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7日至18日，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丝绸之路”是人类历史上重要的商贸之路，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深度交融，是中国为人类文明史贡献的一项创举。
那么你知道“一带一路”最早的先行者吗？他是1600多年前的东晋高僧法显。在花甲之年离开长安去古印度取经，走的是传统的丝绸之路（陆路）；从狮子国（斯里兰卡）回国时，走的是今天的海上丝绸之路，前后历时14年。法显是最早到达古印度求法的中国人，也是中国经陆路到印度后由海上回国并且留下记载的第一人。
中国第一位到海外取经求法的僧人
翻开收录于《江苏文库·研究编》中的《江苏历代名人词典》，法显收录于其中，介绍是：“东晋僧人、旅行家、翻译家，中国第一位到海外取经求法的僧人”。
“在中国历史上，提到西天取经，很多人会第一时间想到唐代的玄奘法师。其实早在唐玄奘取经的两个多世纪前，就有一位僧人，以年届花甲的高龄，慨然西行求法，在执着的信念中完成了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壮举。”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法显传校笺》作者邵天松告诉记者。
据介绍，法显，俗姓龚。东晋平阳郡武阳（今山西临汾市西南）人，出生于约十六国时期后赵建武六年（340年）。因三位兄长均童年早夭，父亲害怕祸及法显，所以在法显三岁的时候就将他送到寺院剃度为沙弥，20岁受大戒。因为志行明敏，仪轨整肃，他受到了僧众广泛的敬重。前秦建元十六年（380年），法显从家乡来到了长安。因时常感慨佛教戒律的缺失，法显立下宏愿，决心到佛法的发源地，去寻求完整的佛家律法。
后秦姚兴弘始元年（399年），近60岁的法显偕同慧景、道整等人，从长安出发，经过了位于今天甘肃的河西走廊，西渡流沙，进入新疆塔里木盆地，进而穿越渺无人迹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取道和田，翻越葱岭，到达天竺境内。进入天竺之后，法显一路跋山涉水，游历天竺诸国，求法巡礼，足迹遍布了整个南亚次大陆。后来又渡海来到了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继而漂海至耶婆提（今印尼爪哇岛或苏门答腊岛），经南海而至台湾海峡北上。
东晋义熙八年（412年），法显携西行所获之《摩诃僧祇律》《方等泥洹经》等经律抵达青州长广郡牢山（今青岛崂山）南岸登陆回国。法显陆路而往，海路而返，行程数万里，前后十四年，一路历尽艰辛。近代国学大师汤用彤先生曾这样评价法显：“海陆并遵，广游西土，留学天竺，携经而返者，恐以法显为第一人。”同为求法高僧的唐代义净法师也在其《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说：“观夫自古神州之地，轻生徇法之宾，显法师则创辟荒途，奘法师乃中开王路。”
有学者曾认为，在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位西行求法的不是法显，而是一位叫朱士行的僧人，甚至还有人把朱士行当成是小说《西游记》中猪八戒的原型。
邵天松表示，朱士行是三国时期魏国的一位僧人，因为深感当时被翻译成汉文的一些佛经“文意隐质，诸未尽善”，于是发心远行，寻求佛经原典。甘露五年（260年），朱士行从雍州出发，开始了西行求法之旅。从这一时间来看，朱士行西行的确在法显之前。但根据《出三藏记集》《高僧传》等史料记载，朱士行西行并未如后世的法显、玄奘一样到达佛教的发源地天竺，只是到了当时的西域于阗（今新疆和田地区），而且此后再也没有返回中原，而是终老在了于阗。所以从这一点来看，法显才真正是西行求法的“创辟荒途”者，是第一位抵达古代印度本土求法巡礼并携带佛经返回祖国的第一人。
传说朱士行法号为“八戒”，所以此“朱八戒”便成了彼“猪八戒”的前身。但根据现存史料，只知道朱士行是第一位根据佛教戒律正式受戒的汉地僧人，但并没有记载说他法号是“八戒”，朱士行受戒后一直用的都是俗家原名原姓。事实上，佛教徒出家后起法号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大约在两晋之间，中土的汉僧才开始正式起名并使用法名法号的。因此，邵天松认为朱士行是猪八戒原型这一说法不足为信。
法显在南京翻译了大量佛经
法显回国的第二年，即413年，在另一位高僧，也是当时南方佛教领袖慧远的力促下，法显来到了京城建康的道场寺。
