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暴力（以下简称“网暴”）一般指发生在网络上、意图对他人造成严重伤害的直接或间接暴力行为。网暴的常用手段包括威胁、羞辱、散布谣言、公开他人隐私、孤立和冒充他人发表不当言论。网暴在我国和其他国家地区都相当常见，会给网暴对象带来焦虑、抑郁等心理伤害甚至导致更严重的后果。鉴于网暴发生的普遍性和后果严重性，治理网暴刻不容缓。

　　过往研究多认为，网暴事件的发生与群体非理性情绪放大效应等多种复杂因素交织关联，比如将言语攻击视为个性化表达风格的一部分。部分网民主动攻击或网暴他人可能源于损害“我”的福祉的人需要消失的心理。例如，新冠疫情暴发后，部分网友“讨伐”明星黄某某和杨某夫妇捐款太少，直到这对夫妇累计捐款达到100万元人民币后才逐渐停止攻击。[1]诸如“逼捐”这类仇富言论，很可能是基于人类大脑对资源分配的零和判断——他人所得为己之所失，他人所失为己之所得，而这种零和判断则可能来自人类大脑对资源匮乏的人类祖先环境的适应。一般来说，资源越匮乏，其分配越趋近零和。

　　再如，在“德阳安医生”一案中，网民起先对安医生和她丈夫施暴，是因为监控录像显示安医生的丈夫在泳池内将一名男孩的头往水里按；网民后来将矛头指向该男孩，是因为有消息称这名男孩“冒犯”安医生在先。[2]这两轮网暴的发生可能均源于广大网民一个简单的联想：霸凌和冒犯他人的人若不消失，下一个受害者有可能就是自己；因此，只有霸凌和冒犯他人的人消失，自己的福祉才能得到保障和提高。甲伤害了乙，然后丙联合他人攻击甲，这种“第三方干预”是人类区别于其它大多数动物的一种独特行为。

　　过往研究发现，网暴遭遇、道德推脱、同理心降低和感知匿名都会在平均水平上增强网民攻击他人的倾向。其中，网暴遭遇可能使个体报复动机长期易感；道德推脱通过扩散责任、歪曲后果和去人性化等方法使个体摆脱道德束缚；同理心降低使个体越发难以感知他人痛苦；而互联网带来的匿名感则会降低施暴的感知成本。在这些心理机制的促成下，网民得以使用上文提及的人身威胁、公开羞辱、散布谣言，披露隐私，社会孤立和假扮冒充等手段，让更多的人成为网暴对象的敌人，使网暴对象社会性消失。因此，尽管网暴的起因和对象各异，但其目的、手段和负责执行的心理机制之间可能是高度统一的。

　　部分网暴行为的产生可能源于“消灭损害自身福祉的他人”这一心理，并不能表明网暴具有合理性。从规范、伦理和法律的角度来说，无论出于何种目的攻击或网暴他人都是失范、错误、甚至要负上法律责任的。与此同时，直面人性的阴暗面也许是治理网暴的关键。如果产生网暴的心理是人性的一部分，那么网暴他人就不是个别网友的问题，而是一个包括笔者在内所有人都有可能参与的行为，所有人因此都应时刻警醒，勿让自己的言语成为伤害他人的利器。其次，我们需意识到网暴多为“第三方干预”，平台在建立网暴预警机制时，可优先关注力量不对称的个体间的冲突——力量不对称可能引发网民对弱势方的同情，网民可能会先入为主，联合起来针对强势方。再次，治理网暴一方面要减少参与网暴的人数，另一方面要让网暴对象接触更少的攻击。比如，抖音等平台检测到攻击性评论时，会反复提醒评论者修改发言；同时，用户在抖音等平台上可以通过“一键防网暴”、设置私信和评论权限等方法减少接触攻击言论。万一遭受网暴，受害者可以考虑向值得信赖的人寻求社会支持，同时前往正规医院获得专业帮助。

　　必须指出，仅依靠互联网平台无法有效治理网暴，还需要政府、媒体、用户等多方共同努力。作为信息与观点的传播者，个别媒体的失范行为（如：散发未经核实的信息）可能对网暴产生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在治理网暴的过程中，不同类型的媒体应该根据自身特点承担相应责任，坚守新闻伦理法规，减少或避免网暴悲剧的发生。用户在网暴事件中，可能是施暴者，也可能是被施暴者。因此，用户一方面应认识到互联网并非法外之地，需为自己在网络上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另一方面应主动提升媒介素养，学习防治网暴的相关知识和工具，以便在遭受网暴时举报网暴者和做好自我防护。最后，从根源减少网暴的发生，还有赖于大家齐心协力不断推进法治、平等、公平、公正的社会建设。我们或许无法改变人性，但可以通过创造条件改变环境抑恶扬善。（作者：张津广 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案例参考：

　　[1]电影生活：邓超孙俪捐款30万，却遭道德绑架！实情：他们还默默捐赠8家医院

　　[2]新京报：“德阳安医生”自杀事件两年后：被网络暴力伤害的两个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