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送哀思，每年的四月都因清明节染上一些伤感。捐献者纪念林内，数不清的器官捐献者名字被永久地镌刻在纪念碑上。而在这些捐献者生命的最后，为他们“摆渡”的正是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他们在“生”与“死”之间行走，见证生命延续。本期新华日报《健康周刊》走近江苏两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听他们讲述器官捐献背后的故事。

　　这是一项让人既难过又幸福的事业

　　“尽管已经过去了8年，我实在无法忘记第一次独立协调的场景。”江苏省淮安市涟水县红十字会秘书长张雪林2015年开始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工作，她也是淮安市唯一一位协调员。多年来，尽管已经成功协调了95例捐献，但第一次到病房中与家属沟通的画面，她仍记忆犹新。

　　“为考下资格证，学了法律、医学、伦理、心理这么多科目。为与家属沟通，在病房外站了十几分钟打好腹稿，但一推门看到泪眼婆娑的家属，嘴就像是被缝上一样，压根开不了口。”当时协调的第一例捐献者是36岁左右的男性，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一屋子人沉浸在哀伤里，张雪林没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跟着一起流泪。冷静下来后，她小心地问“我来的目的您可能知道，经过医生判断确实很难出现奇迹了，但您想不想让他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捐献者妻子的眼睛“亮了”，经过一家人深思熟虑，最终决定捐献肝脏、肾脏、眼角膜，让五个人获得了新生。

　　医院发现潜在捐献者、联系捐献者家属、宣讲捐献政策和法规、取得全部直系亲属的同意、协助完成捐献……这是工作流程，也是法律和道德的红线，缺一不可。

　　张雪林还记得2019年，一名40多岁的男子突发意外，男子的哥哥姐姐、成年子女和配偶全部同意签字了，等再次确认直系亲属信息的时候，她发现男子还有一个年迈的母亲并不知情。“妈妈已经96岁了，怕她受打击，我们不想告诉她。”虽然是家属的请求，但张雪林丝毫没犹豫“如果不能征求到全部家属同意，宁可放弃捐献。”

　　话虽如此，张雪林也很担心，老人究竟能否承受得住，万一发生意外，该如何面对一家人。让她没想到的是，在取得家属同意，和老人委婉表达后，老人拉着她的手一边哭一边说“姑娘谢谢你，这是好事，没想到我儿子还有机会救别人，生命也可以延续，这是我的盼头！”

　　每到这种时刻，家属的选择和展现出来的大爱都让张雪林动容。虽然在外人看来，是她陪着每一例捐献者走到人生终点，但她自己却觉得，是捐献者陪着她成长，也成就了她，让她有机会能成为帮忙传递爱心的人，也让她更努力地生活和工作。

　　13年1419例，每一步都异常艰辛

　　感人故事的开始，其实是“举步维艰”。

　　截至目前，江苏全省累计人体器官捐献登记志愿者超过45万人，累计实现遗体捐献5323例、器官捐献1419例。数字走到这里，用了整整13年的时间。

　　2010年3月，卫生部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联合发布《中国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方案》，南京是首批试点城市之一。南京市红十字会捐献服务部负责人刘文华就是从那时起，身份转变为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他也是全省首位专职协调员。

　　从2010年3月成为试点城市，到2011年7月1日第一例捐献成功，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刘文华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由于潜在捐献者基本都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急诊室和神经外科，培训医护人员，让他们成为发现器官捐献者的信息传递员势在必行。“逐个医院和科室的跑，一年时间跑遍了南京所有二甲以上医院的重点科室。”医护虽然能理解器官捐献事业，但出于对家属顾虑的担心，在实际操作中很难有积极性。要体系化开展器官捐献，一切都是新的挑战，他只能一边摸索一边前进。

　　刘文华回忆，在第一例成功之前，至少有过二十例的失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观念、死后火化遗体要完整的社会伦理习俗、“家人是否能理解的担忧”等都影响着器官捐献工作的开展。“有一次，家属已经同意捐献，在做器官评估看检验单时，才发现捐献者是一名传染病患者，捐献只能被叫停。”在一次次失败和碰壁中，流程不断被优化，体系也逐渐搭建完成。

　　2011年，一位退休工人突发脑溢血，家属在医院ICU外大屏幕上看到了器官捐献的信息，回想到父亲曾表达过器官捐献意愿，便主动联系了刘文华，顺利实现捐献。“这不仅是‘0’的突破，更具有极强的示范意义，他让更多家属知道了，医学是有限的，当我们没办法奇迹般挽留亲人生命的时候，还可以挽留他的部分生命，让更多人得到‘新生’。”

　　变化正在发生，爱未随着生命终止

　　曾几何时，人们对器官捐献协调员一直存在诸多误解，“劝捐员”的污名称呼屡见不鲜，也不乏有人索要高额财物来交换捐献。“很无奈，但还是要耐心反复和家属沟通‘自愿’‘无偿’的原则。”张雪林说。

　　“我们从来不会劝说家属，只是传递信息，让家属了解有这种选择，他们既可以选择捐或不捐，也可以选择捐哪一个或几个器官。”刘文华几次强调，捐献的第一大原则就是“生命不能因器官捐献而终止”，不符合捐献条件的，协调员绝对不会同意。

　　器官捐献工作也在逐渐发生变化，以前从前期沟通、签署法律文本、监督获取器官到后事处理等全部流程都要刘文华参与，现在的分工则更为细化。上游有医院兼职协调员负责沟通，下游有社会协调员负责安葬，专职协调员主要是签署和见证，职责分工在逐渐明确。

　　即便如此，协调员和捐献者家属不是冷冰冰的工作关系，因为爱心让他们产生了更多连结。不会主动打扰，但时时关注关心，刘文华总是把自己的联系方式留给家属，告诉他们有任何困难他都会尽力帮忙。

　　镇江女孩晨晨（化名）的爸爸妈妈在她小的时候就离婚了，爸爸去世后选择了捐献。现在她和婆婆租住在一个地下室里，婆婆是疾病缠身，每个月仅靠两三千元的退休金维持生活。当在ICU外第一眼看到这个懂事得让人心疼的孩子，刘文华就暗下决心要关注她的成长，为她提供帮助。“我的孩子和她差不多年纪，我经常告诉晨晨，有任何困难都可以来联系我。”

　　这项事业也让协调员的生活发生改变。“我凡事看得更开了，因为更知道‘生命高于一切’的意义。”刘文华说，这些经历重新塑造了他，让他形成了对生命的认知。

　　张雪林在工作的影响下，于2017年11月30日进行了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她坦言，工作的前两年也曾彷徨过、哭过，甚至动过换工作的念头，但看到近百个家庭的奉献和大爱后，她觉得要从自身做起。“我和丈夫都曾是军人，我的家人也多数都在医疗卫生行业，全家都能理解我的选择，并且做出和我一样的选择。”

　　“作为亲身经历者，我见证了人体器官捐献事业从无到有，现在进入稳定发展的阶段。”刘文华对这项事业充满感情，但他仍觉得不够，“协调员是这项事业中重要的一环，协调员的能力建设、队伍建设和自身对工作的认可与热爱都关乎生命的延续。我们要更快提高自身能力，因为每协调成功一例，就意味着更多人会得救。”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蒋明睿

　　图片来源 视觉中国