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英雄,献礼国庆!谍战大剧《沉默的荣耀》正在央视8套热映,该剧以真实人物和历史事件为创作背景,通过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等烈士的真实事迹,再现了解放战争最后的关键时刻,暗流汹涌的台湾岛上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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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
1951苏烈字第000010号烈士证明书
姓名:朱枫
生前所在单位及职务:中共华东局,地下党
入党时间:1945年
牺牲时间、地点、原因:1950年6月10日,台北,在对敌斗争中。
批准机关、时间:上海市人民政府,1951年7月17日
执证人姓名称谓:朱明,儿子
“他们开了6枪。”1950年6月10日下午4点半母亲朱枫在台北马场町的牺牲场景,朱明在年复一年的回忆中,熟悉得宛如在场。
事实上,母子俩九个月前就在香港告别了。这是最后的一面,11岁的朱明去北京,举国共庆开国大典。没多久,44岁的朱枫渡过另一片海域,悄然抵达台湾。
朱明有过无数次叙述,但是说到枪击的那一刻,真切的场景感扑面而来,总是泪崩。
新中国成立有多久,朱明和母亲朱枫的分离就有多久。71年的时间,波澜壮阔又细密如沙。
从南京55所退休之后,朱明在南京隔壁的安徽农村买了房子,作为自己的“研究基地”。别时懵懂,他不了解妈妈,他用一辈子的时间,以在子女眼里近“痴”的状态,去显影妈妈的模样。

告别在开国大典前
1949年9月,朱枫给丈夫朱晓光发去电报:“刘老太爷父女带上晖明二儿到,请照收。”
在香港维多利亚港天星码头上告别的那一天,妈妈穿着平时常穿的香云纱黑旗袍,她抱了抱朱明,对他说:叫爸爸放心,妈妈用不着太久就回来了。
为了把儿子安置到哪里,妈妈和爸爸通了很多封信。
1949年5月,已经在东北工作多年的爸爸朱晓光,随大军进上海,筹建上海新华书店。他们的家庭计划是暂时把朱明和侄子朱晖一起从香港送到北京二伯处。朱枫这一次的工作结束,全家在上海团聚安顿。
这个时间节点成为朱明一生最重要的生命刻度:离开妈妈,迎接国庆。“我们坐船到青岛,然后坐火车到北京,9月底到的,没几天我们就赶上了开国大典。”
迎接新中国的朱明,身上带着在香港和妈妈亲密相处一年多的暖意。这样的暖,11岁的孩子,此后再也没有了。
朱明很快就回到上海和父亲团聚,在上海实验小学读六年级。“每年至少转一次学,很多地方语言都不通,稀里糊涂地读,也不知道怎么的,考试都很好。”他在新中国的欣欣然中,和爸爸的团聚中,新学校的学习中,等妈妈回家。
1950年暑假里的一天,上海武胜路新华书店宿舍楼朱晓光家里,老领导徐雪寒突然登门拜访。一来就把朱晓光叫到里屋,谈了很久。然后爸爸把徐雪寒送走,把自己一个人关进了里屋。
不知道过了多久,爸爸从里屋出来了,两个人的家里,空气凝固,父亲对儿子说:妈妈来不了了,已经在台湾牺牲了,牺牲得非常英勇。
父亲在流泪,12岁的儿子懵着,还不太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父亲马上着手的一件事情是,去南京。
这一年,朱枫与前夫陈绶卿之女陈明珍20岁了,在南京军区卫生部当医生。此时,作为隐蔽战线的一员,朱枫的一切都尚在绝密当中。在陈明珍简陋的宿舍里,三人默默戴起黑纱,就是所有的仪式了。
妈妈牺牲后,陈明珍改名朱晓枫。朱晓枫曾对采访她的记者说,获悉妈妈牺牲的消息,她没有惊讶,“我觉得她时时刻刻都有这个可能性”。
淡水路的外婆,弥敦道的妈妈
妈妈是什么人?台北的枪声,终结了妈妈的生命,而朱明对妈妈的复盘才刚刚开始。
和妈妈告别前一年的1948年夏,台湾基隆港,朱明才知道,自己一直叫妈妈的那个女人其实是二伯母陈宜,一直叫外婆的那个女人才是真正的妈妈。
1938年,朱枫朱晓光夫妇从武汉撤离,一路行进到湖南常德桃源时,生下了他们唯一的儿子,因为生于偶然路过的异乡乡间,孩子取名为“朱田”。

