peggy是一位对公会运作机制异常熟悉的主播。她几乎从不在同一个公会待满3个月。收入一旦锐减，她便主动跳转下一个公会。这种跳转并不容易。为重获保底，她频繁注册小号、借用亲友身份信息，在平台上“装新人”。Peggy深知，这种“转场”策略不仅针对平台，也是针对观众心理的再造演出。她告诉我们，很多大哥偏爱“起号”主播，觉得“刚入行”的女孩更清纯、好掌控、没套路。她的手机里存满了后台数据截图，每一场直播的礼物收入、粉丝留言、弹幕走势，都是她衡量是否该继续播、是否要换号的“账本”。

因为观众流失、算法失宠、公会淘汰等原因造成的结构性的不稳定不仅作用于主播，也作用于中介组织本身。两位作者曾与“龙哥”建立过长期联系，他是中国某头部直播公会的运营人员，负责维护20多位日活主播。在我们和他见面后，过了一段时间，当我们试图再次联系他时，得知他已经跳槽至湖南一家新成立的小型公会。“在这个行业里，运营也在到处跳。手里没几个活跃主播，你也就‘死’了。”龙哥的角色转变再次说明，在秀场直播行业“平台-公会-主播”的三角关系中，从业者的转场不仅是一种个体行为，更是与中介、系统规则和平台治理共振的制度逻辑。他们像是这个庞大生态中持续被挤压又必须流动的变量，在不断迁移中寻找一丝留存的可能。

无论主播还是运营，研究者在田野工作中遇到的研究对象都在频繁转场。无论是因情感互惠关系的断裂而触发的自我撤离，还是因绩效压力与公会惩罚机制而进行的制度性迁移，抑或是在平台算法与现实生活之间反复迁徙的劳工调适，“转场”都构成了直播平台微观生态中最显著的节奏性行为，也为田野研究带来持续性的断裂性挑战。

研究者的转场：适应、调整与重塑

如果说主播的转场是一种迫于生计和制度困境的现实调适，那么研究者的转场则是双重的：一方面，研究者需要跟随研究对象，在不断变化的田野中进行适应性调整。另一方面，研究者本身同样处于现实生活和工作的结构性压力之中，很少人可以遵从传统民族志中长期“跟随”的策略，“家”和“田野”之间往往同样会呈现为来回转场的特征。因此，在田野过程中，数码民族志研究者的转场是一种常态，这既体现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脆弱的关系中，也体现在研究者本人工作与生活之间艰难的切换中。

首先是入场阶段的转场。对于数码民族志研究者而言，田野的切入口往往不是预设的，而是在进入过程中、伴随“转场”动态被动协商出来的结果。第一作者在研究初期原计划通过参与式观察的方式进入一家小型直播公会。然而，实际到场后却发现，所谓的“主播基地”其实只是一个用于日常运营的中控办公室，公会与主播之间的合作完全在线上完成，并不涉及实体空间的共处。公会负责人Sky曾向研究者推荐了几位主播，但当研究者进一步提出希望建立联系、进行访谈时，他回应说：“她们是自由主播，不归我们管，我们也不方便替她们安排。”这一表态让我们意识到，传统民族志中依赖机构协调实现“线下进入”的策略，在直播行业已难以奏效。第二作者则以观众身份进入直播间，试图通过弹幕互动等方式与主播建立初步联系，再通过后台私信提出访谈邀请。然而，主播的回应几乎集中在高价值礼物的送礼者身上，尤其是在PK机制下，互动往往高度竞技化、语言模板化，而且时间节奏很快。这种环境很难建立有效的关系。因此，绝大部分投出去的私信都石沉大海。

两位作者的经历指向了同一个问题：“在场”意味着什么？最初失败的田野入场证明了，研究者虽然在场，但很可能会处于“被忽视”的状态。2019年春节，第一作者决定回到成都签约成为全职主播，开始了每天4小时以上、每月超过25天的直播任务。第二作者则通过做房管的方式，既避免成为主播主要的经济来源而影响研究关系，同时又可以获得一个更可能产生真实情感关联的位置。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者得以深入公会、平台、观众和运营者之间的互动，从而能够更加直接地感知平台的运作逻辑、观众情绪及主播策略的动态变化。

