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一果在《传媒观察》2025年第9期发文认为，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脉络中，包含着对传播与媒介价值发现的过程。威廉斯、霍加特和汤普森等英国文化研究者，站在工业革命与大众社会的立场重新定义“文化”，对英国新兴的工人阶级文化 做出出极大的肯定，并意识到工人阶级“新共同文化”的形成需要“传播”和“分享”才能实现。霍尔则认为，英国社会文化日趋多元，需要在协商与差异的基础上建构“共识”，而大众媒介在社会共识形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霍尔的弟子戴维·莫利反思了霍尔文本化的文化与传播思想。他以“重新定义传播”的方式将领土、人员、商品和基础设施等都纳入研究视野，极大地推动了文化研究的媒介学转向。从威廉斯到霍尔再到莫利，英国文化研究的媒介学转向，不断揭示了媒介的物质性、实践性、技术性等与当代社会发展和文化变迁之间广泛而深刻的连接。

“二战”之后，伴随着英国当代社会和传播技术的发展，英国文化研究在重新定义“文化”的过程中重新发现了传播和媒介的作用，本文以英国文化研究的三位代表性人物为研究对象讨论英国文化研究传播观念的变化。在雷蒙·威廉斯那里，传播是工人阶级新的共同文化形成的基础。斯图亚特·霍尔则把传播视为“表意的实践”，并认为在20世纪发达的资本主义中，媒介已在文化领域中建立起了一个具有决定性与根本性的领导地位。“社会共识”的建构与形成依赖媒介意识形态的运作。在全球日趋流动的文化和网络信息技术环境下，霍尔的弟子戴维·莫利不仅反思了霍尔的“文本化”的文化与传播思想，亦在吸收传播地理学、“新流动”理论和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传播理论的基础上，提出“重新定义传播”，将领土、人员、商品和基础设施等都纳入研究的视野中，极大地促进了当代文化研究的媒介学转向，并推动了当代文化研究与传播地理学、传播政治经济学、媒介考古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

可以说，从威廉斯、霍尔到莫利，我们看到英国文化研究在思考“文化”概念时，有一个发现“传播”与“媒介”的过程，特别是在戴维·莫利这里，英国文化研究开启了“媒介学转向”，传播与媒介的概念被大大拓展。具体来说，英国文化研究的“媒介学转向”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重返物质性、重视实践性和关注技术性研究。

重返物质性、重视实践性和关注技术性

雷蒙·威廉斯是“文化唯物主义”的提出者，他认为文化代表着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在其文化的三个层面概念的理解上，首要的便是“某个特定时代和地方的活文化，只有生活在那个时代和地方的人才能完全理解它”。在徐德林看来，威廉斯的文化概念试图将“文学文化与物质文化关联起来”。王庆卫也认为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的特点在于“一方面将‘文化’与‘物质’并置在一起，意在突出文化的物质实践性质，强调文化实践的物质基础作用，将文化本身视为一种物质生产，而不再将其看作是处在从属地位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以文化的物质性否定了过分强调文化自律性和独立性的错误观念，使文化的创造性与实践性联系在一起”。因此，戴维·莫利“重返物质性”的研究，其实是回到了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的初衷。当然，莫利也强调，其对物质性问题的关注主要是受近年来传播研究中的“物质主义转向”的影响，特别是艾伦·塞库拉对他的“激烈谴责”。前面提到，早在从事电视受众研究时，莫利便意识到，与其笼统地谈论观众，还不如理解家庭的物质和文化背景，将其看作消费过程的决定因素。在《传播与流动》等文章中，莫利更是通过对商品、集装箱和移动通信基础设施等物质性议题的研究，揭示在全球流动环境中各种物质性实践的传播意义。