从10个月起,朱明大多数时候都跟二伯二伯母家一起生活,辗转武汉、重庆、浙江老家等地,抗战胜利后到了上海。而此时,朱晓光被派去东北创办书店,朱枫在上海新知书店所办的同丰商行工作。
朱枫把自己原先租住在淡水路的房子,让给了伯母和孩子们住,自己另外租住进了锦江饭店斜对面的一幢白俄楼里。她每周末都回到淡水路看孩子,总是把朱明抱到身边跟自己一起睡。朱明觉得奇怪,外婆为什么只抱自己睡觉,从来不带其他孩子睡觉。那张床朱明印象深刻,“席梦思弹簧床,中间鼓,两边塌,我总是半夜就滚到一边去了”。
1948年夏,外婆带朱明出远门了。他们俩坐上很大很大的轮船,离开上海向南去。船到台湾基隆停靠,朱明和外婆上岸休息,吃好吃的南方水果,橘子个头特别大。
外婆说:我是你妈妈,以后要叫我妈妈了。以后你也不叫朱田了,你的名字叫“朱明”。
朱明没觉得奇怪,他一直和“外婆”很亲,慢慢地,他就觉得她确实就是“我的妈妈”了。为什么叫朱明?长大后回想,妈妈是如此坚毅的共产党员,“朱明”的意思应该是“红太阳”。
在香港,他们住在繁华的九龙弥敦道520多号一栋5层楼房里,妈妈在香港的公司同事很多都住在这里。他们家有一个阳台,朱明整天在这里跑进跑出。
朱枫寄给家里的最后一张照片,就坐在阳台上的藤椅中。在铺着方格子桌布的圆桌边,她身着浅色旗袍,微微笑着看向镜头。
照片的背后,她用娟秀的字体写道:她已深深地体验着“真实的爱”与“伟大的感情”,从此,将永远快乐而健康。


朱明曾写道:您到了中年,却依然保有着如此年轻、如此纯真的革命思想,这是永远值得后人学习的最宝贵的东西。
在香港,朱枫把儿子送进了爱国民主人士孙启孟创办的务实中学附小,“去上四年级,一句广东话也听不懂,跟同学都无法沟通,课也听不明白,但最后考试我还是前几名”。
同事都叫她朱大姐。“我感觉她挺忙的,还挺有威信,谈吐有水平。人家都挺敬重她,经常有人到家里来向她来请教事情。”妈妈公开的身份是香港合众公司的会计,实则是中共华东局在香港的地下情报人员。
朱枫在香港接到了一封台湾来信。写信人是阿菊——朱枫前夫陈绶卿与原配之女陈莲芳。阿菊在信中说自己刚刚生了孩子,希望继母能去帮忙带孩子。阿菊丈夫王昌诚原是军统特务,时任台警务处电讯管理所主任。
与前夫和原配的孩子保持如此亲密关系,从阿菊的求助信可见朱枫为人处世之好。
朱枫在给丈夫的信中曾写道:“阿菊夫妇很想我去台湾,入口证也寄来了。我是不可能去的……”她团聚心切。
但任务来了。
1949年,中央决定尽快派人赴台搜集重要军事情报。朱枫的任务,就是担任台军方高级将领吴石和大陆间的情报交通员。吴石是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陆军中将,另一个身份则是潜伏在台湾最高级别的中共特工,代号“密使一号”。与电视连续剧《潜伏》余则成原型最为接近的便是吴石将军,片尾被派去台湾配合余则成执行任务的“晚秋”则酷似朱枫。
在台湾有社会关系——朱枫兄弟姐妹多人均在台湾,有赴台理由——看外孙,有杰出的地下工作能力,无论怎么看,朱枫都是执行这项任务最合适的人选。
1949年11月25日,朱枫在港岛登上“风信子”号邮轮前往国民党的最后巢穴。
台湾“匪谍大案”
2001年,朱明的一位北大同学在苏州出差时,看到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老照片》上,有朱枫等四人在台湾被行刑的相关照片。朱明的同学们都知道他妈妈是烈士,同学把书买下特地送给他。朱明随即跑了南京多家书店,买了五六本《老照片》分送家人。
照片令家人震恸!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朱枫行刑前的面容。