接下来是在场阶段的转场。当许多主播在遭遇收入下降或平台政策调整后迅速转向其他平台时，研究者也必须随之迁移，才能继续跟踪研究对象的动向。例如，第一作者在直播公会结识了27岁的主播Nichole。然而，在建立联系仅2个月后，Nichole就更换了公会，从平台A转至平台B继续直播。她不仅更改了昵称，还刻意调整了直播风格，主动与原直播平台的观众切断联系。最终，她拒绝了第一作者提出的访谈邀请。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其他主播身上。

与此同时，转场也为研究者提供了观察主播的职业流动性的额外机会。第二作者与主播Jessie认识的时候，正处疫情期间。4个月后，Jessie因为无法忍受直播带来的焦虑和抑郁，选择去经营早点。又过了半年，她换了一家新的公会，重新回到了直播行业。这次回归并不成功，甚至一周时间都不到，Jessie再次离开。最后，她选择通过拍摄短视频成为了一名徒步博主，并在小红书上做户外用品的直播带货。与Jessie相比，另一位叫作Pearl的主播则选择了退网、结婚。她很快便有了两个孩子，成为了一名家庭主妇，彻底与直播产业切断了联系。当然，Jessie和Pearl的个人经历并不相同，也都不能代表整个秀场直播行业从业者的职业轨迹，但在转场之中，研究者才得以窥见一个重要却长期未曾被回答的问题：秀场主播来自哪个行业，又会流向哪个行业。这一问题背后隐藏的职业流动性问题，必须通过转场进行回答。

最后，研究者也必须面对生活与工作的转场，这关乎个人生活与学术责任之间的持续调适。第一作者在完成为期6个月的全职主播观察后，不得不暂停直播生涯，回到香港继续学业。第二作者则因为疫情长期无法进行线下田野，且在一年后因开展其他研究课题，暂停了自己在直播间担任“场控”的角色。尽管他在2023年重新启动了该项目，但试图与过去的研究对象重新建立联系却困难重重。从更宏观的层面来看，现代社会中复杂的生活压力与大学体制的限制，使得研究者越来越难以持续遵循传统民族志对“远方田野”的长时间、持续性要求。这并非数码民族志研究者所特有的困境，但在互联网的加速机制下，这一问题的复杂性被进一步放大。研究者需要在线上与线下、家与田野、个人生活与学术工作之间不断切换，努力在“保留数据”与“保卫生活”之间维持一种脆弱的平衡。他们往返于田野与日常生活之间，在流动与停滞、参与与抽离之间寻找立足之地。这一过程不仅凸显了平台化媒介对研究者身份边界的持续挑战，也反映出学术实践中“适应-调整-重塑”的多重动态过程。

平台的转场：界面、算法与市场

在平台化媒介环境中，田野早已不再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场”，也不再是由稳定人物关系构成的社群，而是一个由平台规则、算法机制和市场逻辑持续生成、不断变动的动态数字空间。这一空间本质性不稳定不仅频繁打断和重塑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也规定了研究者“能看到什么”、“能接近谁”以及“能记录何种经验”的基本条件。这种平台层面的转场虽然更为隐蔽，却同样深刻地影响了研究的进程，并与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工作、研究实践相互缠绕，进一步加剧了数码民族志田野工作的难度。

首先是平台界面与技术配置意义上的转场。这类转场首先表现为空间层面的断裂。换言之，在研究对象进行平台转移的过程中，研究者也必须面对并适应不同的界面逻辑与技术结构。除此之外，一个更为极端的情况是平台本身的退出。第一作者在与成都某直播公会签约期间，观察对象分布在腾讯now、斗鱼、火山、陌陌与抖音等多个平台。但随着腾讯now于2023年年底停止运营，斗鱼与火山也相继终止与该公会的合作，原有的直播路径迅速中断，主播不得不迁移至其他平台。对于研究者而言，这类由平台决策引发的结构性断裂，不同于主播个体的自主流动，它直接瓦解了原有的观察路径，迫使研究者重新寻找“进入点”，而非仅仅“追随”被研究对象。