文化实践问题其实一直是文化研究关注的重点。威廉斯的文化研究始终将文化置于人们日常生活的实践世界中去理解。在《学做工》的“中文版前言”中，保罗·威利斯还特别提醒中国学者要关注文化实践问题，他强调：“文化指的是人类在特定环境中创造意义的各种实践，而不能被简化为对其他事物的反映，如个体心理、话语或经济。它自成一体。”霍尔其实也很重视文化实践问题。只不过，在霍尔那里，文化实践主要以一种“话语实践”的方式展现，他说：“关于话语观念，最重要的一点是：它不是根据传统的思想与行动、语言与实践之间的区分得出的。话语是通过语言而进行的知识生产，但它本身又是由实践生产出来的：‘话语实践’——是一个生产意义的实践。因为所有的社会实践必然会产生意义，因而所有的实践也都会含有话语样式。所以，话语会进入所有社会实践中并对之施加影响。”前面提到，戴维·莫利对霍尔的文化表征理论进行了反思。尤其是在新的流动环境中，莫利更强调要把商品流动与人的“具身移动”等物质性实践考虑进来。针对日益兴起的互联网和数字社会，尼克·库尔德利在《媒介、社会与世界》（Media，Society，World：Social Theory and Digital Media Practice）中直陈当代媒介文化研究正在经历一种“实践转向”，即由“文本研究”转向“实践研究”，以及由“文化实践”转向“媒介实践”。他甚至给出了实践转向的“具体时间”——2005年前后。从那时，“媒介研究开始摆脱文本源头的束缚，聚焦于媒介实践的多样化……媒介实践的整个景观开始扩张并快速变化。凑巧，在媒介研究和日用媒介中，一种理解这些变化的方式正在广阔的社会理论中兴起：这就是实践理论。”

技术性问题是当代文化研究思考的第三个重要面向。威廉斯在思考英国文化和社会变迁时已经特别关注到技术的力量。在《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中，他认为有两股主要的力量相互作用促进了大众媒体业的发展：大众消费和现代科技发展。复杂多变的流动社会增加了大众对报纸、电影、电报与广播等新兴媒介的需求：“报纸迎合政治与经济讯息的需要；照相为社区、家庭与个人生活所需；电影与摄影拿来满足好奇心与作娱乐之用；电报与电话主要是作为商情的传输，间或用作传递重要的个人讯息。就在这些复杂不一的传播形式之间诞生了广播。”霍尔的文化研究较少谈及技术性问题。他更多地是从意义（包括意识形态）的生产与再生产层面理解传播媒介，当然，霍尔也看到了媒介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作用：“在20世纪发达的资本主义中，媒介都已经在文化领域中建立起了一个具有决定性与根本性的领导地位……更为重要的是方式，在其中，整个庞大与复杂的公共信息空间，以及信息的互相传递与交换——在该类型的社会中‘社会知识’的生产与消费——都有赖于现代传播手段的中介。”霍尔将传播媒介“视为被社会地、经济地与技术地组织起来的装置，以此去安置在复杂话语中的信息与记号，或说是符号性的‘商品’”。并且这种“表意的装置”主要倾向于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再生产。相比于威廉斯和霍尔，莫利更加清醒地看到传播技术的力量，但他也强调，与其关注传播技术自身的所谓奇迹，不如将它放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与文化脉络中加以考察。

文化研究的跨学科对话和交叉融合成为可能

重返物质世界、重视实践性和关注技术性——这是当代英国文化研究媒介学转向的三个重要面向，莫利也由此重新定义和理解媒介。当然，在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不同人员、物品和信息的流动是复杂的，既有物理运输层面，也有虚拟的网络空间和象征性的符号传播层面等等。媒介考古学派齐林斯基在重新思考“媒介”（media）时，特别强调“联系”的重要性，这个词汇可以说是齐林斯基媒介学的关键词。在齐林斯基看来，媒介思维意味着在“联系”中运作，“联系”（有时译为“关联”“连接”）将异质的、不同的和分离的知识连接起来并形成谱系。早在《媒体考古学》中，齐林斯基就指出，媒体世界是由多样性的单元组成，这些单元相互“关联”并最终得以表征与转化，“各种媒体世界，就是互相有关联的东西所呈现出来的各种现象。”

雷蒙·威廉斯其实使用了一个相近的关键词——“接合”（articulation），“接合”在中文中有时被翻译为“连接”。威廉斯通过“接合”这个关键词分析社会不同要素之间的关联。迈克尔·肯尼指出：“威廉斯为社会生活提供了一种具有人类学特点的更全面的解释，并阐明了此前相互分离的不同因素之间的联系。他将重点转向‘研究整个生活方式的不同因素之间的关系’。文化在传统理论中被赋予‘特殊’地位。”威廉斯注重不同文化实践之间的连接。霍尔接受了威廉斯的“接合”概念，并多次使用它解决文化和传播的语境问题：“我一直在用‘接合’这个词，虽然我不知道人们是否完全理解我赋予它的意思。在英国，这个术语有两个微妙的意思：‘articulation’表示说出来、讲出来、发音清晰等。它有正在使用语言、正在表达等含义。但是，我们也用以指一个articulated的拖挂式货车（卡车）：它的前半部分（驾驶室）和后半部分（拖车）能够连接在一起，但这种连接不是必须的。车头车尾要通过特殊的联动装置相互连接，这个装置是可以被拆卸的。接合因此是一种连接的形式，在特定条件下它可以将两个不同的因素连接为一体。”“接合”的概念后来又被斯托·拉克劳等人吸纳，并形成了颇有影响的“接合理论”。徐德林后来根据威廉斯、霍尔以及拉克劳的研究总结指出：“接合是在一定条件下将两种或多种不同要素连接在一起的方式，体现为在差异化的要素中建构同一性的一种关联实践。接合是一种建构，既不是必然的，也不是绝对的，而是语境化的产物；它是各种‘相异原素’在‘关键时刻’相连接的某种方式，这种方式形成某种新的机制或连接后获得某种新的意义。”