一张照片是在行刑前的仪式中,吴石正在低头写遗书。荷枪实弹的军警围绕,朱枫着花旗袍披针织外套,双手交叠搭靠在栏杆上,放松又淡然,仿佛环境与她无关。

随后一张押送刑场的正脸照片,还是这身衣服,但因被五花大绑而失去了整齐,朱枫双手被拷在身后,两位军警一左一右紧扣她双臂,身后紧跟无数军警。朱枫背颈笔直,面部表情清晰,看不到一丝慌乱失措。
在位于南京雨花台的江苏国家安全教育馆“海峡忠魂”展区,这张照片被放大到整墙大小,那禁锢的绑绳、向着刑场的前行身姿、冷静而无畏的面庞,总是让人久久凝视。
1950年6月12日,新华社“内参”刊发消息:
据台湾电台11日广播,台北讯:国防部前参谋次长吴石、前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前陆军上校聂曦,及匪政工部女匪干朱谌之等四犯,已触犯《惩治叛变条例》,经高等军法会审讯终结,依法判处死刑。并经最高当局核准,已于十日下午四时,将四犯提询审判,随即绑赴刑场,执行枪决。
此案经台湾当局高调宣传,媒体竞相报道,震惊世界。



在台湾,朱枫仅用一个多月就出色完成了任务。
根据安排,她只能单线联系两个人,每周六以“陈太太交涉药店事宜”的名义,到吴石家取情报,周日送交中共台湾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他们一共进行了7次会面,先后将《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最新编绘的舟山群岛、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备图》,台湾岛各战略登陆点地理资料分析、空军机场和机群种类、飞机架数等情报送回大陆。
毛主席在得知这些绝密军事情报来自台湾“密使一号”时,曾赋诗一首: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1950年1月,蔡孝乾被捕,并迅速叛变,导致中共在台湾的情报网几乎被一网打尽,1800多人被捕。
2月2日,吴石派副官聂曦紧急召集朱枫,通知她马上转移。此时离岛的空中、海上航线已全部紧急封闭,吴石冒险为朱枫签发了一张“特别通行证”,让朱枫以探视病亲的名义,乘一架军用运输机飞往舟山。
朱枫躲进了和家族有生意往来的存济医院院长顾孙谋家里。顾家人只知道这位朱家四小姐,从台湾来,想去上海,在此等船。
舟山,离大陆近在咫尺,但此时尚未解放,仍有12万驻军。国民党布下天罗地网,朱枫在这里躲了14天。
“假如妈妈在舟山早点上船,也许就脱险了”;“假如再有三个月,舟山就解放了”……每忆及此刻,朱明及家人都会痛彻心扉说起无数个假如,家,仅在盈盈一水间!
在特别通行证被发现、吴石被捕后,2月18日,朱枫落入敌手。
2月26日夜,朱枫将随身佩戴的金链、锁片、金镯等咬碎,把总计二两多重的金子分四次和水吞下,决绝自尽,即刻被送往台北医院抢救。
朱枫之气节令国民党都佩服。国民党内部文件的记录近乎褒扬:“共匪运用党性坚强、学能优良之女匪干,担任交通联络工作,极易减少外界注意与达成所负任务;朱匪于被捕瞬间吞金企图自杀,证明其应付事变,早做准备。匪干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个人生命的纪律与精神,诚有可效法之处……”
1950年仲夏的马场町——6月10日下午4点半,吴石中将、朱枫、陈宝仓中将、吴石的亲信副官聂曦上校,在台北被枪杀。临刑前,吴石将军在军警的包围中,写下了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一首诗: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嗟堪对我翁。朱枫则在刑场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故事里的人
朱枫,原名朱贻荫,又名朱谌之,1905年12月出生在浙江镇海。朱贻荫是名副其实的“富二代”,父亲是镇海渔业公会会长朱云水,家境非常殷实。
朱谌之的名字是朱贻荫跟大书法家沙孟海学书法时,沙孟海给起的别名。台湾被捕血洒刑场、解放后两次颁发烈士证,都用的这个名字。