其次是算法意义上的转场。对于研究者而言，只观察平台海量直播间与算法推荐的结合，注定不可能理解直播平台的全貌。研究者最初的方法策略是跟随“算法”。换言之，在“刷”直播间或配对PK时会遇到哪些主播，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算法安排的。这意味着研究者不是从外部强加分析框架，而是利用平台自身的逻辑和数据结构进行探索。在对于秀场直播的民族志调查中，第一作者最初希望将公会作为媒介结识主播，但公会更像是一个虚假的在场，公会内的主播大部分时间都呆在直播的“格子间”里，彼此之间的联系非常弱。因此，作者后来选择通过PK结识了大多数核心的田野对象。第二作者的田野经历始于在Wendy的直播间中做场控，在之后的随机PK中，Wendy认识了Jessie、Pearl等女主播，她们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圈层，研究者也随着算法的“引介”寻找到了新的研究对象。

算法和界面并非中立，它们本身内嵌了平台的商业策略。换言之，平台商业逻辑的转变，往往直接表现为算法规则与界面机制的迭代更新。在很大程度上，这一过程通过不断变化的“可见性机制”直接作用于劳动者，成为引发主播转场的重要推力。第一作者长期观察的主播Lin，自2019年起几乎从未间断直播。然而，2024年起，她的直播间突然“没有人了”。内容与风格并无明显变化，但由于平台算法调整，更倾向于支持直播带货与优质短视频，像Lin这样以聊天为主的主播被逐步排挤至推荐系统的边缘。Lin依然在线，但对研究者而言，田野窗口却悄然关闭。第二作者的田野经验同样揭示了类似的转向。随着直播带货兴起，他在平台B上观察到秀场主播明显感受到“流量减少”，并普遍怀疑平台将流量资源向带货主播倾斜。不仅如此，原本基于打赏金额进行排名的“小时榜”也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强调用户停留时长与互动频次的“人气榜”。在这样的环境下，主播Jessie为了追逐新的平台红利，选择放弃秀场直播，独自前往杭州转向直播带货领域。与此同时，随着“团播”模式在平台生态中获得更多流量扶持，第二作者长期接触的成都某公会也进行了全面转型——直播基地被重新装修为多个中型或大型团播场地。原本的秀场主播纷纷被吸纳至团播体系之中，职业方向随之发生了集体性的重构与调整。

这些并非个别事件，而是直播平台生态中广泛存在的结构性现象，也促使我们重新反思：我们所进入的“田野”，是否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稳定可依的空间？在一个高度依赖平台机制进行可见性分配的媒介环境中，田野更像是一个持续生成、时刻可能瓦解的数字现场。这一转变使我们意识到，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基础正在被平台机制所重构。主播的“转场”或“沉默”并非总是出于个人选择，更多时候，是算法与流量规则在不断塑造可见性边界。在这种语境中，算法不只是技术背景，而是一种持续干预田野结构的行动力量。直播田野的可见性与可进入性，并不由研究者单方面掌控，而是在算法机制主导下的动态协商中不断变动。平台民族志的田野，不再是一个“可以抵达”的空间，而是一个随时可能重构或消失的数字场域。研究者所能做的，或许不是试图在其中“扎根”，而是保持流动的敏感性，在漂移不定的结构中不断调整路径，以灵活而非定居的方式，重新与田野建立连接。

本研究将“转场”作为田野工作的核心关键词，并提出一种“转场民族志”的可能，用以回应数字平台环境中田野的不确定与结构的断裂。“转场民族志”不仅关注研究对象、研究者与田野空间的流动性，更重要的是将这种流动背后的制度逻辑——平台如何通过技术治理、经济模型与数据调度生成断裂性与不确定性——作为研究对象本身。在此基础上，本文所提出的“转场民族志”也可被视为对现有民族志方法的一种补充与转向。

我们希望指出的是：连接不应该成为民族志研究者的路径依赖，断裂也不应该继续成为“所有人都会遇到，但很少人愿意谈论”的事。当研究者越来越多并非从一个田野进入另一个田野，而是在持续的断裂、短暂的接触与不断重连中维持研究关系时，研究路径不再以稳定为基础，而是必须以灵活策略应对制度结构的反复生成。只有当研究者真正放弃对稳定田野与持续连接的依赖，将平台机制作为分析起点，将断裂性视为结构现象而非技术问题，我们才能在快速变动的数字社会中，重建民族志的敏感性、解释力与理论生产的公共价值。

（载《传媒观察》2025年第5期，原文约17000字，题目为《“转场民族志”：数字平台的田野工作反思》。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传媒观察杂志”公号全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Dm1zKZuj0CSxv1g2_-qmiA。）

【作者简介】王怡霖，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助理教授

董晨宇，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