在万物互联和万物皆媒的当今时代，随着各种新传播技术的涌现，“接合”这个词汇有了新的价值。莫利就看到新传播技术让身体从物理场所和具身场所中解放出来，但却又让它与特定的地理位置联系起来，流动中的人、商品和各种基础设施都可以通过新传播技术连接起来。如王鑫指出的那样：“莫利通过重返传播的物质基础以及对流动性的考察，修正了其此前关于虚拟空间的思考，也重新给予实体空间在传播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对空间的考察也不再是此前单一的实体空间或者虚拟空间，而是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的连通和接合，旨在恢复符号与物质之间的‘离散’关系。”在莫利的媒介学中，核心问题在于如何把握符号空间、物质空间和传播方式整合与衔接，即解决不同空间（虚拟与实体）、世界（不同群体、性别）和地区（国家和地区）的连接和接合。

英国文化研究的这种媒介学转向具有重要的当代意义。首先，通过引入、拓展传播和媒介的概念，文化研究自身的研究内容和范围大大增加了——不仅电视、电影和各种新媒介的内容是其研究对象，而且人员和商品流动以及各种物质性的基础设施都被纳入其研究范畴之中。文化研究本来就有很强的“跨学科”特征，但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和各种新媒体崛起，关注物质主义、基础设施和政治经济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和媒介社会学研究崛起，重视“文化”的文化研究显得有点式微。在这种情况下，重返物质性和基础设施的“媒介学转向”，其实让文化研究在从“文本研究”向“实践研究”转向的过程中与社会物质世界有了更深刻的互动联系。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化研究，因此有了跟媒介社会学、传播政治经济学、媒介哲学等学科开展对话和交叉融合的可能。

其次，像黄旦所说的那样，“媒介学研究”是从“媒介”出发的研究。从“媒介”出发和通过“媒介”，在一个全球流动的世界中，线上线下、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员、商品都在流动中相互连接或分离。莫利举例子指出，有一些媒体，如广播、电视和电影等，往往在“本质上”被认为是静止的媒体，但借助于汽车、高速公路和飞机等，特定的交通方式和通信媒体有了接合，这些媒体本身也变成了“移动媒体”。前面所说的，媒介学强调“接合”和“连接”的价值，在传播与流动的世界中，通过“媒介”相互产生“连接”，这是“媒介学”的重要价值。以“赛博空间”为例，莫利强调指出，我们与其把“赛博空间”抽象地看成一个统一的领域，不如探究不同的物质文化中虚拟与现实的具体结合方式。

再次，如前所说，文化研究的“媒介学转向”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回到了“文化研究”的初衷。无论是德布雷提出的“媒介学”也好，还是齐林斯基等人的“媒介考古学”也好，他们也都深受英国文化研究的奠基人威廉斯之影响。齐林斯基在《媒介之后》中特地称赞威廉斯发展出了一种“可操作的文化概念”：“即使对今天的技术先锋来说，这种概念也没有丧失它的锋芒。”齐林斯基看到，对威廉斯来说“文化并不是一个界定明确的现实领域，例如限制在过往杰出的美学成就等当中，而是应该把它理解为一个在生活条件、日常活动和个体实际发展之间的具有关系性质的系统。作为关系的质量和不断变化的生活方式变迁表达，文化是以互动性和过程性为特征的。”雷蒙·威廉斯的文化研究始终强调文化与政治、经济、社会、美学以及技术的相互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文化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在全球流动和新传播技术环境下，文化研究的“媒介学转向”回归了威廉斯文化研究的本意。

（载《传媒观察》2025年第9期，原文约20000字，标题为《“重新定义传播”：文化研究的媒介学转向及其意义——从威廉斯、霍尔和莫利谈起》，此为第五、六部分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传媒观察”杂志公号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1vm7u_4AN6BPkgW21-cghg。）

【作者简介】曾一果，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