1931年,朱贻荫嫁给了沈阳兵工厂下属炮厂的总工程师陈绶卿。“九一八”事变后他们举家回到镇海老家,第二年,陈绶卿不幸去世。
“七七事变”点燃了全国进步青年抗日救亡的烈火。朱枫在有20多间房的“朱家大宅”里,办起了“镇海工艺传习所”,收容各地流亡来的抗日青年。传习技艺,歌咏话剧,宣传抗日,战地救护,朱枫也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与革命伴侣朱晓光走到了一起。二人结为夫妇后,朱贻荫改名为朱枫。
朱晓光的两个哥哥早已投身共产党创办的新知书店。1938年,在朱晓光的带领下,朱枫走出了老家镇海的旧式大家庭,来到武汉,加入新知书店。她的上级、新知书店创始人之一、后来任对外贸易部副部长的徐雪寒曾说:“谌之用变卖家产所得,对新知书店投了一笔数目较大的资金,说是投资,其实我们都知道是对党的出版事业的无偿捐献。”
“从来不吝啬钱,把钱捐出来,给这个团体,给那个组织。但她自己是刻苦而朴素的,从来不大吃大喝。”朱明说。
日寇封锁加剧,大后方纸张印刷器材奇缺。朱枫取出母亲给的一只三克拉钻戒,变卖后在上海买了大批纸张和物资,亲自押运,绕道香港,溯东江而上,直至广西桂林。
朱明家中,有一个大衣柜、一张大床,浅黄漆,白色花纹,典型的民国西式家具,以现在的审美看,也是洋气摩登的。原来,朱枫看到上海地下党机关太穷寒简陋,容易引起警察怀疑,自己掏钱买了不少家具和字画添置。这两件家具,在朱枫牺牲后,由当年她的革命领路人之一、同校师姐陈修良辗转退还至朱明家中。
朱枫做地下工作堪称“艺高人胆大”。
“皖南事变”50周年之际,朱晓光曾撰写《“周爱梅”三进集中营探监记》回忆妻子。1941年1月发生的“皖南事变”震惊中外,朱晓光被俘关进恶名昭著的上饶集中营。朱枫代表组织三次进入集中营,探望和设法营救朱晓光。
朱晓光被关半年不到,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某一天,忽听小特务喊他的化名:朱志芳!家里来人了!朱晓光和战友颇为吃惊,在集中营里就没听说过有人探亲的。当他来到队部时,只见妻子与一群大小特务谈笑风生,瞬间吓得不轻。朱枫神态自若迎上来,大声问道:这位就是朱先生吗?朱晓光自然也假装不识。只听朱枫自称姓周,名爱梅。朱晓光回忆中说,这个化名让他一辈子感动。因为“梅”是他小名,私下朱枫叫他梅君、梅郎,化名“爱梅”,蕴含着妻子怎样的机智和情意。
“周爱梅”说,家父是“朱志芳”哥哥的好友,托我回家路上顺便探望。“周爱梅”早已在国民党上层疏通好关系才获准进上饶集中营,同时带来大手笔巨资,以阔太太的身份随手打点,以至于集中营的特务们盼着“朱志芳”家人再来探监。
就这样,“周爱梅”前后三次探监,取得监狱内特务信任,在敌人眼皮下通风报信、送医送药,出色完成任务。次年春,朱晓光与一位18岁的狱友袁征一起在一个大雨之夜越狱成功,是集中营极少数的幸存者。
“她的胆大心细,她的沉着坚定,以及她那居高临下折服敌人的高贵气质,我也都记忆犹新……”朱晓光如是写道。
1944年秋,新知书店创办的上海同丰商行被破坏,朱枫第一次被捕,在狱中应答从容竟安全逃脱。出狱后,因组织经济困难,朱枫居然拖着被打伤的身体,冒险通过气窗爬进已被查封的店里,把存款、支票本、账册偷偷取了出来。
1945年2月,朱枫这位久经考验的富家千金,经徐雪寒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凤将于月内返里”
朱枫的小家庭成员,常年各自奔波在“八千里路云和月”的革命征途中。
朱晓光从上饶集中营逃出后,辗转上海、山东、天津等地做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到东北各新解放城市开办光华书店和新中国书局(均系三联书店下属单位)。朱晓枫则早早被母亲送进儿童抗日团体“台湾少年团”,在浙江、福建、台湾一带宣传抗日救国,14岁就入了党,1946年才返回上海,仅和母亲相聚三个月之后,就进入解放区。朱枫先后跟随新四军、新知书店等到湖北、安徽、江西、广西、重庆、上海、香港等地,为共产党做书店、开商行、运营钱庄,同时担当情报工作,周旋于敌特之间。儿子朱明十个月就托付于亲戚,到了上海虽处一市,却也非天天住在一起。
终于,抗战结束了,解放战争结束了,小小的革命家庭,就要团聚了。和母亲相处的最后日子里,朱明感受得到她是感情细腻、心情激动的。在新中国诞生前的两个月,她写了十几封家信,情愫满笺。

