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直播以其形式和内容的即时性、场景性、直观性和互动性，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网络直播行业也存在不规范问题，制约了行业健康发展。

　　近日，“完善直播账号分级分类管理，助力直播行业健康发展”研讨会在京举办。会议研讨指出，直播行业治理的关键是加强主播与内容治理，落实分级分类管理。而网络直播信誉评级规则的落实有利于提升直播管理的科学性、体系性，帮助主播实现可持续发展，助推直播行业逐渐走向精细化信誉管理。同时，应正视直播打赏的社会经济价值，通过灵活的政策，鼓励和引导直播打赏，成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传承优秀文化的商业模式。

　　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副教授赵精武指出，应考虑将主播红黄名单制度嵌入到直播管理机制里，以妥善处理主播所带来的风险。

　　赵精武分析，在落实直播平台主体责任上，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平台承担“笼统型”责任。该类学说认为网络平台作为能够直接监督和约束网络主播的行为主体，理应对网络直播行为负有直接的管理义务，并主张由平台进行全访问的“笼统”监督。常见的义务履行方式包括“借助技术手段加强自我监管”“组织审核队伍对直播内容进行实时考察”“加强对主播从业资质与行为操守的审查”。

　　第二种观点认为，基于“守门人”理论的平台主体责任。该类学说从网络平台的实际功能出发，认为这些具有信息传播枢纽功能，对信息存在事实上的管理能力，作为网络直播活动的组织者，可以对网络主播是否被准予进入平台并在平台内从事直播活动作出决定，扮演着“守门人”角色，这一身份要求其承担起积极预防并消除直播违法行为的责任。

　　第三种观点认为，按照《网络安全法》《网络表演经营活动管理办法》《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直播平台作为网络服务提供商负有法定的网络安全管理义务，应当承担安全管理的主体责任。

　　赵精武指出，上述观点固然能够从不同角度解释网络平台对网络直播活动的主体管理责任以及正当性基础，但是普遍存在一个共通性问题，即大多停留于平台是否应当承担主体责任，而没有细化平台对网络直播行为的具体义务及其履行方式应当包括哪些内容。事实上，面对层出不穷的网络直播乱象，由网络直播平台承担管理责任显然已成共识，但如何让平台承担相应义务这一实操性问题更为重要。

　　这是因为，一是网络平台确实有管理网络直播行为的能力，但并不等于网络平台能够完全有效控制网络直播行为，否则相关的研究问题只需要停留于平台是否履行义务的范畴即可，无需再行探讨监管机构、用户、经纪机构、行业自律组织等在内的多元主体治理等理论对网络直播行为的规范作用。

　　二是常说的多元主体治理不等于多个主体各自履行义务既是“多元共治”，而是应当强调如何实现协同治理效果。在网络直播监管领域，监管机构对网络主播及其经纪机构采用“黑名单”“警示名单”等监管措施时，网络平台对于上了名单的主播和没上名单的主播显然需要采取不同的管理措施。此时继续要求平台履行相同标准的法定义务，也不符合重点问题重点管理的治理思路，不利于网络直播产业的发展。

　　赵精武进一步指出，2022年，国家广电总局、文旅部联合发布了《网络主播行为规范》，在第十八条中明确提及根据该行为规范建立健全网络主播信用评价体系，探索建立平台与主播约束关系机制。该规范的出台意味着网络主播行为监管进入全新阶段。这种对网络主播信用分值进行等级划分管理，同时也意味着平台对主播所应当的监管措施同样需要层次化划分。网络直播信誉评级规则遵循信誉管理这一思路，根据主播日常直播行为给予分数，并依据分值对主播账号采取阶梯式管理，建立平台与主播约束关系机制。除了对主播设置减分规则外，网络直播信誉评级规则对于表现良好的主播，设置激励加分的选项有利于引导网络直播行业良性发展。

　　具体来说，应当关注业务全流程层面，在申请直播账号之前，平台方以及经纪机构应当对准备从业的申请人进行岗前教育培训，树立正确的网络直播素养；在每次开播之前，平台方除了以显著弹窗等方式提醒网络主播注意网络直播行为规范、直播礼仪以及职业道德之外，还应当结合网络主播现有的信用分值设置不同的职业道德和法律意识问答，只有正确回答之后才可以进行本次直播；在被认定违法违规直播时，平台方以及经纪机构应当对网络直播重新进行职业道德培训，完成网信监管部门制定的学习视频和答题测试才能够被允许再次直播。（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