道场寺，位于今天南京中华门外、秦淮河以南（一说在晨光机器厂，即晨光1865文化创意产业园附近）。相传为谢石所建。谢石，就是在历史上那场著名的淝水之战中大破前秦苻坚的东晋名将，他死后被册赠为司空，所以人称谢司空。道场寺又被称为谢司空寺或谢寺。彼时的道场寺汇集了一大批杰出的中外僧侣。以天竺高僧佛陀跋陀罗为代表的僧人们在道场寺里翻译佛经，弘扬佛法，因此道场寺有“禅师窟”之称，也成为了当时南方重要的佛经翻译中心。法显携经而返的消息传到建康，自然引起了道场寺僧众的极大关注和兴趣。
大型纪录片《佛国记:法显西行》中法显艺术形象
法显带回来的梵文佛经很多，其中大部分是国内没有的佛教戒律经典。法显驻锡道场寺之后，很快便与佛陀跋陀罗一起开始翻译这批远道万里、来之不易的佛经原典。佛经的翻译是一项复杂艰巨的工作，翻译者既要精通梵、汉双语，同时还要具有精深的佛学修养。法显在中天竺巴连弗邑游历期间，接触到了多部佛经，但当地的佛经都是师徒口耳传授，并没有现成的文本。法显为了掌握这些珍贵的佛教经典，于是在一座寺庙里住了三年，刻苦学习梵文，并用梵文将这些佛经都抄录了下来。因此回国之后的法显不仅佛学修为高深，而且也具备了较强的梵文水平。
法显的西行之旅本来就是为了寻求佛教经典，而此时的法显已经是70多岁的老者，他深知自己余生已不多，要想将自己带回的梵文佛经全部翻译成汉文，凭他一己之力，可能是无法完成的。所以建康的道场寺对于法显来说，正是一方难得的可以实现理想的净土。这里不仅有相对安定的环境，还有佛陀跋陀罗这样志同道合的高僧和一群经验丰富的译经团队。在这之后的五六年内，法显夜以继日，殚精竭虑，和佛陀跋陀罗共同翻译了《摩诃僧祇律》《大般泥洹经》《方等泥洹经》《杂阿毗昙心》《杂藏经》《僧祇比丘戒本》等梵文佛典，共计6部73卷100多万字。
在繁忙的佛经翻译工作之余，法显还将自己历时14年西行求法、艰难跋涉的沿途见闻记录下来，这就是在佛教史和中外交通史上大名鼎鼎的《佛国记》，又名《法显传》《历游天竺记传》等。在《江苏文库·精华编》前言中指出：“江苏也是中国古代宗教发展的重要地区，留下了大量的宗教经典”，其中就特别提到了这部《法显传》。也正是由于法显与南京的这段渊源，2012年，道场寺遗址作为南京12个现存的海上丝绸之路的遗迹点之一，被列入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录。
《法显传》成为影响深远的世界名著
《法显传》篇幅不是很长，仅仅9500多字，但该书却是后世仅存的最早的关于天竺、西域的传记，内容涉及五世纪初中亚、南亚以及东南亚地区的三十多个国家的地理、交通、宗教、文化、风俗、物产等各方面，对佛教史、中外关系史、印度历史及中外交通地理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法显几乎走遍了北天竺、中天竺、南天竺等古代印度各个地区，他在书中以言辄依实的原则，详细、准确地记载了自己所到之处的地理状况。而由于文化传统和宗教的原因，古代印度却没有留下任何专门的地理学著作。这样，《法显传》里的相关记录就起到了填补印度古代地理学著作空白的作用。日本学者足立喜六也说过：“《佛国记》为一千五百年前之实地考察的记录，凡关于中亚、西亚、印度、南海诸地之地理、风俗及宗教等，实以本书为根本资料。故其价值早为世界所共认。”
同时《法显传》作为一部古代游记文学作品，如山月松风，质朴明畅，蕴含着丰富的文学价值。谭家健《中国古代散文史稿》评论道：“书中许多片段，描写生动，场景逼真，感情充沛。特别是在异国他乡对故国的思念，每每通过小事细物自然流露……文字虽短，纯真动人。全书风格质朴，接近口语。不用骈偶和典故，句法有如当时翻译文章，是六朝主流文学之外的另一支派，弥足珍贵。”
邵天松长期从事《法显传》研究，搜集了《法显传》所有存世版本，尤其是利用了此前学者未见的日本七寺藏《法显传》古写本，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考辨异文，详校详注，撰成《法显传校笺》一书，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更加可靠的《法显传》整理本。
“《法显传》自问世以来就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邵天松介绍，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在其《水经注》中便多次引用到《法显传》中的文字。南朝萧梁时期的僧祐在其编纂的最早的佛教文献目录著作《出三藏记集》中也将《法显传》收录其中。此后《法显传》历代相传，并先后流传到日本和古代朝鲜等域外国家，十九世纪以来更是被翻译成英、法等多国文字，成了影响深远的世界名著。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杨民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