1949年8月2日写给丈夫:我也常想念你们。只要脑子一有空隙,无论在船上在车里,或在夜深人静时,都会念念不忘……真实的感情是很难勉强的,几年来,我彻底体验到“人非木石”这句话的真义。
9月24日:忽然接到那么多的信,这确是无限愉快的。家书抵万金,万金又哪能抵得呢?
临行台湾,10月7日,她用暗语安详地写道:
兄将外出经商。请与蒋兄约期晤谈,便知梗概……此去将有几月逗留,妹不必惦记,也不必和他人说起……妹如需去别处,请勿为我滞行。这时候,个人的事情暂勿放在心上,更重要的应该去做……几月后,兄将以更愉快的心情与妹相见……望妹安心等待着更愉快的晤聚……
不久,又写一信:
今有许多信从上海邮来,可是没有我的,好不怅怅……你一定以为我也许去了……好吧,那就在心里想念着,想念着,想念着,一直想到见面的时候,会更增加愉快的。
这是朱枫赴汤蹈火之前的最后家信,一连三个“想念着”,朱明说,每读此信,“热血上涌,泪如雨下”。
1951年7月,陈毅、潘汉年签署了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发的《革命烈士光荣证书》,确认了朱枫的烈士身份。1973年,中央确认吴石将军为革命烈士。
吴石就义后,由其部下收尸入土。其夫人于美国病逝后,子女将父母骨灰遗骸一起奉回大陆,1994年葬于北京福田公墓。
这越发让朱枫后人想找到她的下落。寻母之路,由《老照片》发端,艰辛跌宕。寻找中的一幕令人无比唏嘘。2005年,当照片发现者徐宗懋在台湾的养老院里找到85岁的阿菊时,老太太回应:“朱谌之是共匪,跟我没关系,我们一家都是国民党。”情何以堪!56年的时光隧道那头,是一对国民党夫妇家中住进了共产党超级女特工……
历经数年寻找,峰回路转,直到2010年,朱枫烈士的骨灰才在海协会和海基会的共同努力下重返家乡。
2010年7月12日,宁波滂沱大雨,朱容瑢姐弟陪同父亲朱明、姑妈朱晓枫一家在宁波栎社国际机场等候国家安全部专机。飞机舱门打开的那一刻,忽然雨停,朱容瑢搀扶着的爸爸浑身抖得厉害。看到骨灰盒,他说,我能不能摸一摸,于是他抱上去,根本无法站立,整个人趴伏在地上,仿佛趴伏在妈妈的身上。香港一别61年,他从一个11岁的孩子变成了古稀老人!“妈妈,我终于等到你了”,朱容瑢听到她父亲稚子般的低语。
两天后,朱枫骨灰盒被安放到了镇海革命烈士陵园中。
“凤将于月内返里。”1950年1月14日朱枫从台湾寄回的最后一封信,朱晓光在朱枫牺牲后才收到。“月内”,更是无限延迟成一个甲子。
马栗树下的祭奠
朱晓光没有等到妻子的归来,2000年去世,享年83岁,离休前是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领导。
年逾九旬的朱晓枫为寻找母亲遗落在台湾的骨灰拼尽了全力,目前因病住在她工作了一辈子的东部战区医院。
朱枫与朱晓光唯一的儿子朱明,83岁,依然健步如飞,看着仿佛六七十岁,“我每周游泳,妈妈当年带我在浅水湾学会的”。
1983年4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调查部作出《关于朱枫同志的组织结论》,肯定“朱枫同志在敌人面前表现出一个革命者、共产党人为革命、为人民忠贞不屈的革命精神”,并指出“十年动乱期间,凡对朱枫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该一律推倒,凡因由于对朱枫同志的诬蔑而遭到牵连的亲属,在政治上应恢复他们的名誉和享受应有的政治权利”。

2013年12月,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内落成了占地3000平方米的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纪念牺牲在台湾的中共1100多名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在广场纪念碑上的四尊雕像,就是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四人。铭文中写道:风萧水寒,旌霜履血,或成或败,或囚或殁,人不知之,乃至陨后无名……来兮精魄,安兮英灵。长河为咽,青山为证;岂曰无声?河山即名!
朱枫归葬镇海后,家乡对朱枫的纪念、宣传从未间断。朱枫在南京的一儿一女也常去祭奠。

事实上,在朱枫归葬前,朱明一家在南京东郊荒野寻了一处山头,在一棵600岁的马栗树下烧了妈妈的一些旧衣物,将这里视为朱枫衣冠冢。朱枫骨灰回大陆后,朱明从中分了一点点带回南京也撒在了这棵树旁。
与朱枫任务之险要、牺牲之壮烈相比,所谓的“衣冠冢”过于朴素无名了,仅仅是一棵树,没有任何其他标识。然而朱明一家对这棵树却情有独钟情深意切。树干参天,树纹深如沟壑,藤蔓攀爬,周遭灌木青草蓬勃,全家在此延续38年的祭奠,也无非是带束花,鞠躬,说说话,听山风吹过树叶嘈嘈切切,仿佛妈妈的低语。
“我的妈妈,高挑个儿,长得很好看。这个妈妈,非常的纯洁,非常的伟大,她是伟大的女性。”朱明说。
岂曰无声?河山即名。

文字 王晓映
摄像 韩军 蔡炜
剪辑 韩军
图片 韩军
资料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注:本文原载于2021年6月9日交汇点新闻客户端,朱明先生已于2024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